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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隱》作者張北海:隻願俠夢不要醒

張北海:隻願俠夢不要醒

採訪、文 | 葉三

得知《俠隱》的作者張北海常居紐約時,我非常驚訝。在我的想象中,能寫出那般純正京味兒文字的人,必著長袍,喝豆汁就焦圈,每天在什刹海邊轉悠。

而張北海,卻是個被稱為“老嬉皮”的人。他1936年生於北平,新中國成立那年遷居台灣,三十多歲起定居紐約。看老照片,他仔褲長髮,墨鏡單肩包,從而立到耳順,過了“隨心所欲不逾規”,仍活脫是陳升《老嬉皮》中所說的那個遊蕩在百老匯的浪子——“訝異你說走了半生的路程,卻夢想醉臥在包厘街頭”。

張北海寫了幾十年的散文,從迪斯尼樂園到牛仔褲,一篇篇如光怪陸離的碎片,拚出了一個活潑的美國。49歲那年一場闌尾炎手術後,張北海回到北京,開始為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搜集資料。八年後,二十五萬字的《俠隱》完成。被文壇名家鍾阿城、王安憶、王德威、張大春等盛讚。而後,張北海不再寫小說,仍居於紐約,書寫美國。

2015年,張北海的散文集結為《一瓢紐約》,在中國大陸出版。導演薑文則將把《俠隱》搬上大銀幕,成為其“北洋三部曲”的終結篇。

為採訪張北海,我聯繫上了《一瓢紐約》的責編。得知老先生將手寫回復我的問題時,我一點也不驚訝。郵件發出,一周無訊息,責編笑說:“先生不知仙遊何方”。又一周後,一篇措辭極典雅的英文郵件到達我的郵箱。又若乾時日,我收到了十一頁稿紙合照而成的PDF檔案,老先生仍用繁體字,鋼筆書寫,字體圓熟瀟灑。

在最後一封郵件中,張北海謙遜地婉拒了我將手稿作為配圖的要求,他建議我放照片,“讓大家看看半個世紀前的我”。今年秋天,他將再一次造訪北京,他說,除了羊蠍子,他會去嘗嘗北京其他的“偉大發明”。

聯合國辦公室,紐約,1990(傅運籌攝)

訪談:

正午:您生於北京,十三歲即移居台灣,現在回憶起來,童年時的北京是什麽樣子的?

張北海:記憶中的北京童年,是相當美好的北京和童年,只是我不到一歲就全面抗戰,所以我母親說,“可惜文藝(本名)錯過了好日子。”

五歲之前,還有點印象的只是吃,至於“市容”,也只是跟著大人逛的一些景觀。另外是環城電車、東四牌樓及其一角高高在上的交通警察亭子,胡同口兒上的洋車,西直門內運煤的駱駝隊,夜晚的叫賣聲,和一些年節景像。

我也在天津上過學,除了吃的以外,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過海河大橋的三輪車,上橋坡的時候是倒著騎。

正午:在北京和台灣,您均就讀於美國學校,這樣的啟蒙給您的文字及文學觀念產生了什麽樣的影響?

張北海:當然是從小就有機會接觸到一點點西方世界。至於文學觀念,說來好笑,我是從當時令我著迷的中國“小人書”和美國的comics(編者注:漫畫)開始的。直到抗戰勝利我回到北平,才開始閱讀一些“小人書”和comics所根據的原著,從西游水滸三國紅樓夢等等到《聖經》故事,馬克吐溫,狄更斯,《基督山恩仇記》等等。但是讓我在此補充一句,當年美國comics,現早已更新而有了一個漂亮成熟的名稱:graphic novel(編者注:影像小說)。

正午:在書中,您曾提到過父親因不屈日本侵略軍而全家受到迫害,《俠隱》的時間背景也被設定為1937年,這段童年經歷是否成為了《俠隱》的寫作契機之一?

張北海:小說背景設在1936-1937年,倒不是因為家庭受到威脅(當然有),而是因為故事主題,即俠的終結與老北京的消逝,無論這一設想在歷史上成立與否。但書中藍青峰一家上下,是有不少我家的影子。

正午:您為何會選擇文學作為主修專業?當初有當個偉大作家的志願嗎?

張北海:當年台灣的大學聯考,我被分到師范大學英語系,之後來美,也選了比較文學。但我早就意識到,我不是一個搞學問的,更沒有做學者的興趣或意願,所以碩士之後即中途退學。

同時,我也沒想到要當作家,更別提偉大作家。我開始寫作純屬偶然,1974年應香港《七十年代》主編之約,先不定期,稍後定期撰寫專欄而開始。所以鄭愁予為我寫的一首現代詩中就說“著作隨緣卻無需等身”。

正午:在定居紐約之前,您在台灣度過了青春時代,也曾經歷了那片土地上的種種變遷,您可曾想過以此為背景寫一部小說?

