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斥的代價：從普魯士到魏瑪德國的自由主義

德國是歐洲的重要國家，也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關於納粹的崛起，以及德國反猶主義的起源和發展，學術界已經有大量研究。比如有關學者的研究已經揭示，在納粹崛起的過程中，正是魏瑪德國的右翼民族主義（德國國家人民黨DNVP），以及兩個自由主義政黨（德國民主黨DDP和德國人民黨DVP）的選民轉向使得納粹佔有了大量議會席位，為納粹上台，或者說，以興登堡為代表的普魯士權貴鋪平了路線。賦予希特勒無限權力的《授權法》上，也有魏瑪議會中僅存的七名自由主義議員的簽字。那麽，這些自由主義者政黨及其選民的轉向是如何發生的呢？埃裡克·庫爾蘭德（Eric Kurlander）在《排斥的代價》一書中，通過討論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下西裡西亞，以及阿爾薩斯（這是作者設定的“對照組”）三個地區的自由主義從十九世紀後期到魏瑪德國終結這個時代的歷史，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初步探討。作者之所以選擇這三個地區，是因為在普魯士德國期間，這三個地區都是自由主義力量強的地區，而到了魏瑪德國，尤其上世紀三十年代，還處於德國領土範圍的前兩個地區都成了納粹重鎮。這一切是怎麽發生的呢？

首先我們簡要地回顧一下德國自由主義，尤其是十九世紀中期的普魯士自由主義。大家都知道，1848年德國與其它歐洲國家一樣都發生了革命，這次革命不幸失敗，但是革命之後的普魯士德國，在資本主義的路線上繼續昂首闊步前進。這個時候的普魯士自由主義者則日益放棄了他們早先的立場，逐步和普魯士政權結合起來。雙方首先在普魯士德國的帝國主義措施，特別是海軍事務上結合了起來，馬修·菲茨帕特裡克（Matthew Fitzpatrick）在其著作《德國的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 in Germany）中已經對這一點做了詳細的探討。同時，雙方在一系列內部事務上也合作愉快，達成了“共同的底線”。至於德國自由主義在國內事務上的表現，在這個方面已經有了一些研究，例如本傑明·拉普（Benjamin Lapp）在《來自右翼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一書中就對薩克森地區的狀況進行了研究，指出當地中產階級從反對社民黨及其改良主義措施到支持納粹的演變過程。那麽，魏瑪德國的其他地區又如何呢？

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位於日德蘭半島，和丹麥接壤。在普魯士和丹麥戰爭之後，從1867年起，這個地區正式成為普魯士的一個省。從這時開始，當地流行的就是一種民粹主義式的民族主義（voelkisch nationalism），這種思潮強調的自然也是當地的德國種族，強調種族純潔與尚武價值。換言之，這種民族主義已經向種族主義邁出了一大步。這個地區的自由主義也就成了“民粹主義式的自由主義”（voelkisch liberalism）。有趣的是，當地的自由主義甚至認為普魯士太“斯拉夫化”了，換言之，他們的民族主義比普魯士的民族主義更加“激進”，他們和第二帝國時期的“全國性”自由主義黨派也頗為格格不入。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這個地區也就成了德國民族主義（毫無疑問，這種民族主義的重心就是對外侵略擴張）最強大的地區。

這種民粹主義式的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確也有一些衝突，但是這個地區的自由主義大佬試圖對之加以調和。該地區進步黨人士弗裡德裡希·霍夫曼（Friedrich Hoffman）就認為，為了促進“社會平等”，國家乾預是必須的。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這些自由主義者認同了改良主義，相反，他們始終視社會民主黨如寇仇。1903年德國大選期間，該地區的民族自由主義政黨領袖直接認為，所有自由主義團體都應該成為普魯士政權在所有重大民族政策和世界政策上的負責任的支柱。大家都知道，這個地區是普魯士通過戰爭從丹麥手裡奪得的，因此生活著不少丹麥裔居民。後者也就成了上述自由主義者的眼中釘肉中刺。不過，這些自由主義者還是出於種族理由承認了丹麥裔居民的自決權——這也是他們否認斯拉夫裔居民，尤其波蘭裔居民的自決權的同一理由。

