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因為薑文導演的《邪不壓正》，讓自己成為張北海先生的擁躉。可以講張北海先生是活著的“老舍”。從某種意義上看，張北海先生的《俠隱》不遜於老捨的《四世同堂》，抑或說他的現代漢語比老舍更流暢。近來，在多個薦書場合，我都大力宣揚《俠隱》。書話今日，特別編發澎湃網才女記者馬睿兩年前（2016年）對張北海先生的專訪文字，以表達對先生的崇高敬意。同時也對馬睿點讚。
張北海本名張文藝，生於北京，1949年隨家人移居台灣，就讀於台灣師范大學，1962年到洛杉磯繼續深造，1972年因工作遷往紐約，定居至今。他寫過很多關於紐約的隨筆，《人在紐約》《天空線下》《一瓢紐約》，但隻寫過一部關於北平的小說，《俠隱》。
這個“沒做過要穿正裝的工作”的紐約客，拒絕被貼“雅痞”的標簽；這個寫作起來“不能太傷感，也不能太溫情”的“老北京”，在《俠隱》裡，最關注的是淪陷前後困守古城的二十九軍將領——“他們都是小說時代的歷史人物。同時，他們也都是我父親的朋友，不少是我的‘叔叔伯伯’”。
從抗戰到今天，張北海的個人經歷不斷與大時代交織：“現實過於真實，更難有幻想”，何況，“二十一世紀可是從一個恐怖慘痛的‘9·11’開始，很難再有輕鬆好玩的心情了。”
澎湃新聞：談紐約之前，先談談北京吧。您是1936年出生在北京的，1937年，北京就迎來了北平時代“黃金十年”的最後一年。現在看這個出生年，是個蠻有意思的時點，1936年也是《俠隱》開始的時間。用小說裡的話說，“北平也不是他的家”，您為什麽會對北京（而不是成長的台北和生活的紐約），傾注那麽多心血？
張北海：我在《一瓤紐約》作者序中說，“四分之三世紀下來，我走過了兩個時代，兩個文化，和那八千里路雲和月。”當然，這裡說的兩個時代指的是“大時代”（民國建立經抗戰、內戰至今）。但是在個人成長過程中，大時代之下還會出現對當事人具有意義的一個個“小時代”。
我第一個這類小時代是我的童年期，也恰好是從抗戰到內戰，之後固然還有一連串這類小時代，像五十年代的台北、六十年代的洛杉磯，以及之後的紐約至今，但我已逐漸長大成年，現實過於真實，更難有幻想。但老年還是可以做夢，這麽看的話，也不妨說《俠隱》是一個千古文人的俠客夢。
這也或許是為什麽王德威教授會在2007年簡體版《俠隱》序文中有這句側面評語，“是在這裡，回憶與虛構相互借鏡，印象與想象合而為一。”
至於“傾注那麽多心血”，我相信這是任何寫作者都需要傾注的心血。但與此同時，為了寫一部寫實性小說，並以“老北京的消逝”為另一主題，那就更必須在求實方面多作點功課了。
澎湃新聞：《俠隱》裡寫吃，中餐西餐宴席涮羊肉，味道嵌在故事裡，會讓人忍不住想起唐魯孫們的北平味道。就像去年冬天，北京下了很多雪後，不斷有人感慨，一下雪，北京就像北平了。您為了寫《俠隱》當時也做足了北平的材料，寫北平風物的書和人，給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些？
張北海：開始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已退休，《俠隱》出版後，曾有網絡評語說，這“是給老北京的一首挽歌”，我也願意這麽想。
閱讀書寫北平風物的書和人，對我認識當年的面貌，至及小說寫作的幫助很大。其中，我最關注的是淪陷前後困守古城的二十九軍將領，他們都是小說時代的歷史人物。同時，他們也都是我父親的朋友，不少是我的“叔叔伯伯”。
此一層關係，或許是作者下意識地把自己和書中歷史人物銜接起來，但另一方面，潛伏在小說背後，是作者對反清起義到八年抗戰（像我父親）那一世代的致敬，也可以說是我給那一輩人的一首挽歌。
一段往事，我在二十九軍撤退圍城北平的一段敘述中，特別提到一個人名字，一位盧溝橋炮火中幸免死亡的少壯軍官——吉星文，他後來隨部隊到了台灣，1958年，他已升為少將師長，守防金門。“八二三”槍戰期間，我曾以廣播記者身份戰地訪問，只因沒有及時搭上母艦最後一艘遭擊沉的登陸艦，而未葬身羅灣，但吉星文將軍，卻在對岸炮轟之下陣亡。
至於書中的吃喝，我只能說，所提到的大部分都是我從小吃大的，北平淪陷之前和初期，政府人員和一些有能力的家庭都逃難去了大後方，但當時北平仍有一百五十多萬人，他們只能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掙扎著過日子。然而，為時八年的淪陷期間，北平市民還是要買菜吃飯，老百姓去老百姓的小吃店，有能力的上“東來順”、天津的“起士林”，日子好歹總要過。
