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林頤
豬籠草，一種熱帶肉食植物，因為擁有形狀像豬籠的捕蟲瓶而得名。在張貴興的筆下，這種在馬來西亞被俗稱為“猴杯”的植物，正是逃出妓寮、逃出墾殖地、走投無路的女人們的救星，也是貪婪的、欲壑難填的怪物。
“嬰兒頭顱和絞成繩套狀的四肢朝向瓶口，小嘴吞吐孑孓，頗似章魚放墨。……一具只有下半身的嬰屍屁股朝天，消化液外的小臀小陽具被蠅蚋啃去一半，像極了兩杯正在融化的霜淇淋……”
《猴杯》描寫豬籠草吞噬嬰屍的場景，鮮明生動，讓人毛骨悚然。這部作品對我們的審美和內心體驗發動了奇襲，讀者也許要做好被冒犯和抵禦的心理準備。
張貴興，祖籍廣東龍川，1956年生於婆羅洲，1976年赴台升學，1980年畢業於台師大英語系，1989年任中學英語教師。代表作有《伏虎》《賽蓮之歌》《頑皮家族》《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沙龍祖母》《野豬渡河》等。曾獲時報文學獎優等獎、台北書展大獎、亞洲周刊十大小說、金鼎獎圖書類文學圖書獎、台灣文學金典獎年度大獎等。
奇幻化效果
南洋風物與修辭意象
婆羅洲是如此複雜的存在：日頭肥大，草木葳蕤，野物橫行，蠻狠生長……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的精神世界，又何嘗遜於此？
《猴杯》充滿濃烈的熱帶氣息。這裡，老榴蓮樹葉密如冊、紅毛丹熟豔透膩、鳳梨園無垠、絲綿樹高聳、大蜥蜴與猴群作戰、火蟻百萬大軍忙碌營造、巨犀轟隆隆踩踏泥地；這裡，香蕉園撒滿枯草和畜糞，巨蟒盤踞大樹，偶爾從幽暗飛出一隻深褐色大皇蛾，麻布吊床的紫色花苞摩挲少女的頭。不可計數的南洋風物帶著姿態、聲音和氣味，從熱帶雨林裡現身，以豐富斑斕的各種形象組合構建小說神秘詭異的氛圍。評論家朱崇科說，在張貴興那裡，雨林的生態不僅僅是一種蓬勃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它們的發育和生長也往往展現了一種“人化”色彩和奇幻化效果。
對於南洋風物的刻畫，鍾情者並非只有張貴興。李永平、黃錦樹、黎紫書等馬華作家的作品都離不開對婆羅洲地理的記憶和講述。可是，張貴興的想象力和辭藻，帶給人的感官刺激和震撼力是尤為衝撞的。張貴興的行文，也像雨林生態，放縱恣意，糾纏交錯，那些字詞就像吸收了營養的豬籠草，沒有節製地運轉，吐露措手不及的情境，色調之濃鬱，就是熱帶特色，見風就長，如日中天。
在張貴興筆下，雨林的植物是母性的、陰性的。它張開私處，任人吮擷。它要索取供養和祭獻，它沉默無聲，卻能以大自然的方式悄然清理不符合規則的物質。雨林也擁有種類繁多的動物，在有限的生存空間裡，動物（包括人）必須展開殊死的搏鬥。與植物不動聲色的大智慧相比，反而是我們以為的更有行動力、更聰明的動物顯得愚昧和蠻荒。
張貴興對野性的意志、身體的排泄和極端的陰暗、屈從的情欲非常感興趣，極盡渲染之能事，考驗讀者忍受力的極限。情欲和暴力的非常敘事，不僅指向對人的肉體的侵犯，也不僅指向人與人、人與動物之間的搏殺，更是指向欲望與權力的人性之惡，是一種鋪張揚厲的進攻性語言。王德威曾評價，張貴興堆砌繁複詭譎的意象，直搗象形會意形聲的底線，形成另類奇觀，不按牌理出牌，下筆行文充滿實驗性，顛覆了“五四”寫實主義以降、視現代中文為透明符號的迷思。
《猴杯》，作者：張貴興，版本：後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6月
南洋意識
身份尋根與本土意識
張貴興1956年生於馬來西亞婆羅洲羅東鎮。作品《頑皮家族》的序文中他有如下自述：
“我祖籍廣東，出生在南洋一個大島上，十九歲時離開出生地到台灣繼續我可憐的學生生涯。有時候我聽到一些囉裡囉嗦的流行歌曲，歌者唱著我的故鄉如何如何，自己也哀愁自憐地哼幾句，忽然就開始懷疑故鄉在哪裡。那個素未謀面的廣東自然不是我的故鄉，我住了超過十九年的台灣也不是，當然就只有是那個赤道下的熱帶島嶼了。
家鄉的親人是移民的後裔，以各種合法的、非法的方式謀生，活得樂觀、自在而深富哲理，我肯定他們比皺著眉頭思索人生大道理的知識分子更了解生命的意義。我時常在夜晚時聽見鄰居傳來的驚天動地的笑聲，即使宰殺一頭豬或者一隻雞，他們也像在上演一出喜劇，讓快樂地生長的豬或雞快樂地死去。書上說的什麽華僑血淚史仿佛成了謊言。”