毫不令人奇怪的是，他們也吸收了反猶主義。與此同時，這個地區的自由主義者也發現，他們和猶太裔居民或者猶太人議題的結盟，使得他們的選民背離了自己。於是，該地區的自由主義報紙對猶太裔激進左翼人士展開了凶狠的攻擊，例如，《伊策霍爾新聞報》（Itzehoer Nachrichten）直接指控所有猶太人都是“紅色和黃金”（Red and Gold）國際陰謀的盟友，該報甚至“鼓勵”當地的猶太人和猶太裔政治家離開自由主義，進入社會民主黨。熟悉歷史的人很容易就會發現，這個指控在日後的回響。雖然也有一些自由主義者對東歐例如沙俄的反猶主義提出批評，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這和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南方種族隔離制度的指責一樣，是照別人而不照德國自己的手電筒。雖然個別進步黨人也想傾向社民黨，但是他們仍然抱怨社民黨對“軍國主義和海軍主義”的無條件反對。

這個地區還是德國新教的傳統重鎮，不過，新教在種族主義問題上的表現並不良好。不用說，當地的自由主義選民對一部分自由主義政黨吸納德國工人的企圖也反應冷淡。雖然進步黨人在名義上的政策和社民黨不無接近之處，但是，如果前者在民族問題和少數族裔問題上對後者做出讓步，他們的選民就將離開他們。1903年該地區的自由主義政黨在選舉中慘敗，他們的反應則是進一步轉向右翼，轉向民族主義。他們這樣做的時候，通常熔社會改良和帝國主義於一爐。1905年的摩洛哥危機中，無論是進步黨，還是民族自由主義者，都和比洛（Buelow）集團達成了“共同底線”，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的自由主義也在民族主義、反對社民黨的基礎上實現了統一，該州的選舉中，幾個自由主義者甚至對保守派候選人禮讓三分。瑙曼（Friedrich Naumann）調和自由派和社民黨的企圖在其集團內應者寥寥。轉向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也如願以償地在1907年選舉中收復了部分失地。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這樣，1908年，巴特（Barth）、布萊特希爾德（Breitschield）等人士就與該地區的自由主義者分道揚鑣，洛塔爾·許京（ Lothar Schueking）則寫了一本書批判農業聯盟、保守派和民族主義者。這本書激怒了德國各地的自由主義者，不過沒能改變普魯士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瓦爾德斯坦（Waldstein）等持普遍主義立場的人士也被其政黨要求降低調門。自由主義者繼續攻擊社民黨。不奇怪，在一戰前日益激化的歐洲列強矛盾中，普魯士自由主義者也是火上澆油；戰爭爆發之後，普魯士自由主義者，例如特勞布（Gottfried Traub）、赫克舍爾（Heckscher）等則企圖吞並中東歐廣大地區，並和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等攜手同行。

一戰以普魯士德國的土崩瓦解而告終，不過，德國自由主義者並不認同魏瑪共和國。在這些自由主義者的眼裡，魏瑪共和國是虛偽、淺薄，而且“非德國”的，他們追求的是一個能夠培育並且捍衛德國民族特性（Volkstum）的國家。1918年之後，魏瑪境內工人起義不斷，右翼民粹主義青年組織和準軍事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各個地區的獨立思潮也在戰後初期甚囂塵上，石荷地區也不例外。魏瑪德國的兩個自由主義政黨德國民主黨（DDP）和德國人民黨（DVP）在這個地區也和一戰前他們的先輩那樣，繼續訴諸民族主義。在這種氣氛下，猶太裔人士日益從該地區自由主義政黨高層中被排除掉。例如，德國民主黨就是因為其猶太人身份而拒絕前述的瓦爾德斯坦成為該黨在其選區乃至該省成為議員候選人。雖然個別自由派例如保羅·納坦（Paul Nathan）對此頗為不滿，但是該地區的絕大多數自由主義者都安之若素。當地的自由主義政黨采取的是既盡可能排斥猶太裔人士，又指望別人對此不予理會的掩耳盜鈴手法。德國民主黨人、石荷地區這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者之一，未來的納粹經濟事務負責人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公開批判“猶太民主黨人”為世界主義的和平主義者。該黨的多數也讚成沙赫特。

