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記者 馬國川 | 文 蘇琦 | 編輯
“其實早在20年前，我就隱約覺得現代經濟學的基礎有深刻矛盾。”經濟學家向松祚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說，“最近五年來，我就在新的認識基礎上重構經濟學的哲理基礎。”
向松祚1965年出生在湖北省秭歸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幸運的是，得益於改革開放，他走出大山，先後求學於華中科技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在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任職數年之後，他留學劍橋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成為一位具有國際視野的中國經濟學家。
向松祚曾在商海中搏擊，而後擔任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在經濟學界，因觀點鮮明、富有激情而聞名。他的演講深受讀者歡迎，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但也引發學界部分爭議和質疑。
不過，近年來他卻婉拒來自官產學各界的眾多邀請，埋頭寫作五卷本的巨著。在他看來，經濟學對人的本質的認識很膚淺，由此導致許多問題。在重新認識人的本質的基礎上，他試圖重建經濟學。對此，經濟學界看法不一。
“經濟世界是人的世界，不能機械地套用實證研究方法，”向松祚說，“經濟學最重要的是不是所謂預測，而是能夠對我們所觀察到的最重要的經濟現象做出一個本源性的說明，從這個解釋裡面提煉出內在規律。”
在向松祚看來，整個人類的制度安排都有一個必然的方向，“任何組織都要有助於保障和激發人心的內在的無限創造性。我相信，人類制度一定是朝向保障和激發人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而不斷演進的。”
現代經濟學的基礎有深刻矛盾
《財經》：近年來對於經濟學的批評很多，有的說經濟學預測不準，有的說經濟學難以解釋現實世界。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你怎麽評價經濟學受到的挑戰？
向松祚：很多批評沒有什麽道理。例如，經濟學本質上就不能對持續動態演化的經濟體系做預測，經濟現象本身就是不可預測的，何談準不準？
不過，近年來我也在反思現代經濟學存在的基本問題。其實早在20年前，我就隱約覺得現代經濟學的哲理基礎有深刻矛盾。
現代經濟學的基礎是人性自私假設，或者叫所謂的“理性經濟人”假設，體現在兩個方面：對企業而言，是利潤最大化；對消費者而言，是效用最大化。1970年，保羅·薩繆爾森在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儀式上演講的題目就是“經濟分析中的最大化原理”。他把全部經濟學問題歸結為一個最大化的問題。這大概就是新古典經濟學或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精神。但卻是一個最大的錯誤。人類經濟問題主要不是一個最大化問題。
《財經》：作為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有什麽問題嗎？
向松祚：首先就導致了邏輯的內在矛盾。比如說，由理性經濟人推導出“完全競爭市場”是最優的。在那裡，每個市場參與者都是價格的接受者，沒有價格的決定者。
可是，這與現實世界完全矛盾，也與人類行為完全矛盾。在市場裡的任何一個人，哪怕是小商販，都是希望壟斷的，因為壟斷才有高額利潤。
這只是一個例子。新古典經濟學那一套學問，從基礎上是自相矛盾的。更大的問題是從這個假設出發構造的一套理論，根本解釋不了人類經濟體系最重要的事實和現象。
《財經》：但是，所有科學都要有假定。假定不等於現實。只要推論的結果與現實相符合，就沒有問題。經濟學也是如此。
向松祚：這種實證經濟學方法論，最堅定的支持者是弗裡德曼先生，現在最熱烈的支持者是張五常教授。但是實證經濟學方法論本身就有巨大的問題，西方的經濟學大師也不是都同意的。科斯就堅決反對，他說，經濟學是一門學問，如果它的基礎假設跟人的行為毫無關係，那肯定是錯的。科斯寫了一篇文章叫“經濟學如何選擇”，就是直接批評弗裡德曼的。美國經濟學歷史上最深刻的思想家弗蘭克奈特，也是堅決反對以所謂效用最大化假設來描述人的行為。
《財經》：那麽，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的問題是什麽？
向松祚：至少有兩個問題：首先，由理性經濟人推出來的結論與現實不符合。完全競爭市場在現實世界裡不存在，如果存在就不可能出現壟斷。