澎湃新聞：讀者對《俠隱》的讚譽之一，是語言好。這讓人想起這兩年很熱門的一部滬語小說《繁花》，它向讀者展示了用滬語白話描寫上海的可能。在新一代越來越少講本地方言的今天，語言的豐富性減少是否也在相應縮小表達的太空？以及，說到語言，聯合國的翻譯工作對您的中文寫作有幫助嗎？
張北海：這個問題最好請教專家。我只能說，語言文字是活的，永遠在變，至於“變相縮小表達太空”，我覺得一定不是“語言的豐富性減少”。上一代的豐富性減少，總會被下一代的豐富性填補，主要還是看新世代在新語言文字的條件下，如何不受限制地發揮他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就方言來說，香港至今還有人在寫只有老廣看得懂的粵語方塊文章，但《繁花》的滬語敘述，我相信一般讀者都還可以接受，可是今天有幾個人還看得懂《海上花》？
聯合國翻譯工作對我的中文寫作是有些影響，這篇訪談中一定會有一些例子，但對我來說，它一方面讓我有機會熟悉外交和國際官僚語言，還同時擴充了我對文字的感受。
澎湃新聞：為什麽《俠隱》之後不再寫小說？有一種說法是，“俠”和老北京都消逝了，您要給自己畫個句號？您的北京和今天的北京是怎樣的關係？現在可以回答（幾年前無法回答的）“新北京的靈魂在哪裡”這個問題了嗎？
張北海：我的北京是我天真童年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是我現實老年的北京，是我只能去吃喝、看朋友、辦點事的北京。
至於“俠”和老北京都消逝了，是否要給自己畫個句號，我覺得這麽說倒是很可愛，只是太瀟灑了。但就小說另一主題“俠之總結”而言，那與其說是給自己畫個句號，不如說是我在設法打開一道門。
《俠隱》2000年在台灣出版後，我曾如此回答某報副刊編輯一個提問，“至於是否可能把‘燕子李三’這類型人物移到二十一世紀，使中國的想象太空出現一位當代遊俠，我認為絕對可能。這是一個仍在尋找作家的好題材。”
澎湃新聞：1986年，阿城來到美國，讀到《七十年代》月刊上一篇您的文章，便成為“張”迷，他說：“我常常尋思我為何迷張北海的文字，總結為，我在張北海的文字中，總能發現我自己思維中的空白點……這就是張北海的風度，風度不可學，學來的不是風度……也因此，我迷張北海的文字的根本原因，在於迷其風度。”這裡的“風度”，可以理解為“雅痞”嗎（這也是外界樂意給您貼的一個標簽）？您所了解的紐約雅痞文化，是什麽？它和北京的雅痞文化可有共通處？
張北海：首先，我一直把“Yuppie”譯為“優痞”，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優裕”超過他們的“雅”。
Yuppie源自Yippie,“異痞”（YIP，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國際青年黨”，而Yippie又源自“嬉痞”），它是六十年代末一個左派革命性組織，成員為當時反越戰、反權威、反體制的“異議分子”。這些“異痞”曾經抬出一隻活豬，作為“國際青年黨”總統候選“人”，大鬧1968年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大會。
但其發起人之一傑瑞·魯賓，卻在八十年代搞了一個商業性組織，沒有正式名稱，可是立刻給評論者命名為Yuppie（Young Urban Professional，“青年都市專業者”）。這些Yuppie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都在華爾街一帶金融區從事有高收入的職業，都比較有錢，也比較自我。考慮到魯賓是當年的大左派，現在卻成為他曾經大反特反的那個“體制”內一名中堅分子，卻是很妙。這也許是為什麽Yuppie一詞出現之後，就一直帶有諷刺意味。
所以千萬不要把阿城一番好意，且慷慨贈送給我的美稱“風度”，解釋為“雅痞”。
更何況自北加州“矽谷”以來，這更年輕一代的電子網絡天才鬼才，早就把殘余“雅痞”給打掃掉了。連《時代》周刊都曾在九十年代初，半開玩笑地登了一則訃聞聲稱Yuppie已死。
但Yuppie現又重生為“北京雅痞”，也是很妙。
澎湃新聞：您一直在關注國際大都會的演變，放在和台北、上海、北京的比較視野裡，您覺得哪些是定義紐約的關鍵詞？為什麽？
張北海：國際大都會有很多共同之處，如果要我用一個名詞來界定紐約，那多半是當年荷蘭留給紐約後代的遺產——“容忍”。
澎湃新聞：紐約的氣質也是在變化的吧？您說過，1960年代有它的陰和陽，陰陽兩方面有一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在以桑塔格為代表那批紐約知識分子凋零的今天，還在嗎？