一戰之後，石荷地區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社會基礎之間的裂痕相比戰前也有所緩和，該地區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對抗社會民主黨的“共同的底線”也因此更加堅實。這種對抗既針對社會民主黨在該地區的社會基礎亦即農業工人，也針對社會民主黨的外交和民族政策。這個地區的中產階級之所以選擇德國民主黨，也是因為該黨把下列主張結合了起來：自由市場自由主義、反對普魯士的特殊論、強調族群特性的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以及反對馬克思主義。雖然在魏瑪共和國的中央政府裡，德國民主黨和天主教中央黨以及社民黨組成了聯合政府，但正是這個聯合政府，使得石荷地區的中產階級和德國民主黨離心離德。在反猶主義方面更加曖昧、反對社民黨也更加堅決的德國人民黨，也就取代了德國民主黨，成了石荷地區最強大的自由主義政黨。德國人民黨在卡普-呂特維茨（Kapp-Luettwitz）政變、重建君主製、猶太人問題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也就口是心非、搖擺不定。如前所述，石荷地區本身是普魯士通過戰爭攫取的，那麽在一戰之後這個地區尤其是石荷北部的歸屬就成了爭議焦點之一。石荷地區的德國居民組織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協會，這個組織的幾乎所有出挑成員也是該地區自由主義政黨的領袖。不過，這個聯合會鼓吹的並不是自由主義民主，而是通過自決權實現民粹主義的擴張。和前述的魏瑪其它地區一樣，石荷地區也湧現了大量右翼民粹主義的準軍事組織。而且正如本書作者指出的，這個地區自由主義者對待魏瑪的態度和該地區激進右翼，如“青年日耳曼人”（Young German）對待魏瑪的態度幾乎毫無二致。他們只是因為魏瑪能夠暫時完成他們設定的各項任務暫時與之妥協。

1924年後，雖然魏瑪德國得到了暫時的“穩定”，但是石荷地區的自由主義進一步朝著民族主義方向進行。這個地區的德國國家人民黨（DNVP）力量也隨之不斷加強。德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共同的底線”最終成型了。每當魏瑪自由主義者在選舉中表現不佳，他們也以進一步轉向右翼應對。到了1928至1929年，這個地區的德國人民黨和德國民主黨已經大大方方地提出右翼民粹主義主張了。毛倫布雷歇（Maurenbrecher）等自由主義者也最終成了納粹。1933年，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的民粹主義式民族主義，以及民粹式自由主義走到了終點，這個地區也就成了魏瑪境內僅有的一個納粹通過選舉上台的地區。以沙赫特為代表的該地區不少自由主義者們也對之歡呼雀躍，並鹹與維新。

下西裡西亞地區與石荷地區殊途同歸。這個地區和波蘭接壤，也有不少波蘭裔居民，因此，這個地區的民粹主義式民族主義不僅針對猶太人，也針對這個地區的波蘭裔居民。如果說這個地區的自由主義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的自由主義有什麽不同的話，那就是這個地區的自由主義者，尤其是自由主義政黨高層中有不少猶太人，這些人當然不會接受反猶主義。這個地區的自由主義者轉向納粹的程度和他們的石荷地區同儕相比也有所不同。當然，他們的“日耳曼”自由主義同道就不會如此了。當普魯士保守主義以“猶太人”攻擊自由主義時，這個地區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是反對反猶主義本身，而是認為其觀點知識等級不夠，換言之，這裡的“日耳曼”自由主義者和其石荷地區同道一樣，並不支持民族平等。這些自由主義者在猶太人問題上往好裡說也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他們的反猶主義不僅針對東歐猶太人，也針對已歸化的猶太人。早在一次大戰中，儘管德國猶太人“踴躍參戰”，但是這個時候猶太人已經成了德國右翼設定的替罪羊，德國自由主義者也加入了這股大合唱。儘管這個地區猶太裔自由主義者創立的《猶太人民報》（Juedische Volkszeitung）持歸化派立場，並主張一次大戰表明“日耳曼人和猶太人萬眾一心”，他們仍然被自己的自由主義同儕攻擊為太智慧、太成功，而且太民主了。