可是現代經濟學又提出反壟斷，這意味著又把政府引進來，狗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其次，實證經濟學方法論是從物理學拿過來的，不是經濟學自身發展出來的。物理學的基礎假設都是真實的。我通過哲學上反覆的思辨，認為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學問，不能與物理學相提並論。
《財經》：研究人的學問，包括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法學、歷史學等，但是和這些學科比起來，經濟學又是最靠近科學的。
向松祚：物理學研究的對象，是外在的、客觀的、離開人而獨立存在的世界。可是，人的世界是人自身的創造，不能離開人而獨立存在的。那麽，人自身創造的世界能不能利用物理學的辦法來研究？更重要的是，現代經濟學能夠解釋世界嗎？我認為，它對人類最重要的經濟現象做不出合理解釋。比如說，為什麽需要有企業家？
《財經》：科斯解釋過為什麽需要企業。他認為，因為市場有成本，而企業作為一種組織形式成本低，因此可以代替市場。
向松祚：這種解釋就是簡單的價格理論的推論，張五常教授的最大貢獻就是向前推了一步，認為是一種合約替代另一種合約。問題是，公司產生後完全改變了世界，豈是簡單地替代市場？如果它只是替代市場機制，為什麽公司會有這麽強大的創造力呢？
在我看來，公司的本質就是把個人的創造力通過一種機制集合起來形成一種完全嶄新的創造力，一種組織的創造力，公司和人一樣，同樣展現出無限的創造力。
經濟學首先要解釋，公司為什麽會有那樣超越個體的無限創造力？公司是人類經濟體系演化過程出現的一種新物種，一種自組織。要解釋公司，就要回到原點，重新認識人的本質。主流經濟學認為人是理性、自私、效益最大化的，這種對人性本質的認識不算錯，但是很膚淺。
人的本質是面向未來的無限創造性
《財經》：在你看來，人的本質是什麽？
向松祚：我研究古今中外哲學家的論述，逐漸形成了一點新認識。我認為，人的本質是面向未來的無限創造性。
所有生命都不是面向死亡、面向結束，而是面向未來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而一切創造一定是面來未來不可知的事情去進行探索，因此又是無限的。人的創造性分兩個平行層面，所謂“一心開二門”：一個是精神或道德的無限創造性，一個是知識或物質的無限創造性。
《財經》：那麽，什麽是精神的無限創造性，或者道德的無限創造性呢？
向松祚：人的精神或道德的無限創造性就是人內在具有的永恆的不斷提升自我精神境界或弘揚內在精神的無限動力或潛力。一切宗教的本源都是基於人的無限的道德或精神創造性。不管是佛教、道教，還是基督教、儒家學說，都認為人永遠有向上精神提升的無限動力，人能夠不斷地修煉自己，不斷地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從而達到成佛、成聖、成真人、成為基督徒的最高境界。假若人沒有內在的精神或道德的無限創造性，一切偉大宗教都不可能存在。正如哲學家克爾凱郭爾說：我不知道什麽叫基督徒，我只知道基督徒永遠在路上。這就是人的精神的無限創造性。
除了內在精神的無限創造性或創造力，人心還有內在無限的知識或物質的創造性。人還能創造知識，包括對人自身和客觀世界的認知。知識可以化為物質財富，古往今來的一切典章文物都是人的這種創造性的結晶。人的知識創造性是永恆的、無限的。人對知識的追求不可能有止境。
《財經》：你對人的本質的定義，是個體，還是群體？如果是個體，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面向未來的無限創造性。
向松祚：對人的定義只能是對個體來講。每個人都具有無限創造性，只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夠顯現出來而已。就像佛法講的，人人都有佛性，沒成佛只是因為沒有把我們的潛能發掘出來。
其他哲學家有類似的表述。比如，王陽明主張“人心本性自足，不假外求”，說的就是人心有內在無限的創造力。王陽明的學說受陸象山的影響，陸象山的思想又來自孟子和大乘佛教的影響。西方講的最好的是康德。他認為宇宙的秩序就是人心的秩序，他在《純粹理性批判》裡提出“知性為自然界立法”，對我有重大啟發。這些先哲都是靜態地講創造性，我所說的創造性是動態的。
《財經》：對於人的本質進行重新定義，意味著你對經濟學的認識與新古典經濟學有重大區別，因為新古典經濟學就建立在理性經濟人的基礎上。
向松祚：是的，最近五年來，我就在新的認識基礎上重建經濟學的哲理基礎。
如果人的本質是面向未來的無限創造性，那麽，人的一切行為可以分成兩個層面：適應性行為和創造性行為，起支配主導作用的一定是創造性的行為，因為只有創造性才能克服未來的挑戰。新古典經濟學講的主要是適應性行為，價格機制都是適應性的。這種被動的適應性行為只是人的行為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人的面向未來的創造性行為。新古典經濟學講的是均衡，創造性行為就不可能有任何均衡，它是一個動態的、非均衡的體系。由此出發要研究，人的創造性的行為的根本性規律。
《財經》：人的創造性的行為有規律嗎？