張北海:沒有。我也不想再寫小說。至於台灣和之後在美國的個人經歷和感受,我還沒去想是否要寫。

正午:您曾說過研讀紐約史是為了更好地書寫那座城市,您的幾本散文著作也的確縱深入歷史和文化,將紐約描述得生動又深刻,那麽,為何對北京(北平)的書寫,您選擇了長篇小說這一形式?

張北海:我想是因為我對紐約或美國的認識還不夠。紐約是個大碼頭,我只能拜。這也或許是為什麽王德威教授說,“多年以來,張北海以有關紐約生活的散文享譽海外,然而他執筆創作首部長篇小說時,這位老紐約,卻必須回到老北京。”

正午:您在《俠隱》中塑造的那座“傳統和現代,市井和江湖,最中國的和最西洋的,最平常的和最傳奇的,融為一爐,雜糅共處”的北平是您精神上的故鄉嗎?1974年您第一次回到北京時,這座城市給您的印象又是什麽樣的?

張北海:北京是我的精神故鄉嗎?硬要說的話,可能是吧。但是我1974年第一次回北京,立刻感到“故鄉”人事皆非。我當然明白,天下人與事,都因歲月而物換星移。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鄉嗎?算它是吧!

正午:您曾笑言“長篇寫作是一部辛酸史“,在《俠隱》歷時六年的寫作中,您遇到過瓶頸嗎?曾想過放棄嗎?

張北海:不要說長篇小說會遇到瓶頸,連我寫紐約的幾千字散文,都會遇到。在此時此刻,寫作者都需設法突破,且各自有各自的辦法。而突破不了的,你我也就看不到此人的作品了。

一部長篇,很像一件龐大工程,從開始到完工,每個階段都免不了這裡修修,那裡改改,《俠隱》每一章回,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這裡修修,那裡改改。整部小說完成之後,仍需一再修改。對我來說,我想其他寫作者也同意,這是任何寫作在所必需的,而且在這大局已定的最後工序,也是我在寫作過程中最後的滿足。

正午:您曾說寫作《俠隱》是了卻一個心願,完成這部小說後,您對寫作——特別是小說寫作的認識有變化嗎?

張北海:因為已經了了一個心願,也就無需去想一些對小說寫作的認識有了什麽變化。倒是對我寫非小說,卻讓我更加對文章的結構、文字、節奏,以及主題的表達,有了進一步的尊重。

正午:相對於您一直堅持的散文寫作,您認為虛構寫作是否更困難,對作者是否有更高的要求?

張北海:我覺得虛構和非虛構都不容易寫,而非虛構還有一層考慮,即創作者不能憑空創作,要盡量避免任何事實上的錯誤,切記“魔鬼在細節”(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正午:《俠隱》的情節構建、人物塑造及語言都在華人寫作圈內得到了極高的評價,很難相信這是您的第一部虛構作品。在此之前,您有過虛構寫作的嘗試嗎?

張北海:在學校期間試著寫過短篇,但很快放棄。短篇形式不適合我的個性。

正午:就小說寫作而言,您有沒有受到其他作家的影響?如果有,是什麽樣的影響?

張北海:很難“就小說寫作而言”,因為我隻寫了一部小說,還是通俗性武俠,而且也不想再寫了。可是“有沒有受到其他作家的影響”,那當然有。而就《俠隱》來說,基本上是傳統武俠小說前輩,主要是三十,四十年代幾位大師。舉一個例子:早在四十年代,鄭證因就已設法把武俠人物帶進二十世紀。他那部《鐵傘先生》開頭,就說在北平去天津的火車上有位老頭,身邊一個布包,窗邊立著一把鐵傘。當然,這把鐵傘是老頭那把鐵劍。寫了一輩子武俠小說,也真會武功的鄭證因,當然知道在二十世紀,不可能有任何江湖人士,身背一把劍上酒樓。除他以外,張恨水的《啼笑姻緣》也有一對武俠人——關氏父女。

正午:您在《俠隱》中塑造的俠士李天然是個歸國的海外留學生,會用槍,這跟古典主義的俠士形象大不相同,這個人物身上,有您自身的投射嗎?