如前所述，這個地區有不少波蘭裔居民，雖然當地的自由主義者們認為石荷地區的丹麥裔居民和德國人種族地位相當，因而擁有自決權，但是他們同樣認為，波蘭人的種族地位比德國人低，因而不享有自決權。這個地區的自由主義者也認為自己是文明的化身與象徵，因而有義務反對斯拉夫蠻子。他們甚至反對天主教政黨和社民黨的存在本身，他們支持的是普魯士德國的“法治國”（Rechtsstaat），而不是自由主義民主。儘管這個地區的自由主義政黨在這個時期對普魯士右翼多有反對，但是這並沒有使得他們支持社民黨，他們始終視社民黨為敵人。

不過，這個黨的黨首歐根·裡希特（Eugen Richter）1906年去世之後，再也沒有強有力的人物阻止這個黨朝著民族主義方向前進了。但即使是該黨內對民族主義有所保留的領袖也得承認，這個時期普魯士農村和小城市中產階級中的帝國主義傾向相當強烈。1907年1月的選舉中，這個地區的進步黨人、民族自由主義者、保守派和反猶主義者正式達成了聯盟。對付社民黨和天主教中央黨。因為刊登了一個猶太商人呼籲該地區自由主義政黨支持社民黨的個人廣告，該地區的《布雷斯勞晨報》（Breslauer Morgen-Zeitung）甚至公開致歉。和前述石荷地區的自由主義者一樣，他們也結合了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並成了比洛集團的支柱。當然，這個地區反對上述聯盟的聲音更大一些。前述的巴特、布萊特希爾德，以及戈泰因（Gothein）等人士也在這個地區活動。不過，這個地區的保守派中產階級也日益結合社會改良和帝國主義。雖然該地區的部分自由主義者探討過他們和社民黨結盟的可能性，但是1913年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扎本事件”（Zabern Affair）使得這個動議胎死腹中。這次事件中駐扎當地的德軍少尉（second lieutenant）馮·福斯特納（von Forstner）公開煽動扎本市居民使用暴力手段對付阿爾薩斯本地人士。社民黨對此事猛烈批判，石荷地區的自由主義者站在軍方一邊，下西裡西亞的自由主義者則首鼠兩端。這些自由主義者也始終不願意對普魯士德國政府進行堅決批判。在一次大戰初期，下西裡西亞的自由主義者就對普魯士德國的侵略行徑輕描淡寫，力圖洗白。到了這個時候，即使是前述的戈泰因也站在了第二帝國當局的立場上，在他設定的一戰後秩序裡，比利時失去了擁有常備軍的權利，其他“和平主義者”的立場也包括了維持德國在一戰前擁有的殖民地、德國-奧地利地區的自決權（這實際上意味著德國與奧地利合並）以及德國“自由”使用海洋等主張。

在一戰後，這些自由主義者也指望通過威爾遜的自決權主張為他們的民族主義開路，具體地說就是支持生活在當時的德國境外的德裔居民。德國民主黨的厄爾克（Oehlke）則通過《布雷斯勞晨報》的1919年新年祝詞，要求該地區的自由主義者放棄對社民黨的幻想。該地區的德國人民黨在支持反猶主義方面更加赤裸裸，他們直接宣稱自己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與德國國家人民黨一致。德國民主黨則和包括德國國家人民黨在內的激進反猶主義組織共同發起集會。當然，他們也對魏瑪外交的“消極”提出了批評。該地區自由主義者支持的保衛德國協會要求積極在國外“扶持日耳曼種族”“奪回一切可能奪回的德國東部地區”；另一個得到當地德國自由主義者支持的組織德國東方協會也鼓吹向中東歐地區進行擴張。諸如席弗（Schiffer）這樣的猶太裔自由主義者對這類組織則頗為曖昧。該地區的德國民主黨也不甘落後，建立了“三月協會”，其目標是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把德國資產階級的左翼和右翼統一起來。這個黨也因為瓦爾特·拉特瑙（Walter Rathernau）的猶太人身份拒絕讓他成為該黨的議員候選人。

