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2020年12月20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第五屆國家發展論壇，本屆論壇以“雙循環：國家發展新格局”為主題，邀請林毅夫等諸多學者和嘉賓從國家發展的不同角度帶來深度分享和公共討論。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教授的閉幕演講整理。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們今年提出的很重要的國家發展定位。我想對這個新論斷談兩點心得：
第一、為什麽要提出這個新論斷；
第二、如何落實這個新論斷。
關於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慣常說法是，要“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不少國內國際學者據此把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稱之為出口導向型。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存在全球貿易不均衡，以及美國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時，甚至認為是由於中國推行出口導向的經濟，才導致全球貿易失衡以及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不斷擴大。
今年是中央首次提出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由於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發展模式的改變將不只影響到中國自身，也將影響到全世界。
提出雙循環的短期原因與深層考慮
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央這個新論斷的提出既有短期原因，也有深層考慮。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發，全球經濟遭受巨大衝擊，不少學者認為，這次衝擊是自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在這個局面下，國際貿易隨之萎縮，世界貿易組織預測，今年的國際貿易可能萎縮13-32%。
中國是出口大國，在產品出口減少的情況下，當然要更多地靠國內消化，這就是國內循環。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不斷打壓，比如對華為實施斷供，也會影響到相關企業的出口。這些企業要繼續發展，產品就要更多地靠國內市場來消化，在國內循環。
以上是當前中央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新論斷的短期原因。
但從我們研究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央提出這一論斷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經濟發展基本規律的反映。
雖然有不少學者把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稱為出口導向型，但事實是，出口在我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最高的年份（2006年）也只有35.4%，略高於三分之一。到2019年，這一比重就下降到17.4%，換言之，2019年中國經濟總量的82.6%就已經是在國內消化循環，這意味著我國經濟已經是以內循環為主體。
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自2006年以來不斷下降，反映了兩個基本經濟規律：
第一、一國的經濟體量越大，內循環的比重就越高；
第二、當服務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高，內循環的比重就會越高，因為服務業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可貿易。
首先，為什麽出口佔比與經濟體量存在正相關的關係？因為現代製造業本身就有很強的規模經濟的特徵。如果一個小型經濟體發展現代製造業，其國內市場容量有限，本土可消化的比重偏小，所以生產出來的產品絕大多數只能出口。反之，如果經濟體量大的國家發展現代製造業，國內市場能就地消費的就多，出口比重就低。以新加坡為例，其2019年的出口佔經濟總量的比重高達104.9%，明顯超過其GDP總量，原因是國內市場規模太小，同時出口中的有些零組件是先從國外進口，成品出口之後可能又會計算一次。我國出口佔經濟總量比重最高的2006年也不過是35.4%，這個比例就得益於中國是個大經濟體。
第二，為什麽出口比重與服務業有關？同樣是大經濟體，美國在2019年的出口佔其經濟總量的比重只有7.6%，原因在於服務業佔美國經濟總量的比重達到80%，服務業往往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貿易。所以一國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越高，其出口比重也一定越低。而服務業的發展水準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收入水準有關。
從上述兩個角度分析，我國的出口比重從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是因為我國這些年經濟總量和平均收入水準都得到極大提高，服務業得到良好的發展。2006年我國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提高到10098美元；2006年中國經濟規模佔全世界的比重只有5.3%，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只有41.8%，到2019年，這兩個數字分別上升到16.4%和53.6%。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佔比提高了三倍。
展望未來，我國經濟還會繼續發展，收入水準還會繼續提高。隨著收入水準的提高，我國經濟佔世界的比重會從現在的16.4%增加到18%、20%，再向25%逼近。我國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會從現在的53.6%，逐漸向60%、70%、80%逼近。在這兩個因素的疊加之下，我國的出口佔經濟總量的比重會從現在的17.4%，逐漸降到15%、12%、10%。也就是說，國內循環佔我國經濟總量的比重會從現在的82.6%逐漸向90%逼近。所以，我國經濟現在已經是，將來更會是以國內循環為主體。
中央現在提出上述論斷其實只是澄清了一個事實：中國是一個大經濟體，隨著我們收入水準的提高，服務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會越來越高，國內循環的比重會越來越大。
澄清這個事實很重要。
此前，國際國內都有不少人宣稱中國是出口導向型經濟。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國外很多人歸因於全球貿易不均衡，進而又歸因於中國推行了出口導向型經濟。國內也有類似說法。這都是因為沒有看到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
同時，如果再錯誤地把中國看成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當中美貿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影響出口時，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國經濟要出問題。現在中央出面澄清我國經濟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這一事實，也非常有利於我們認情發展的現實和規律，並增強我們自己發展的信心。在這種狀況下，只要我們能夠把國內經濟穩定好，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都基本上不會改變我們整體發展的格局。
國際循環跟過去一樣重要
明確提出中國經濟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不是意味原先我們關於“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說法就不重要了？我認為，國際循環和過去一樣重要。
我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發展經濟要充分考慮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要想發展得好，不僅要在國內市場流通，也應該進入國際市場。
中國是一個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市場匯率計算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市場匯率計算，2019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只不過佔世界的16.4%，這意味著國際上還有83.6%的市場值得我們關注和開拓。所以，中國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除了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國內循環之外，也要充分利用那83.6%的國際市場。