在他的心目中，唯有那個南洋的大島、赤道下的熱帶島嶼，才是他魂牽夢縈的家園。不同於廣東、台灣的直稱，張貴興用替代的名詞、更具情感涵納的表達方式呼喚故鄉。這凸顯了張貴興的“南洋”意識。
《猴杯》的敘事空間在台灣與馬來西亞之間移換，小說的主要情節是講述華人移民余氏一家四代在婆羅洲的墾殖史。主角雉是余家第四代，是長孫，在小說揭幕時，雉已離開故鄉多年，成為台灣中學老師，因妹妹阿麗懷上生父未詳的私生子繼而在醫院生子後攜子失蹤，雉必須回鄉尋找阿麗，同時面對凋敝的家園和不堪回首的往事。雉的回歸，有著身份尋根的內在渴望。在他早已成為“皺著眉頭思索人生大道理的知識分子”多年之後，他要怎樣在他童年生活、長大後逃離、現在不得不歸返的故土，重新去了解生命的意義？
這類主題的文學作品並不少見，《猴杯》之所以出色，首先歸功於文筆。這是張貴興著力繪製的婆羅洲異世界版圖，雉的尋親之旅神秘廣闊，徘徊在幽深的迷宮，敘事不斷脫逸，穿梭在往昔與當下，草蛇灰線，浮筆一點點展露。那些枝蔓的文體所描摹的紛亂熱帶雨林天氣，企圖觸及的，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的景物或場景還原，而是潛意識的心底埋藏的欲望，某些呼之欲出的真實和人心難以抑製的躁動。
《猴杯》的出色，歸根結底，是放置在婆羅洲的背景下才能擁有的。環境強化了人的激情和生命衝動，人的意識流動和行為模式與自然達成了契約式協議。《猴杯》的身份尋根有兩條線：一是余氏作為華人移民努力融入馬來西亞，在當地站住腳跟、成家立業的過程；二是雉回到馬來西亞，結識達雅克少女亞妮妮，從而進入土著民族文化傳統的過程。
第一條線，因曾祖父不擇手段的自私謀利而發芽，在祖、父兩輩人手中延續，逐漸走向沒落，最後以“總督”的殞命作為終結，是後殖民文學的書寫軌跡。第二條線中，我們要注意一個似乎與全書格格不入的人物，即雉的同事羅老師。這位道貌岸然的儒雅先生有種性癖，喜歡以小恩小惠勾引、嫖宿達雅克少女，這是個隱喻，暗指一種在物質上更有吸引力的外來文化對土著文化的破壞和侵蝕。
第一條線全面崩解，第二條線緩慢落地。自然之子對人工造物的勝利，表明了張貴興在文化種族政治範疇上的認知。
張貴興作品《野豬渡河》
難以回避歷史
美學虛構與歷史現實的取捨
回到張貴興的身世自述，注意第二段桃源式的表述，尤其最後一句：“書上說的什麽華僑血淚史仿佛成了謊言。”仿佛，若虛若實，亦真亦幻。華僑血淚史是謊言嗎？
王德威在《現代文學新論》中提出了“後遺民”的說法。王德威說，區別於背井離鄉的移民、化入當地的夷民，還有一種海外華語發聲姿態，那就是拒絕融入移居的文化，無論如何仍堅持“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想象的所謂“遺民”。
馬華文學的背後存在著複雜曖昧的社會、文化、政治、教育、種族的多重糾葛，任何馬華作家都必須厘清以上因素對自身的影響，而後以文學的方式表達。1942年到1945年間，日本一度佔領東南亞，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在馬華文學裡又會得到什麽樣的體現？以《猴杯》的時間跨度，作者難以回避這些問題。
張貴興沒有回避，事實上，他的態度是明確的。儘管《猴杯》提示了余氏家業的第一代開創者（曾祖）可能是被騙“下南洋”挖礦的“豬仔”，但這部分基本上是作為虛筆處理的，小說更多落筆在刻畫他的自私自利，他所有的智謀都用在怎樣拓展種植園、侵吞鄰居的土地，為此不惜訓練“總督”侵襲他人、咬噬孩童，也不惜勾結日寇屠滅族親。這是一個殘忍的、沒有人性的殖民者的形象。華人種植主對達雅克家園的侵吞，一再激起變亂，大批土著死於余家武裝部隊的槍口，當地生態也因余家的意願而不斷變更。《猴杯》裡的日寇殺戮事跡，是一種遠景淡寫，並且常常出自曾祖的告密或暗中指使。
如果華僑有血淚史，在張貴興看來，似乎更多的來自華人與華人內部的自我殘殺。性欲以及性欲的動力、暴力以及暴力的機制，脫離了宏大的歷史背景，或者公平點說，只是被抓住了一部分，然後就嵌入了流動於歷史之間的個人與個人蟻群般的生存鬥爭。
撰文｜林頤
編輯｜張進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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