這個地區的不少自由主義者也像德國保守派一樣，認為猶太人對一戰中德國戰敗起了作用、組織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並汙染了德國文化。隱藏在德國自由主義自決權背後的反猶主義和公開的反猶主義之間的區別可以忽略不計。事實上，自由主義者奧托·菲什貝克（Otto Fischbeck）處理猶太人問題的手法和希特勒早期的手法頗為相似。此人的手法在當時的德國自由主義者內也遠非個例。有些自由主義者認為，反猶主義或許有助於把下層中產階級等遠離右翼政黨的階級階層吸引過來。雖然德國人民黨的官方原則是反對反猶主義，但是這在實際中意味著，與德國激進右翼所采取的那一種形式的反猶主義切割。正如另一位學者拉裡·瓊斯（Larry Jones）指出的，德國人民黨自己把一戰後魏瑪反猶主義的猖獗歸咎於猶太人在德國國內外革命運動中所起的作用，這種態度是否真誠，筆者以為不難得出結論。而無論德國民主黨還是德國人民黨，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魏瑪全境內蔓延的反猶主義，隻采取了裝點門面的抵抗。這兩個政黨盡可能地對猶太人問題保持模棱兩可的態度，他們期望猶太人問題有朝一日像魔術一樣自行煙消雲散。該地區的猶太裔自由主義者倒也沒有坐以待斃，他們拒絕接受猶太復國主義，強調猶太人和日耳曼人的團結。一些猶太裔自由主義者建議成立一個猶太人——日耳曼人政黨。不過，前述的菲什貝克，以及莫爾登豪爾（Moldenhauer）等民粹派自由主義者一直主張建立一個獨立的猶太人自由主義政黨，以“反駁”魏瑪右翼對德國民主黨和德國人民黨的指控。

毫不奇怪，在這樣一種狀況中，下西裡西亞的自由主義最終分崩離析。上述猶太裔自由主義者被他們的自由主義同道們無情地拋棄了，再也無法阻止這兩個自由主義政黨內的反猶主義公開化，並成為這兩個政黨的主導政策。批評民粹派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卡爾多夫（Kardoff），也被他那些青睞德國人民黨的民粹主義腔調的自由主義同道拋諸腦後。早在二十年代初期，第二帝國時期的進步黨領袖考夫曼（Kaufmann）就因為德國民主黨太和平主義，在社會問題上太激進而轉投德國國家人民黨了。事實上，一大批德國民族主義者認為德國國家人民黨才是德國自由主義的真正代表。這個地區的新一代自由主義者，例如博伊默（Gertrud Baeumer）和奧布斯特（ Erich Obst）都更加青睞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而不是“柏林（猶太裔）自由主義者”的共和派主張。德國自由主義再也不主張普遍性了，下西裡西亞的自由主義者和他們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同道一樣，提出了結合社會改良和民粹派民族主義的綱領。經過上述鋪墊之後，當1929年的經濟危機來到，當納粹這個更加“徹底”的反猶主義政黨出現的時候，德國民主黨和德國人民黨的選民的大規模離去就不難理解了。總的來說，納粹的成員和普魯士統治階級重合的程度遠遠大於他們的“分歧”，並不是一些人認為的雙方大異其趣的。

阿爾薩斯地區的故事則有所不同。雖然這個地區的多數居民們說的是德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地區的主流政治是德國民族主義。恰恰相反，這個地區傳統上更加認同法國的政治制度與思潮，而不認同普魯士德國的政治制度。一戰之前，這個地區流行的“特殊論”也是共和派的；一戰之中，這個地區的民族主義也不如德國其余地區強烈。當然，這不是說法國就是世外桃源。事實上，根據其他學者，比如凱文·帕斯莫爾（Kevin Passmore）的研究，自由主義到法西斯主義的轉向在法國也發生了（From Liberalism to Fascism）。其他學者的研究也說明阿爾薩斯的確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納粹支持者，也有一些納粹組織。那麽阿爾薩斯地區，以及法國整個國家的法西斯主義運動為什麽沒有像其德國同儕那樣上台，執掌大權呢？或者說，為什麽法國的人民陣線就能阻止法國法西斯主義執政呢？這顯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筆者也期待有學者早日完成這個研究。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