向松祚：當然有。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規律是規模效益遞減，而人的創造性的基本規律是規模效益遞增。為什麽呢？因為人的創造是累積過程，不斷地跨越台階，每跨越一個台階都是收益遞增的結果。
《財經》：現代經濟學注意到技術進步的作用，因此也講規模效益遞增。
向松祚：但是它沒有講清楚，規模效益遞增的本質在哪裡？
在我看來，最能夠彰顯規模效益遞增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摩爾定律”。它本來只是英特爾公司創始人戈登·摩爾的預測，但是由於全世界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們持續不懈努力，無限創造力的匯集讓預言成真。摩爾定律並不是一個客觀規律，它是人的無限創造力的彰顯，是人的無限創造性的最佳范例。
人類積累了幾千年，突然爆發了工業革命。知識技術不斷累積，又出現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現在又出現人工智能革命。整個人類的演化其實就是規模效益遞增的結果。
創造性活動的四大規律
《財經》：從大歷史角度看，規模效益遞增確實是一個基本規律，如果遞減，人類可能早就消失了。但是，恐怕也不能以此來否定效益遞減規律。在適應性的世界裡，可能還是規模效益遞減規律。在創造性的世界裡，可能是規模效益遞增規律。
向松祚：是的。從生產的角度看，支配人的經濟行為的是四個規律：規模收益不變、規模收益遞減、規模收益遞增、收益指數性增長。
它們反映人類進化的歷史：在人類早期，由於沒有掌握多少知識，大體規模收益遞減和不變；農業時代主要依靠資源投入，基本是規模收益遞減；工業革命以後開始出現規模收益遞增；信息科技時代，基本都是規模收益遞增，乃至指數性增長。到人工智能時代，一定是收益指數增長時代。為什麽會這樣呢？就是因為人的創造性不斷累積。
《財經》：這就是說，在人類發展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經濟規律？
向松祚：很多學者總是試圖用一個道理解釋整個歷史，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只能分段解釋，當然可能有交集的部分，但是在新的階段裡一定有新的規律。
我把人的創造性活動總結為四大基本規律：規模收益遞增、路徑依賴、突變、複雜系統。規模收益遞增不必解釋，路徑依賴是因為人的創造性必定是沿著一定的路徑或特定方向前進，但也會發生突變。同時人與人之間的創造相互影響，因此是一個複雜系統，結果也是不確定的，不可預測的。
由此，我們必須承認，人類的經濟活動是創造性的，是不可預測的。經濟學沒有預測能力。
《財經》；經濟學主要有四大理論：市場理論、公司理論、增長理論、制度理論。從創造性本身的規律再來理解經濟學的傳統理論，應該有許多有趣的發現。
向松祚：立足點不同，必然會有不同的認識。例如，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理論，核心是價格決定機制，價格由供求決定。這種理解其實並不正確，也不符合現實。價格其實是由企業家的創造性決定的，然後供求才根據這個價格進行調整。例如，手機剛推出來的時候，哪裡是供求決定的？最初手機定價肯定不是根據供求關係。
在我看來，市場是一個創造性的生態體系，是無數人的創造性的活動所形成的複雜體系。價格確實是一個信號，但是市場裡面最重要的信號是成功的創造者，最頂端的資源配置信號是成功者的故事。成功者在哪個領域成功了，資源就會湧入哪個領域。如果一個社會的榜樣是偉大的企業家，那麽這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就會上升到很高的層次；反之，資源配置就會很低端。我並沒有完全否認市場理論。最初的價格確定以後，新古典經濟學的供求調節才能發揮作用。
《財經》：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經濟學研究價格理論幾百年，為什麽這麽多偉大的經濟學家都認識不到這個問題？
向松祚：因為他們都躲在象牙塔裡面，只希望構造出來的理論邏輯自恰。比如馬歇爾寫作《經濟學原理》時，正值第二次工業革命，大公司風起雲湧，科技創新天翻地覆，無數企業家在數十年裡徹底改變了世界。如果馬歇爾當年真的了解外圍世界，就不應該那麽寫，所以熊彼特對馬歇爾的經濟學非常不滿。
熊彼特非常了不起，是過去100年裡最好的經濟學家。新古典經濟學是沒有變化的，即使想變化也不知道變化是從何而來，於是找外部原因，認為是技術進步造成的。可是，技術進步是人的活動，不是外部的衝擊。熊彼特認為，研究經濟行為必須研究原動力。他最偉大的創見就是他把企業家作為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的中心和原動力。創新、企業家精神、創造性毀滅，都是他提出來的。當然熊彼特沒有從深刻的哲理基礎上來討論人的創造性。但他的經濟學具有震撼性的啟發。