張北海：我不敢說，那是距離我很遠的知識界。今天肯定是有繼承者，但很難會享有當年那些知識精英所享有的專有名詞稱呼“紐約知識分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
澎湃新聞：1960年代到1990年代，出現在紐約蘇荷區的人，今天在文藝領域，都頗有影響力：韓湘寧、夏陽、林懷民、陳丹青、羅大佑、李安……這個時段，有沒有形成像Bloomsbury那樣的“紐約華人文化圈”？
張北海：沒有。在不減損當年紐約蘇荷那些華人藝術家朋友的成績和成就的前提下，再看Bloomsbury group，男性成員幾乎都是劍橋出身，都是社會中上階層精英，有些還有爵位。作家小說家就有Leonard Woolf及夫人Virginia Woolf，歷史學家Lytton Strachey，經濟學家John Maynard Keynes，藝術家Vanessa Bell等，不是大師也是名家，都有影響極深遠的著作和創作。
如果要在紐約找一個類似的群體，我看只有Susan Sontag所屬的二十世紀中的“紐約知識分子”。
至於“蘇荷時代”，我也只能稱之為一個短暫的“蘇荷現象”，而就連這個“現象”，今天都難以再現。
澎湃新聞：您曾以大事記的方法寫過1970年代的美國，今天如果用這種方法寫近十年的紐約，會怎麽寫？
張北海：我那時還不算太老，才有那份心境，而今天，又老了好幾十歲不說，二十一世紀可是從一個恐怖慘痛的“9·11”開始，很難再有輕鬆好玩的心情了。
澎湃新聞：套用出版社宣傳語的那個“張北海你無法複製”的敘事結構，您出生時的懷表是張自忠送的，您是北京美國學校小學部最後一屆畢業生，台北美國學校初中部第一屆畢業生，高三到大一又跟著葉嘉瑩先生學中文。您那會兒的美國學校和今天的國際學校像嗎？這段“只有一個半人有過共同經驗”的受教育經歷對您的影響是什麽？
張北海：首先讓我做個更正。那個Omega懷表是馮玉祥送的，不是張自忠。
當年北京和台北的美國學校是美國教育制度的延伸，只要是為了不使美國駐華公務、外交、商務、宗教、文化和個別美國家庭子女的母語教育中斷，但也收當地學生。今天世界各地的國際學校，以我兒子在內羅畢就讀的國際學校為例，是為了所有駐肯亞首都的東西方國家子女，因無法就讀以斯瓦希裡語（Swahili）授課的當地中小學而設立的，且按照美國學校的教學方式以英語授課，也收當地學生。
就讀美國學校，對我來說，是很早就接觸到一個外國語文，認識到中國以外還有一個更大的世界，但又不如今天中國大陸來美的小留學生徹底，美式教育也比較偏重啟發學生思考。
我記得五十年代初，台北美國學校英語課老師講解正式辯論（正與反，pro and con）。她出了一個題目，要我們準備下星期抽簽辯論，題目是“論中國加入聯合國，正與反”。我回家請教父親，他聽完苦笑，“只有你們美國學校可以談這個問題。”我不記得抽到的是正還是反，贏了還是輸了。反正二十年後，我和中國同時加入了聯合國。
澎湃新聞：還有一個問題有關教育，您退休後到紐約大學做了五年學生，選修有關紐約歷史的課程。可以談談這段經歷嗎？
張北海：不是退休，而是寫完《俠隱》之後。
我覺得書寫紐約，不能再像早期那樣，隻憑個人所見所聞所讀所感，還是需要一個比較有系統的綜合了解。我在紐約大學（而非哥大）選課，因為離家較近。
我頭幾年選的幾門都是關於紐約四百年歷史的課，從十七世紀荷蘭殖民到二十一世紀“9·11”災難。以後選的，則比較多方面的專題課程，像紐約的建築、都市的發展、規劃和基礎設施，有關紐約的十九世紀經典小說，以及十九世紀三個國際大都會（倫敦、巴黎、紐約）的現代化……
然而，儘管我上了這些課，也在這座城市生活了四十多年，還寫了些相關的文章，但深深知道紐約是個大碼頭，我只能拜，同時也自知，“任它弱水三千，我隻‘能’取一瓤飲”。
澎湃新聞：最後還是忍不住問一個關於電影的問題。您看過薑文之前的電影嗎？印象最深是哪部？《俠隱》之後，關於這部電影的採訪突然多了起來，您喜歡接受採訪嗎？
張北海：是在薑文買下《俠隱》版權之後，才看了他早期執導的三部電影，都非常讚賞，但印象深刻的是《太陽照常升起》，這部電影讓我感到薑文是個敢冒險嘗試的導演。
坦白地說，我很不習慣公開當眾談論自己，儘管我也明白，訪問是作者的一項榮幸，也是寫作者對讀者及出版者應盡的一項義務。隻不過考慮到我不是一個公眾人物，而是一個台下而非台上，鏡頭後而非鏡頭前的寫作者，目前也隻限於一些書面訪問，像這篇。 ■
（文章來源：彭拜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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