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商法實施，“漲價”並非代購們的萬全之策

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開始實施。隨即，朋友圈等社交網絡上出現了求生欲極強的代購，“變身”小說家、畫家。代購們“急中生智”的行為，雖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經營過程中的合規意識，但所采取的“小聰明”式的應對行為，本質上依然涉嫌違規。

2018年下半年，由於幾次社會事件，“稅收問題”成為了熱點話題。應該說，電商經營者應當自當下就做到合法繳納稅款。隨著法律規定的不斷細化和法治環境的不斷淨化，偷稅漏稅現象將越來越少，對其的打擊也將越來越全面、嚴格。

若存在大額未繳納稅款或將被追繳、遭遇行政處罰甚至以《刑法》分則第六節危害稅收征管罪進行刑事處罰，司法上對這方面的力度不可小覷。因此，在微信等社交電商中，銷售模式大部分跟直銷、傳統的三級分銷結合起來，此處需要注意如何才能做到合規。

“代購”所關心的問題：征稅即漲價？

從相對私人的朋友圈發展到商業化，界限逐漸模糊之後，如何監管的問題就拋了出來。從對主體的定義上（《電商法》第九條）可以看到本次電商法是從交易實質出發，不限制於微信朋友圈的定義，著力於市場安全對其進行規範。

從這方面來說，雖然電商法將“代購”囊括其中，但對於朋友圈內“代購”身份的認定方式依然存在模糊之處，不少消費者甚至害怕從國外買回“伴手禮”也被認定為“代購”。在此基礎上，如何監管存在難度，但並非沒有可操作性。例如，杭州地區已經就《電子商務經營者市場主體登記辦法》在征求意見。

長期以來，電商範圍的偷稅漏稅現象嚴重。媒體引用中央財經大學稅收籌劃與法律研究中心課題組的測算稱，與實體店相比，C2C電商2015年少繳稅在436.6億—614.33億元之間；2016年少繳稅在531.53億元—747.92億元之間；甚至預測，2018年可能超過1000億元。

《電商法》內的稅收範圍包含了跨境稅收、經營者普通交易稅收，繳納主體包括電商平台、平台內經營者。按此規定來說從前偷稅漏稅的情形將獲得一定程度上的緩解，對於繳稅人來說則意味著壓力在增大。

很大一部分人關心貨物漲價問題。首先，無論價格優勢能否得到保障，稅費成本的增加都會壓縮代購的利潤空間，這對代購的經營構成了一定的壓力。其次，如果代購漲價的目的是轉嫁成本，市場未必能夠接受這個理由。

此外，代購行業也存在嚴重的假貨現象，如果無法從根源解決假貨問題，漲價對行業發展亦無正向刺激作用。也因此，“漲價”並非代購們的萬全之策。

本次將稅收問題納入《電商法》範疇既是對我國現行稅收制度的一個強調，也是電商法規範範圍的應有之義，同時也是我國將稅收制度逐漸收緊的信號。

偷稅漏稅其實不僅僅發生在電商行業。但是，由於近年來電商發展快速，這一方面的情況較為突出，因此借著電商法的頒布將稅收制度納入其中。此前，在行業進步的同時，也體現出稅收制度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稅負公平性問題、監管問題甚至是對於稅收的意識問題。

解決電商稅收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忽視國際上電商稅收問題的政策。例如，德國被稱為“亞馬遜法案” 的《2018年稅法》已正式生效，以杜絕電商的偷稅漏稅行為。2018年6月，美國最高法又以5比4的票數判決確定，各州有權對互聯網電商公司的跨州銷售征稅，也就是意味著電商在該州沒有實體店也需繳納稅，因此改變了過去美國網購的狀態。

將稅收納入電商法有一定的用處，但是僅僅靠電商法是不夠的，想要落實到每一處，每一次的經營活動，還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

制度的制定方面，包括電商平台經營者內部的稅收繳納制度，是否將其劃分到店鋪監管門類，以及與稅收部門、工商部門等監管部門是否將進行資訊共建以更好的處理內部經營者的違法違規問題。

平台內部經營者如何對企業與自然人監管保持一致，工商登記的要求是否能得到經營者的遵守，未遵守的如何監管？若根據相關法規不需要辦理市場主體登記，那麽“申請辦理稅務登記，並如實申報納稅”行為又該如何監管？

電商法對跨境電商也作了相應的規定，那麽在我國促進跨境電商的態度之下，如何解決其所帶來的稅收問題，例如微商環境下如何繳納稅款，何時繳納，是否會產生重疊征稅、重複征稅，又由誰來監管？

還有一點但不是最後一點，後續是否追繳先前偷稅漏稅的稅款？如果追繳，全額追繳還是部分追繳？如果追繳是否將意味著一大片的小經營者將面臨停止營業？如果不追繳，對於先前繳納稅款的經營者而言又是否有優惠政策？

“亞馬遜法案”頒布前，德國政府因許多境外商戶涉嫌未繳納增值稅，被稅務部門采取封鎖账號、凍結財產甚至封存貨物等手段，要求配合調查直至補繳稅款並繳納罰金，才恢復了營業。那麽我們呢？

稅收問題是我國的一大問題，除了可見的稅負以外，還有繳納稅款的公平性問題，這一次《電商法》的頒布實施進程只是把稅收問題又突出了，但要“解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董毅智（上海億達律師事務所律師）編輯 王宇 校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