張北海:即使有“自身的投射”,也是作者下意識地做一個俠客夢。

其實,小說也好,李天然也好,還是相當傳統,隻不過故事和人物出現在二十世紀,而非古代。不熟悉三十,四十年代武俠小說的讀者,比較難以體會李天然在美國這一段情節的意義。

舉例來說,鄭證因的鷹爪王,是敗給了仇家之後,遊走江湖,另拜高人,才苦練出一手“大鷹爪力”絕招。這才能克服仇敵,而李天然,儘管學的時候沒有這個自覺,但還是學會了使用現代武器手槍。至於他跟古典主義的俠士大不相同,也正是《俠隱》的主題之一。

正午:《俠隱》的“隱”不僅是您筆下描寫的“大隱隱於市”——遊走於北平的街巷,也被解讀為“俠之終結”,您怎樣看待這樣的解讀?

張北海:這是一個合理的解釋,但是還有一關。即使在傳統武俠小說裡,武林或江湖人士也從不招搖過市。俠義道,綠林道,雖然不一定“大隱隱於市”,但是都不會在人世間社會暴露身份。他們都隱藏在他們的江湖。至於“俠之終結”,則非常明顯,時代變了,槍炮取代了弓箭,法律取代了道德正義。

正午:為寫作《俠隱》,您回國多次,搜集了大量資料,能具體講講您在哪裡、怎樣搜集它們嗎?其中有什麽趣事嗎?

張北海:不是回國,也不是為了寫武俠,才開始收集。中英都有,多半是有關我出生的年代和老北京。但沒有什麽趣事,只是當初在台北,香港,北京,紐約,為了了解一下我的出生年代和出生之地買的一大堆書,對我後來寫《俠隱》的幫助非常之大。

正午:《俠隱》即將被搬上大螢幕,您對這部由薑文導演的電影有何期待?

張北海:小說是我的作品,電影是導演薑文的創作。我相信他,就應由他放手去拍。

正午:您非常了解好萊塢及美國電影文化,您認為《俠隱》的電影表達是否適合好萊塢的範式?在您看來,西方電影中“俠”的概念與東方文化中的“俠”最大的區別在哪裡?

張北海:無論是否或應否或需否合乎好萊塢的範式,並不重要。只要拍的好,就是受到歡迎重視。想想看,當年黑澤明的武士道電影,正是如此,打進了好萊塢和世界電影。

“俠”的概念是學術問題,我只想指出,東西方的“俠”,除了歷史文化背景不同之外,都站在弱小無力,受害受冤受苦人士這一邊。

至於好萊塢的打鬥動作片,有心人不難發現,近四十多年來,其主角英雄在武打方面,已受到中國武打動作的影響,就中國功夫來說,主要歸功於李小龍。在他還未出現在電視電影之前,就已經是好萊塢圈內名人。當年不少大小明星都是他的徒弟。等到他先美國電視劇《青蜂俠》,及稍後的香港《唐山大兄》及之後一部部武打片上演,全美,全世界都瘋了。

正午:您最近一次進電影院是看哪一部電影?您觀看中國導演——特別是薑文——的作品嗎?您是否了解幾年前由《臥虎藏龍》為中國電影帶來的又一輪武俠熱潮?

張北海:最近一次在電影院看的也是一年多前了,就是我在《一瓢紐約》最後一篇提到的《Angel’s Share》。

看過三部薑文導的電影,是在他買下《俠隱》片權之後,都非常喜歡。

至於《臥虎藏龍》帶來的又一輪中國武俠熱潮,我一部也沒看過,但我的感覺是,如果片子的評論或票房好,那是李安造的福。否則就只能說是《臥虎藏龍》惹的禍。

正午:距離您完成《俠隱》又過去了幾十年,您對“俠”是否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有,您會將其賦予到《俠隱》的電影版本中嗎?

張北海:沒有什麽新的理解,但無論有與否,我都不會給薑文添麻煩。

但我想指出,武俠是千古文人的俠客夢。作者讀者都在做這個夢,可能還需要做這個夢,我只是希望這個夢不要覺醒,好給那些受苦受冤受害的無助人士,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希望,而只是一個精神寄托。當然,總會有人說這是逃避主義,但在人們不能再憑國術打抱不平的今天,只要有人敢於站出來為受害人說幾句話,就已經在延續“俠”的精神了。

正午:我們了解到您仍然用紙筆進行寫作,為何堅持這樣古典的書寫方式?您排斥電子設備嗎——無論是閱讀、書寫乃至攝影?

張北海:我不排斥電子設備,只是學得很慢。目前也只是用它來電郵,查谷歌,維基等等。

我的國語很正,只是少了北京土味兒。但我之所以一直手寫,主要是習慣。同時,對我來說,從腦到手,手到筆,更為直接,不必再通過拚音選字。我覺得這樣會擾亂了我的寫作思路。

正午:維特根斯坦說“語言的界限意味著世界的界限”。作為生活在英語環境中的中文寫作者,兩種不同語言是否對您構成困擾?在構思直至落筆時,您是用英文還是中文的思維方式?您曾將Teenage譯為“三九少年”,這是個美妙的翻譯。在您看來,作為拚音文字的英語和象形文字的中文,各自的美感在哪裡?

