一周新書：野生作家如何“單打獨鬥”？

撰文 | 陳佳靖

編輯 | 黃月

《野生作家訪談錄：我們在寫作現場》

界面文化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19-06

2017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利用半年的時間完成了對14位中國當代作家的深度訪談，包括趙松、朱嶽、袁凌、劉天昭、於是、獨眼等。這些作家都曾或多或少出版過自己的作品，但他們的本職工作並不是寫作。在寫作之外，他們大都還有另一個職業身份用以謀生，有些人要依靠這份全職工作來養活自己的“兼職”寫作。鑒於他們“單打獨鬥”的寫作姿態，我們將其稱為“野生作家”，並試圖通過訪談走入他們的生活，讓更多人可以對這些自在生長於體制之外的作家有所了解。

歷時一年半的計劃和籌備，界面文化與中信大方終於在前不久推出了《野生作家訪談錄》一書，有幸讓“野生作家”訪談系列以完整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對於此前未曾關注這一系列的讀者，書中收錄的14篇特稿報導將一一解答那些關於創作者的疑惑：當代“野生作家”的寫作環境是什麽樣的？他們是如何在身兼多職的情況下保持長期寫作的？他們嚮往全職作家的身份嗎？許多寫作者也在訪談中表達了寫作對於他們的意義，真誠地與採訪者分享了他們在創作過程中的經歷。這些個性的聲音將為讀者展現中國文壇另類、多元又充滿生機的一面，讓那些在平凡生活中堅持文學夢想的普通人也能看到前進的路標。

《不能與不會》

[美] 莉迪亞·戴維斯 著 吳永熹 譯

楚塵文化 | 中信出版集團 2019-06

“我最近被一個寫作獎拒絕了，因為他們說，我很懶。他們說我懶的意思是我會用太多縮寫，比如：我不會把 can not 與 will not 的完整形式寫出來，而是會把他們縮寫成 can't 與 won't 。”

這是莉迪亞·戴維斯的超短篇小說《不能與不會》。2013年，在完成這個僅有兩句話的故事後不久，戴維斯就因寫作風格“極具創造力、精巧、並且極難歸類”獲得了布克國際文學獎。近幾年，戴維斯的幾部重要作品在國內陸續出版，除了長篇小說《故事的終結》外，她的多數作品都十分簡短，不具備傳統小說的敘事和情節。在短篇小說集《幾乎沒有記憶》和《困擾種種》中，很多小說更像是寓言、段子、詩歌、格言、書信甚至繞口令，這些都被戴維斯統稱為“故事”。

然而，形式上的精巧並不意味著戴維斯真的“很懶”。相反，越是熟悉戴維斯的讀者就越會意識到，想要以最短的篇幅展現日常生活中的荒謬與真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意味著作家必須具備極強的洞察力，才能使作品在確保言之有物的同時，不至於淪為一笑而過的段子。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不能與不會》中的122個故事也是如此，在戴維斯筆下，敘述者往往有著豐富的內心獨白，擅長以微妙的幽默感表達對生活的思索。恰如作家詹姆士·伍德所說，這些作品具有“一種狡黠的幽默感、形而上的陰鬱感、哲學式的壓迫感，同時還飽含人類的智慧”。

《法定幸福》

[羅] 諾曼·馬內阿 著 王中豪 / 高博睿 譯

新星出版社 2019-06

諾曼·馬內阿是當今羅馬尼亞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41年，身為猶太人的馬內阿和家人一起被遣送到烏克蘭的納粹集中營，最終他逃過一劫，於1945年回到羅馬尼亞，繼續在祖國生活了40年。1986年，馬內阿遭到當時極權政府的驅逐，成為了一名流亡者，從此在美國定居，以執教、寫作為生。評論家常常將馬內阿與另外兩位東歐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和赫塔·米勒並置比較，儘管三人都寫過不少以知識分子流亡為主題的作品，但只有馬內阿一直堅持以母語創作。在代表作《巢》中，他將自己形容為一個“異國情調的啞角”，這種對自身邊緣化命運的認定也在其小說《黑信封》以及回憶錄《流氓的歸來》中反覆出現。

近日，馬內阿的另一部小說集《法定幸福》由新星出版社譯介出版，書中包含《審訊》《機械人傳記》《工人階級之窗》和《風衣》四篇故事，主題仍是人們在極權社會和暴政體制中的微觀生活。不同於西方世界對極權社會的“奇觀化”想象，《法定幸福》中所描寫的社會景象不是荒謬、邪惡和異常的，而是一個更微妙、更複雜的“人間現實”。作為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和獨裁政府的放逐者，馬內阿的書寫中不僅有批判的聲音，還混雜著恐懼與尊嚴、抵抗與虛無，這使小說脫離了經典反烏托邦視角，折射出一個時代的真實面貌。

《人文的互聯網：數位時代的讀寫與知識》

徐賁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9-07

從互聯網的普及應用到人工智能的誕生，科技與人類價值之間的博弈始終是一個熱門話題。樂觀的技術支持者相信，互聯網終將引領人類通往自由民主的未來，而另一方面，公眾心中對技術的警惕從未真正消失，它正伴隨文化的凋零、思想的貧瘠、信息的混亂蔓延至人類世界的各個角落，重塑著個體和社會的意識形態。本書中所指的“人文的互聯網”（the humanistic internet）正是相對於“技術的互聯網”（the technological internet）提出的概念。它強調一種以人為本的思考，視互聯網為人類自由意志的產物。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人或者不是為了人，互聯網或計算機就不具有獨立的存在意義。

多年以來，學者徐賁關注公共生活和人文教育，已著有《什麽是好的公共生活》《閱讀經典：美國大學的人文教育》《經典之外的閱讀》等十餘部作品。在他看來，互聯網文化很可能是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之後又一次具有巨大積極意義的文化轉型，但前提是，對互聯網未來的展望不應該是單純技術性的，而是必須包含關於自由人類的普遍價值。為了拒絕非人化的價值觀念，徐賁在書中重申了人文教育在互聯網時代的重要意義，並通過“閱讀”“知識”“學問”“真實”“自由”“認知平等”六大關鍵詞，引導讀者提升數位時代的讀寫與知識能力，學會在對信息進行有效處理的同時，保有自由意識和自主性。

《衝擊與回應：從歷史文獻看近代中國》

費正清 / 鄧嗣禹 編著 陳少卿 譯

後浪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19-06

上世紀50年代，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費正清在他與學生鄧嗣禹合著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中提出“衝擊-回應”理論，詮釋了近代中國嘗試理解西方、適應西方的思想歷程。這一理論認為，近代中國是一個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傳統社會，缺乏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而從1939年鴉片戰爭起到1943年《南京條約》被廢除的近一個世紀裡，中國不斷遭遇西方的衝擊和挑戰，也開始在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展開變革，做出回應。從這一角度看，西方的強勢擴張具有積極的刺激作用，它讓中國以史無前例的規模和速度，完成了舊秩序的瓦解和新社會的重建。

“衝擊-回應”理論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後半葉海內外關於近代中國的研究，尤其在美國學術界佔有主導地位。然而，正如批評家們所指出的，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視角在某種程度上低估了中國自身的傳統和創造力。僅僅因為“西方的衝擊”發生在前而“中國的回應”發生在後，是否足以將“中國的近代化”等同於“中國的西化”？顯然，從反抗西方列強入侵，到“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思潮盛行，再到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文明內部的複雜性同樣不容小覷。如今，這部匯集了第一手史料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經過幾次修訂和補充後，仍發揮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它將幫助人們反思近代中國思想的轉型，並為當今中西世界之間的差異與聯繫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