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也意味著我們在很多產業還不具備比較優勢。中國許多自然資源短缺，一些資本、技術很密集的產業與發達國家相比也還不具有比較優勢。另外，隨著經濟發展、工資水準上升，我國過去很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也會不斷消失。
在這種狀況下，經濟發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就應該更多地利用國際市場能夠提供的資源。對我國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的產品，我們能進口當然要多進口，要利用好包括自然資源、技術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在內的國際資源。只有少數關係到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的高科技產品，我們可能會被某些國家卡脖子的，才作為例外。對於哪些國家可能會卡我們的脖子，也要認真分析。歐洲在高科技產業有比較優勢，但並沒有積極性卡我們脖子，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歐洲有積極性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賣給我們。卡我們脖子積極性相對大的是美國。我國發展很快，體量和影響力越來越逼進美國，美國為打壓中國發展才會對我們實施技術封鎖。然而美國這樣做也會犧牲掉利用我國市場來發展美國經濟的機會。
我們還要認識到，對那些我國沒有比較優勢的大多數高科技產品，並非僅僅美國有，歐洲、日本也有。我們要如華為任正非先生所講，只要買得到，而且買比自己生產更合算就要繼續買。這些國家為自身發展考慮，也樂意把這些產品賣給我們。只有美國獨有，歐洲、日本都沒有，我們實在買不到的產品才需要發揮舉國優勢自力更生。但我相信這是極少數。
所以我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同時，一定要堅持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相互促進。
怎樣才能真正循環起來？
如何落實這個新論斷？怎樣才能真正循環起來？
首先，用結構性改革挖掘發展潛力，拉長長板，補足短板。
在我看來，要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最重要的是必須讓國民收入水準越來越高，讓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體量在世界的佔比以及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會越來越高，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國內循環比重增高。怎樣讓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需要不斷實施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中國在這方面具有兩大優勢：
傳統產業方面，2019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過1萬美元，跟美國6萬多美元、德國4.8萬美元、日本是4.2萬美元相比，我們的收入水準較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背後是平均勞動生產水準、產業技術、產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差距。但面對差距，傳統產業作為成熟產業，意味著我們還有相當大的後來者優勢，還能追趕。那些有技術的國家也會樂意把設備賣給中國，否則沒辦法實現其技術價值。所以，我國仍具有通過引進技術實現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後來者優勢。因為201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美國的19.2%，才相當於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台灣在1971年、韓國在1980年相對於美國的比例水準。利用這種後來者優勢，日本實現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長、新加坡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長、台灣二十年每年8.9%的增長、韓國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長。這意味著，到2030年，我們還有8%的增長潛力。
新產業方面，我國擁有前述東亞經濟體在追趕階段所沒有的，新經濟革命的換道超車優勢。
新經濟革命的新型產業中，我們跟發達國家在很多方面有條件齊頭並進。新經濟有的涉及軟體，比如互聯網、人工智能；有的涉及硬體，比如大疆的無人機、華為的手機。新經濟有一個特點，研發周期短，投入以人力資本為主。我國是人口大國，人力資本多。這些新的產業如果屬於軟體方面，我們國內有最大的應用場景；如果屬於硬體方面，我們國內有全世界最大最齊全的產業部門和最好的供應鏈。所以，中國在新經濟革命上具有比較優勢。
一個最好的指標是所謂的“獨角獸”。獨角獸指的是，創業不到十年還未上市，市場估值已超過10億美元的企業。根據胡潤研究院發布的全球獨角獸榜，2019年全球494家獨角獸企業中就有中國的206家，美國是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全球獨角獸企業有586家，中國有227家，美國有233家。這意味著中國在新經濟方面具有和發達國家直接競爭的優勢。
在供給側，可以利用我們的優勢拉長長板，補足短板。當然，一方面必須靠有效的市場來配置資源、提供激勵，另一方面要靠有為的政府來克服產業發展方面的一些市場失靈。
第二，要深化改革，打通國內循環中的一些堵點
中國改革是漸進、雙軌的，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樣，現在產品市場基本放開，但要素市場還存在很多結構性的障礙或堵點。
在金融市場方面，實體經濟中的農戶和民營的中小微型企業，其稅收佔全國的50%，GDP佔70%，就業佔到80%以上，但是，其金融需求在國內以大銀行、股票市場、金融債券、風險資本等為主的金融體系中得不到滿足。金融要實現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在改革中就需要補上為農戶和中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短板。
在勞動力市場方面，要推動戶籍制度改革，以利於人才流動。要解決高房價問題，讓房價回歸“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
在土地市場方面，最大的堵點是怎樣落實農村集體土地入市的問題，增加土地供給，包括工業用地、商業用地，和住房用地。政策已經有了，就看怎麽推行。
在產權方面，要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同時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民營經濟的發展。要讓民營企業在市場上不受因為產權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準入或運行方面的障礙。
第三，需要擴大開放，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
在擴大開放方面，過去我們的開放也是雙軌制的，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開放，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開放，現在需要擴大開放來更充分地利用國際資源。
國內要做的是，一方面要降低關稅，另一方面要縮小負面清單的範圍，讓外國投資能夠更好的進入到中國。這方面先要擴大自貿區的範圍，在自貿區試點成功的政策要向全國推行。這樣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外國資源，包括技術資源和金融資源。
在國際上，中國應該更積極地推動世貿組織的改革，參加一些區域性的經濟合作協定。比如最近剛剛簽署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中國跟歐洲達成的中歐投資協定，並且我們已經表示有意願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區域性貿易協定讓我們能夠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
同時，中國的開放還有一個好處，國際上其他國家也能更好地利用中國的市場和資源。中國作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市場，能夠給世界上其他國家提供發展的機遇，這些國家就不會輕易加入美國封鎖中國的行動中。如果美國想孤立中國，被孤立的反而會是美國自己。所以，進一步擴大開放也有利於化解我國目前遭遇的不利國際局面。
總體來講，面對百年不遇之大變局，我們要保持定力，認清形勢，做好自己的事。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充分利用我們的發展潛力。那麽，不管國際上有多大的不確定性，中國都可以保持穩定和發展，實現到2035年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2049年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中國的發展不僅有利於中國，中國的發展也有利於世界。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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