張北海:“語言的界限意味著世界的界限”。沒錯。能掌握一種外語,就多認識一個世界。環繞地球多次的我,在一個不講中文英文的異地,不要說認識那個世界,就連走馬觀花都無從知曉到底是什麽。

書寫時,中英思路並行。在出現一些英文語法時,我也盡量以最佳中文方式來表達。

我不敢評論拚音文字的英語和象形文字的中文,各自的美感在哪裡。我只能說,如果你不知道某個中文字的讀法,你連查拚音編著的中文字典都麻煩,還要先去查部首。而如簡體字,查部首都會出現麻煩。

正午:在您平常的閱讀中,英文和中文各佔多少比例?

張北海:大半是英文,但很雜。

正午:在《一瓢紐約》中您寫博物館,寫牛仔褲,寫報紙上的訃告,甚至廁所……您認為,了解一個城市最好的方式是什麽?

張北海:首先是生活其中。如想進一步認識,那就要看個人的興趣,需要或關注,去閱讀一些前人今人的有關著作。

正午:您經常閱讀文學作品嗎?您喜歡哪些作家?

張北海:自我離開學校之後,仍在設法看一些以前應看但沒看,和當代一些主題故事吸引我的作品。至於是哪些作家,則不勝枚舉。

正午:您家中的藏書多嗎?或者,除了書,您有其他的收藏嗎?

張北海:無所謂藏書,只是一些學校指定的必讀書。其它,興趣和寫作之需。主要還是有關紐約和美國的著作。

正午:您好酒——現在還好嗎?您還抽煙嗎?您平常喜歡聽什麽音樂?經常去百老匯嗎?您仍然是陳升所描述的那個“老嬉皮”嗎?

張北海:很慚愧,伴我多年的煙酒,仍未完全拋棄,只是近二十多年,相當節製,量少了許多。

我和搖滾同時渡過青春期。貓王隻比我大一歲。我算是今天少有的從78到45到33轉唱片,聽到cassette(編者注:磁帶),到光碟的過來人。但今天,聽的比較多的是藍調,節奏布魯斯,鄉村和fork。偶爾也懷舊一下,聽聽五十,六十年代的搖滾經典,hip-hop很過癮,但我最多只能聽三分鐘。搖滾永遠是年輕人的音樂。

百老匯音樂劇或戲劇,近年來較少。即使去,也多半是陪首次來紐約的朋友體驗一下。

“老嬉皮”是陳升和張艾嘉的戲語,不必當真。

正午:您怎樣理解“美國夢”及美國的消費文化?

張北海:“美國夢”不是一句口號或聯邦政策,而是一位歷史學者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創造的一個名詞。而其原始意義並不涉及“美國消費文化的最好象徵”。他是看到美國自是十九世紀初,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來自世界各地的千百萬移民,為了逃離各自母國的政治,經濟,宗教,社會等等迫害,前來一個比較公平法制的土地,可憑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追求一個較為美好的生活和未來,而將此一現象,此一追求,稱之為“美國之夢”。

今天,此人及其著作早已被人遺忘。但是他提出的這個“美國夢”,自問世之後,不論美國經歷了多少經濟危機,大戰小戰,社會動亂,現在還一直不斷地有一批又一批合法非法移民前來此地,即可顯示“美國夢”依然可以適用至今。

正午:您經常上網嗎?會上twitter嗎?還會像關心70年代的伍德斯多克一樣關心當下美國年輕人的生活嗎?

張北海:我不會twitter,也沒有其他類似玩意兒,直到去年十月,朋友吃驚地發現,我竟然沒有手機,才送了我一支iPhone5s。

我大致還關注,同情地關注今天的美國年輕人,但不像當年那樣以同代人的眼睛去看。

Woodstock那種熱情,像是那一代年輕人的初戀,現早已成為記憶。但是十九世紀英國詩人Alfred lordTennyson那行詩句,“It’s betterto have loved and lost,than never to have loved at all”(情願愛過而後失戀,也比從來有沒有愛戀過要好),卻是一個淒美寫照,無論熱愛的對象是人還是搖滾。

正午:您最近一次來北京是什麽時候,這一次又有什麽不同的感受?

張北海:最後一二次是2013年,那次和再上次最大的收獲是吃到了羊羯子,再配上四兩二鍋頭和大餅,真是一大享受,這是北京近十年創造出來最了不起的小吃。

感化教育洛杉磯,1963

—— 完 ——

鳴謝:世紀文景出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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