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評價方式：請回歸單純

時至今日，量化管理模式依舊巋然不動，並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個中原因究竟何在？

原文 ：《回歸單純——學術評價方式變革的基本路徑》

作者 |蘇州大學 尤小立

圖片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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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量化管理模式為何難以取消

學術生產不同於其他類型的生產，它本身不應該允許無謂的重複，不應該有蓄意的造假，因為它隻認同一個標準或者說只有一個價值取向：創新。可是，在當下“創新”一詞日益泛濫，學術生產卻在眾生狂歡中迷失了方向。比如，最近，媒體披露的兩條與學術生產有關的新聞中，江西井岡山大學教師偽造數據，炮製70多篇論文，以及2009年國內論文產業的總產值已高達10個億。眾所周知，目前科研管理的行政性量化管理模式既是造成學術生產日益功利化的動因，又是推波助瀾的主要力量。取消量化的呼籲在差不多十年前便出現了，可是，時至今日，量化管理模式依舊巋然不動，並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個中原因究竟何在呢？

其實，量化管理是行政體制催生的產物。行政管理方式對大學及學術機構的滲透的一個標誌便是量化。因此，除非變革大學及研究機構現有的行政化的管理體制，量化管理是很難取消的。當然，行政化的體制也有著整合的優勢。它可以通過整合的力量，強化某些表面上與學術有關，實質上是非學術因素的迅速改變。中國論文數量在近幾年的節節攀升就是一個顯例。根據最新的統計，2008年中國在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收錄的中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僅次於美國，已經位列世界第二。這樣的成就，既滿足了“與國際接軌”的要求，又喚起了國家複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迅速現代化的渴望，在意識上、情感上以及理念上強化了量化管理模式的合法性。由於有“成功”的效果，即便是有眼光和有遠見的管理者，在作出哪怕是明智的改變時也容易猶豫不決。因為一旦實行純粹的學術性的管理模式，必然帶來“量”上的減少，可“量”上的減少是否真的能換取“質”上的提高，也是有待證明的課題。這種“成功”所帶來的兩難選擇成為行政性的量化管理合法性的又一個依據。

“軍令狀”式的科研管理方式成為通向“成功”的捷徑，學術GDP的追求熱情至今不減，它們所帶來的排名的上升，既可能體現自身的管理水準，又可能給學校爭取更多來自上級和地方政府的資源。所以，雖然面臨著輿論的壓力和學者的不滿，可到目前為止，沒有一所大學和研究機構願意公開放棄量化的科研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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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量化管理模式的負面效應

然而，行政性量化管理模式所導致的直接後果也相當嚴重。最近，英國權威的《自然》雜誌刊登的文章透露，中國科技部就科研造假行為對中國6家頂級研究機構的6000多名科研人員的調查結果表明，大約三分之一的學者承認有過剽竊、造假行為。這一驚人的現象的產生明顯與片面追求數量所導致的急功近利有關。

行政介入學術所帶來的數量增長的同時，也讓量化成為學者的生存方式。處於非典型的量化生存狀態的學者往往會為各種項目、各級別的課題申請而忙碌，為填寫各種表格而焦慮，並且在有組織的申請中成為利益均沾的享受者和迷途中的羔羊。而最有意思的是，成功的申報似乎比研究本身更值得慶賀。可是，對於人文學科來說，類似大會戰式的學術生產所引發的問題已經顯現。沒有個人的學術，就意味著學者主體性的缺失。其實這已經從根本上違背了學術發展的規律。在這樣的情形下，學者只是把完成項目或課題當成一項任務。此時，只有科研工作，而沒有科研生活。學者們不過是為生計考慮，不可能把研究當成一種生活方式。學者的科研興趣、科研能力與研究本身似乎永遠無法協調，他們與項目或課題之間永遠處在先結婚、後戀愛的“被計劃”的狀態中。這就使學者個人在從事科研活動之前所憧憬的學術境界徹底地破滅了。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希爾斯說：“在學術進步的思想中有一個內在的理想。這是一種由理解所闡明的生命理想”。這種所有人文學科的研究者所應具備的理想卻由於個人主體性的缺失而成為空白。

由於行政性權力的無限擴張，相應地便是學術權力的無限縮減。而目前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混同不分，也使得學者們一直期待的學術共同體的建設步履維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的存在就很難形成約定俗成的學術規則；沒有學術規則，不僅學術的進步很難判斷，而且也為學術造假提供了方便之門。像井岡山大學這位教師偽造數據發表論文的事情只是一個被媒體披露的典型案例。其實，在學術界和大學裡面類似的行為並不算稀奇，只是程度輕重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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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評價的單純化原則

學術評價應該由學術共同體作出，這已是學術界的共識。學術共同體與其說是一個具體的組織，不如說是一個“學術場”更合適。學者們在這個“場”中從事學術生產，遵守共同體的規範和規則，接受它的學術評判，一旦違背規範或違反規則，將受到這個“學術場”的排斥，以致被逐出“場”域之外。

在現有大學或研究機構的管理體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學術共同體要保持獨立性和純潔性並不容易。要加強學術共同體的影響力，就必須將學術的話語權轉化成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評價標準。這時候，學界領袖和學術權威針對學術現狀發言就十分必要。他的公開呼籲或公開批評則可能對學術共同體的正常成長產生良好的，甚至可能是意想不到的推動效應。

學術本身是單純的，學術評價自然也應該是單純的。學術的單純化原則就是要將學術評價嚴格限定在同行專家對學者的代表性學術成果的評議之中。現在的學術評價方式之所以顯得複雜，之所以遠離學術本身，主要是行政乾預過多所引起的。行政性的量化管理模式對於學術的評價總是在簡化學術成果學術性一面的同時強化非學術性的一面。比如它重視數量，將質量差異極大的成果簡化成一樣的阿拉伯數字，同時又非常重視成果是否有課題經費支持，經費的多寡，課題的級別，發表的刊物的級別和獲獎等第之類。這就將原本單純的學術複雜化了。事實上，無論是課題項目，還是獲獎，最終依據都是成果本身。在課題和獎項評定不能保證其公正性的情況下，將課題、獲獎看得比成果本身還重要，只能將學者從相對淡泊名利的狀態中抽離出來，啟發其趨利性，使學術評價繼續誘發名利角逐的悲喜劇。

學術成果看似單一實則豐富，學者的思想境界、學術眼光、學術功底和學術道德都蘊藏於其中。在學術評價時為避免學術以外的因素被層層放大，就需要把之前的項目課題之中的刊物級別以及之後獲獎都統統擱置，即便是作為參考也要盡可能地減少其權重，以樹立成果本身的絕對優先地位。而代表作制度，也可以避免無謂的數量追求。總之，只有本著回歸學術的單純，學術評價才不會偏離學術原則，才可以減少類似井岡山大學出現的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學術研究也才能形成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的局面。

文章原載於思想的力量——《社會科學報》十年精粹學術卷，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