《財經》：其實，對經濟活動的認識可能也是歷史演進的結果。比如說，到了熊彼特時代，那麽多企業家湧現出來了，而在亞當·斯密時代，企業家還遠遠沒有成為時代的主角。
向松祚：但是，直到今天大學經濟系的教科書裡，仍然主要講供求關係，講完全市場均衡，完美市場競爭，講壟斷的死三角損失，講反壟斷，講靜態均衡，講帕累托最優，等等，完全沒有企業家的位置。今天的人類文明都是企業家創造的，經濟學竟然不講這個基本常識，說得過去嗎？
人類的制度安排有一個必然的方向
《財經》：在你的經濟學建構裡面，有沒有科學家的位置？科學家有非常了不起的創造？
向松祚：當然有。我講的創造者或者企業家是廣義的，世界上最具有創造性的、最能夠彰顯人類創造性的是四類人：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和企業家。但由於是經濟學著作，主要討論經濟行為，所以主要集中討論企業家的創造性。
企業家精神說到底就是敢於創造不同，不人雲亦雲。打破常規，顛覆現狀，這就是企業家精神。熊彼特心目中的企業家精神就不僅僅指企業家。賈伯斯也是如此，他心目中最偉大的企業精神和創造力的代表人物，主要不是企業家，絕大多數是藝術家。
《財經》：現代經濟學的制度理論，也就是新制度經濟學還是很有啟發力的。當然，你對此也有不同看法。
向松祚：新制度經濟學從成本、收益的角度來理解制度，當然很重要，但是基於邊際分析的新制度經濟學無法真正解釋人類制度的演變。我認為還是應該回到人的精神的內在的無限創造性上來，才可能更透徹地理解人類制度的變遷。
比如說，歐洲國家為什麽會率先走向民主？最重要的是宗教改革、文藝複興、地理大發現等，特別是宗教改革，這是西方一切制度演變之源。宗教改革來自於人的精神的突然覺醒，這就是創造性的彰顯。
總之，應該從更高的層面來理解人類制度的演變，而不是簡單地停留在成本收益的比較。不是說人的行為沒有成本收益的比較和取捨，但那不是根本性的，是輔助性的。
《財經》：人類制度的演變是否有跡可循？現在有不少學者懷疑，人類歷史發展是否有方向？
向松祚：歷史當然是有偶然性的，但也有必然性。而且越是從大歷史角度看人類文明，就越能發現必然性。短期當然有曲折，好像都是偶然的。但人類文明的演變本質上是人類精神的無限向上提升，這就是最本質的規律。我們探索人類社會規律的基本目標，就是發現必然性，創造條件適應必然性，才能讓人類制度不斷地演進。新制度經濟學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一個方向，成本收益的對比和取捨沒有必然性，也發現不了必然性。
從人的無限的創造性來看，我可以斷言，整個人類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家庭還是公司，不管是學校、宗教團體還是國家，都有一個必然的方向。就是說，任何組織都要有助於保障和激發人的內在的創造性。我相信，人類制度一定是朝向人的思想自由、精神獨立演進的。因為這是生命的本質。
《財經》：但是從人類歷史來看，每一個階段都有在扼殺人的獨立和自由。
向松祚：大歷史必然有曲折，在走向必然性的過程中仍然會有一些制度安排背離這個方向的。不過我相信，由於人的本質是面向未來的無限創造性，歷史千折百回，大方向不會改變。
《財經》：對於人的本質的理解，可能是最有價值的，而這原來是中國學者都應該思考的問題，遺憾的是人們對人的思考極大淡化或忽視了。
向松祚：西方同樣如此。經濟學家裡真正稱得上思想家的人其實不多，很多屬於技術派，搞模型很厲害，但是稱不上思想家。阿馬蒂亞森、哈耶克、米塞斯、馬克思、熊彼特、奈特是思想家，李嘉圖、馬歇爾很難稱得上大思想家。凱恩斯也沒有真正石破天驚的思想。現代經濟學者都是搞數學模型的高手和大師，但算不上大思想家。有一次蒙代爾對我說，他的恩師薩繆爾森是20世紀搞數學模型的第一高手，但沒有籠罩一切的偉大思想。蒙代爾用的詞是sweeping ideas。
作為經濟學家，我的基本出發點，就是怎麽認識人的本質。在對於人的本質的重新認識基礎之上，我努力對現代經濟學進行重構。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學術方向。我不認為我已經完成了，事實上是剛剛起步。
《財經》：經濟學恐怕還是要解釋世界，你建構的東西能夠解釋世界嗎？能夠被證實嗎？
向松祚：經濟世界是人的世界，不能機械地套用實證研究方法。實證只是科學的方法之一，其實也不是所有自然科學家都認同實證的。廣義相對論做完之後，愛因斯坦說過一句話：純粹思維可以把握世界。他認為物理學最終的基礎是人的純粹思維，不需要靠實驗推出來。
我認為，學術最重要的是，能夠對我們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做出一個本源性的說明。從這個解釋裡面提煉出很多內在規律，這些規律不是實證，而是代表著未來人類演變的根本方向。它是一個必然的規律，就不存在證偽的問題。這就是愛因斯坦講的“純粹思維可以把握世界”。
（本文首刊於2019年9月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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