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史上向來有“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說法。人們常常用來比喻，事情辦成之後，就把有貢獻的人殺害或者踢開。這句話用在開國皇帝身上最為合適。歷朝歷代，幾乎所有開國皇帝坐穩江山後，都會拿功臣開刀，以此來消除自己的威脅。作家倪匡先生將其歸結為歷史的規律，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凡事都有例外，人們理性總結的規律有時候並非適用於全部。拿“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來說，歷史上卻有一次例外，跳出了這個圈子。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杯酒釋兵權”實際上進行了兩次
我們所熟知的“杯酒釋兵權”實際上進行了兩次。第一次大家都比較熟悉，發生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太祖將石守信等禁軍高級將領留下喝酒，酒興正濃時，趁機訴說自己寢食難安，擔心部下黃袍加身的憂慮。石守信等人非常識趣，第二天便托病不出，並主動上交了兵權。
第二次發生在開寶二年（969年）。趙匡胤如法炮製，召鳳翔軍節度使王彥超、安遠軍節度使武行德和護國軍節度使郭從義等同時入朝，收回了眾人的兵權，其中王彥超被改授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事。同時，地方軍事事務由文臣代職。
“杯酒釋兵權”故事性很強，主要來自於北宋的丁謂的《丁晉公談錄》、王曾的《王文正公筆錄》，這兩本都是記錄作者當時故事的冊子，你可以理解為個人筆記，也可以理解為小說。其可信度顯然不及正史。儘管存疑，但不妨礙事態走向，中央禁軍和地方節度使的軍權太祖一定是收了。
皇權與武將集團的政治博弈
“杯酒釋兵權”實際上是皇權與武將集團的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實際上都是有代價的，於各方都是有得有失。
於武將而言，他們深知“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自己的下場無非是“失權”和“掉腦袋”。權衡利弊，武將們自然選擇前者。武將們雖然有所失，但並非無所得。他們得到了太祖親口許諾的奢侈與享樂。石守信等人卸甲後，“專務聚斂”、“好聚財貨”、“貪冒貨賂”，其生活遠非常人可以想象。於太祖而言，軍權收回，權力雖然集中了，但是失去了一批能征善戰的將領，而且這些將領生活腐化，加速了大宋官僚體制的異化。這些是太祖不曾想到的。當然，對於太祖全面改革的一部分，“杯酒釋兵權”僅僅是第一步。
酒宴僅僅是軍事政治改革的開始
“杯酒釋兵權”後，太祖實施了系列動作，進行軍事政治改革。軍事上，有三：一是設立樞密院，樞密使和樞密副使分掌軍政大權，同時與三衙統領各有所司，剝離領兵和調兵之權。二是內外相維，全國軍隊要麽屯駐京城，要麽戍守各地，兩者力量對等，相互製約。三是兵將分離，實行“出戍法”，禁軍分駐京師與外郡，內外輪換，定期回駐京師，使之“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通過以上三點，權真正釋到位了。
除了軍事，太祖謹慎遵守趙普提出的策略，實施政治體制改革。有三：一是由中央指派文官到地方任職知州，並設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權，逐步剝離了節度使的權力；二是各路設置轉運使，將所屬州縣財賦大部分送達中央；三是通過“出戍法”，有目的地挑選強壯計程車卒到中央，地方軍隊隻保留老弱病殘。通過以上措施，達到了“稍奪其權、製其錢糧、收其精兵”的目的。
“杯酒釋兵權”的惡果
“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杯酒釋兵權”以及後續實行的系列改革，一句話概括就是加強中央集權，強乾弱枝。其積極意義不言自明，但其惡果也不容忽視。
一方面，“杯酒釋兵權”含有對內嚴防的性質。對內嚴防則武將們可以毫不顧忌地貪腐，直接造成北宋內政的腐朽。有人說，太祖這是“以腐敗換兵權”，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一方面，“杯酒釋兵權”終結了軍政統治，開啟文人治國新時代，大宋從此走向了崇文抑武的道路。首先，武將的兵權被剝奪，英勇善戰的本領無法發揮，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其次，軍隊流轉過於頻繁，戰鬥力無法有效激發，造成了軍隊的效能的低下。從這一點來說，北宋朝廷無疑於作繭自縛。北宋時期，西夏、遼國等強敵環伺，威脅重重，由於軍事上的低效帶來了外交上的被動，埋下百年後北宋覆滅的伏筆。
“杯酒釋兵權”兵不血刃解除兵權，如果以亡國為代價，這代價未免太大了。
參考文獻：
1、張曉珉《“杯酒釋兵權”的真相》
2、丁守衛《“杯酒釋兵權”本質:宋太祖趙匡胤“以腐敗換兵權”》
3、向莉莉，王桂鋼，文逸博《探究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智與不智》
4、周恆，周焱《終結軍政統治動亂期開啟文人治國新時代—淺析“杯酒釋兵權”的影響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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