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復燕雲十六州從此成泡影：解析北宋雍熙北伐之敗

編者按：雍熙北伐是北宋初年最嚴重的一次軍事失敗，二十萬大軍分兵三路伐遼，結果卻遭遇慘敗，使得宋王朝自此失去了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可能。那麽這仗是怎麽開始的呢？宋軍又是因為什麽而失敗呢？

雍熙三年（986），知雄州賀令圖上表，說：“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北)雄州原為瓦橋關，是後周世宗北伐之時所收復的邊城，位於宋遼邊境之上。

賀令圖身份為知雄州，是宋遼邊境上的民政官，有這種上奏並不可疑。然而其內容卻多少有些問題，契丹與漢族的文化並不相同，“國人疾之”的情況在燕雲十六州等有漢人雜居的地區或許存在，但在北部卻不盡如此。

“國人疾之”或許僅僅是宋太宗發動對遼大規模軍事行動的一個借口。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在收復北漢以後，隨即出兵征遼，卻因戰爭準備不充分、戰術規劃不正確而遭受失敗。

太平興國五年，遼國立即發動一次大規模軍事報復，遼帝甚至禦駕親征，欲取道雄州、高陽關入宋境，但卻在高陽關地區被河陽節度使崔彥進擊破，無奈班師回朝。此時，宋太宗便欲乘勝追擊，但翰林學士李昉卻勸認為此時的戰爭準備並不充分：“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朔之區，連歲飛鞔，近經蹂踐，尤極蕭然，雖偶薦於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茲寒冽，益複罷勞。……伏望申戒羽衛，旋師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修工具，俟府藏之充溢，洎閭裡之完富，期歲之間，用師未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1》)

宋太宗“深納其說”隨即班師回朝，但可想而知，在此期間他必然在籌謀北伐之事。此後的一段時間裡，宋朝不僅在邊境的莫州至雄州一線開鑿運河、修繕城防，還建立一些軍寨屯兵訓練。(《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載：“關南之漕悉通濟焉”)在此之後，遼朝對於宋朝邊境諸鎮進行了一定騷擾，如太平興國六年五月，契丹以七千人入侵平寨軍(處易州)，當月又以萬人來襲，皆被守軍擊破；九月，知易州白繼贇再言契丹來侵，“逆擊之於平塞寨北，斬首二千級”。至次年五月，契丹三萬騎分道襲宋境雁門、府州與高陽關，同樣被守軍擊敗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23)。

然而，宋朝並沒有在當時就采取軍事報復，而是整頓吏治、積極備戰。就在雍熙三年賀令圖上表以後，宋太宗開始籌謀雍熙北伐。當時刑的部尚書宋琪對於遼朝的彈性防禦體系有所了解，接連上書言事：“蓋界河之北，陂澱坦平，北路行師，投戈散地。況軍行不離於輜重，敵來莫測其淺深，必冀回轅，西適山路。……王師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軍州緣邊柵寨，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其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與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隻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7》)

宋琪本是十六州居民，此番分析其實非常到位。遼軍具有很強的野戰傾向與野戰能力，同時也具有很強的機動能力。當作戰區域位於河北廣袤的平原之時，這種機動性將被發揮到極致。這也使得遼朝的防禦體系，天然地傾向於利用騎兵機動性在境內靈活地打擊對手，而這對於宋軍的後勤保障有著非常巨大的威脅。

宋琪並不建議與遼軍進行野外作戰，因為他很清楚遼軍的野戰能力在河北平原將被發揮到極致，因此要“堅壁固守，勿令出戰”，防止與遼軍進行野戰。但這對心系北伐的宋太宗而言卻並非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建議，他依然固執地拒絕任何阻礙他北伐的建議，僅僅是在針對遼軍機動防禦問題之上“頗採用之”。

雍熙三年（986）三月，宋朝三路出兵北伐燕雲，史稱“雍熙北伐”。西路軍以潘美自雁門出發，取山後的雲、應等州；中路軍由鎮定方向出發，往飛狐方向行軍；東路軍自雄、霸州方向發兵，由曹彬等率大軍緩行，吸引遼軍主力。待遼軍主力南下至幽州時，中、西路宋軍直取山後諸州；其後，中、西兩路合兵，攻向幽州，前後夾擊遼軍主力部隊。

儘管宋太宗“憂敵斷糧道”，而多次下令命曹彬緩行軍，然而在三月之初遼軍便已利用騎兵攻擊宋軍輜重部隊。《遼史·耶律休哥傳》載：“時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戰。夜以輕型機車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余眾；晝則以精銳張其勢，使彼勞於防禦，以疲其力。又設伏林莽，絕其糧道。”《遼史·聖宗紀二》亦載：“（三月八日）丙子，統軍使耶律頗德敗宋軍於固安，休哥絕其糧餉，擒將吏，獲馬牛、器仗甚眾。”

曹彬主力軍本是作為吸引遼軍主力的誘餌，但入敵境太深而補給線過長，最終導致輜重部隊遭到遼軍襲擊。曹彬一路“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7)，然而遼軍並沒有給曹彬喘息的余地。至三月初六，蕭太后連下三道懿旨，發動主力部隊集結南下，至四月初四遼軍主力集結完畢，而曹彬所部雖再次奪回涿州，卻不得不撤兵返回，並在岐溝關遭到遼軍強攻，退守高陽關。

即便宋太宗明白了遼軍憑借機動性所布置的彈性防禦體系對於宋軍的威脅，但野戰傾向在宋軍將領之中卻並未得到糾正。曾瑞龍先生在《經略幽燕》中分析道：“宋軍受到五代相沿襲用的軍事信念所影響，偏好野戰，崇尚奇襲。當面對相對上強大，亦同樣擅長野戰的遼軍，宋人未能透過新的思維去改變戰略的取向，不但令戰鬥風險偏高，也增加了發生軍事災難的可能性。”

自曹彬敗北以後，西路與中路宋軍不得不放棄之前的種種戰果撤回宋境，雍熙北伐就此失敗。觀察宋朝早期的戰爭情況，我們不難看出野戰傾向與機會主義對於宋朝指揮官的種種負面影響，這種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宋初的一系列軍事失敗。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創稿件。主編原廓、作者樂小魚，任何媒體或者公眾號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