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教材：現今教改的一面鏡子

編者按：民國時期的三種教材《商務國語教科書》、《開明國語課本》、《世界書局國語課本》塵封了數十年，幾年前由上海出版界的一批具有慧識者重新影印出版，近期在教育界以至更大的社會層面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長期呼喚對現行中小學語文教育加以改革的背景下，這些民國老課本所提供的教育觀念的對照和文化的借鑒，值得深長思之。

原文 ：《作為一面鏡子的民國教材》

作者 |蘇州大學 羅時進

圖片 |網絡

懷舊：值得“懷”的那個“舊”

民國教材為什麽遭到熱捧並得以風行，自然有相當程度的懷舊的意味。懷舊，是對逐漸陌生的事物的追想，是一種具有浪漫意味的情懷釋放。民國距離我們並不遠，但六十多年畢竟是一段滄桑，民國建築、民國服飾、民國物件，乃至民國文白相雜的語言，都以一種與今日所大不同的“民國味”讓人們記憶、懷想。民國教材，從封面設計裝幀到課文插圖，從手書豎排繁體字到紙張色調，整個一個典型的“民國文化遺產”。這種由時代相隔產生的特殊美感自有其氣場，引起人們追捧。但需要注意的是，這次民國教材影印出版形成的購銷熱和高度認可己遠遠不能用一般的“懷舊”感來解釋了，在其背後還有一種特殊的值得“懷”的那個“舊”。

首先是民國時期教育家、文學家對基本教材尤其是對初級學生課本編寫的重視。民國時期，國文教材的編寫、出版和批評相當活躍，一流大家都親自整理或參與其事。民國語文教育家王森然曾說：“國文教得不好，學得不好，學校教育，怎樣還說得改進？在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內容工具，似乎都還有可以借鏡於他國先例的地方。獨有國文，非由我自己來探索不可。”對國語教材編寫具有極大的責任感，是那一代民國學者的文化取向。此次重印的民國教材中《開明國語課本》的編寫者葉聖陶、繪圖者豐子愷，《商務國語教科書》的校訂者張元濟等，都是一代文化大家。在今天，一個稍有名氣的學者去編寫小學課本也許都會覺得“屈尊”，而一時之選的這些民國大家卻願意在“紅花開，白花開，紅花白花朵朵開”，“太陽，太陽，你起來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麽地方睡覺”這樣淺白的課文編寫中傾注才華，下水磨功夫。對民國課本的懷舊，其實正是後來者向潛心啟迪民智的文化先賢表達敬意，是千萬家長向重視童蒙國文教育的一代大家深致禮讚。

除了精神上的懷念和崇敬外，人們也喜愛民國教材課文的清雅流暢。當科舉制度被廢除，文言文為白話文代替，時文腔調不再流行之後，一代民國文學家努力探索全新的書面語言表達方式。文化大家的厚重修養使他們出語典雅，而作為語文教育者他們又力求表達清暢。於是我們在民國教材中讀到“雨下著。遠處的山、遠處的樹都沒有了。太陽也看不見了，只看見滿天的雲”這白話詩般的語言。語文課本自然要“文”，民國“國語讀本”的“文”，是淺近中孕雅致，平和中含韻味，清透中藏妙機。這種小荷聚露、雲陽初開的樸素純真的語言，讓長期生活在單調的教科書語言和新爆的網絡語言環境中的人們感到陌生、新奇、優美，產生懷舊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民國課本的懷舊，隱含著知識階層對當今固化的教材語言和流行的媒體語言的拒斥，對重建樸素自然、生動活潑語言文化生態的希冀。

引導：攙著走，而不是牽著走

毋庸回避的是，對老課本的懷舊在一定程度上出於對現行語文教材的不滿。現行語文教材在有限的課本涵容中承載了過多的道德責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泛政治性代替了人文性，過分強調文以載道，處處要求彰顯德性，其結果往往道彰而文傷。這不能不說是現行語文教材最大的“痛”，也是與老課本相比對照顯示出明顯不同的地方。

語文教材要不要載道，要不要體現價值觀念，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梁啟超說，欲新一國國民，必新一國小說。這一觀念主導了一個世紀以來語文教材編寫及語文教育的價值取向，其中有得有失，值得認真總結。說實話，民國老課本也並非不講以文載道，但在以何為“道”與如何傳“道”方面別具見解。其以“立人”為宗旨，“做人”為準則，傳導的是一種普世的價值觀，而不是具有政治導向和時代立場的特定理念。

在傳導普世價值觀念的方法上，老課本的編者是循循善誘的，我把它形象地稱之為“攙著學生向前走”。這個“攙”字來自世界書局國語課本《老師很喜歡我》的啟發。課文是：　“弟弟放學回來，母親問他說，老師喜歡你嗎？弟弟說，老師喜歡我，他攙了我的手，叫我小朋友。”一個“攙”字是個很小的細節，但傳達出了老師和學生，以及人和人之間和睦、親切的情感。開明國語課本中《出家門》是寫孩子們上學的情景：“出家門，到巷口，遇見幾個小朋友，我們拉著手，我們一同走。我們對著太陽走，長長的影子在後頭。”這是一段既有生活氣息，又有詩意的文字，字裡行間都滲透著無機無猜的稚氣，純淨透明的親愛。寫這種課文文字的人，心中有對孩子們的大愛，又真正懂得教育，熟悉兒童心理，深知應怎樣“攙”著孩子們向“做人”的大道走。

現行的教材如何呢？對應著“攙”字，可用一個“牽”字來概括。同樣是教導學生尊師，開明國語課本的《先生早》只有七個字：“‘先生，早。’‘小朋友，早。’”商務國語教科書的《敬師》一課竟然是無字文，整篇課文就是一幅學生和老師在教室裡畢恭畢敬互相行禮的圖畫，其意旨在示範。而如江蘇教育版小學二年級課本，先是練習《學會祝賀》，要求學生“教師節到了，自己動手做一張賀卡送給老師”。還嫌這種“牽著走”的拽力不夠，第六課又安排了《一株紫丁香》課文：“你看，你看，滿樹盛開的小花，那是我們的笑臉，感謝你時時把我們牽掛。夜深了，星星困得眨眼，老師，快放下手中的教案吧，讓花香飄進你的夢裡。”這種將老師形象定型化且明顯為文造情的文字，真不知是怎樣通過編選、審訂進入教材的。至於在“識字”課中列出極富意識形態色彩的“金水橋”、“大典”、“檢閱”、“神州”、“騰飛”等詞匯，這種“喻道教育”恐怕已與低幼天真的兒童心理脫節太遠了。

課文：即事是學，益智多趣

葉聖陶說：“小學生既是兒童，他們的語文課本必是兒童文學，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使他們樂於閱讀，從而發展他們多方面的智慧。”顯然，引起閱讀興趣，發展多方面的智慧，是葉聖陶，也是那一代民國國語教材編撰者的出發點。打開此次印行的三套民國國語教材，人們不能不欽服當年的那些文化大家，將每冊課本都打理得益智而多趣。

益智之秘其實並不難解，那就是泰州學派的基本理念“百姓日用即道”。課文中涉及的內容都是學生身邊事、家中事、學堂事和經常接觸的自然現象，編撰者用淺顯的方法說明人倫之理、孝親之道、自然之象，以及人際往來所必須具備的品德、素質和知識。“即事是學，即事是道”，民國國文課文編寫者們讓這個即事而學的過程始終充滿童心、情趣。不妨看兩篇課文。世界書局國語課本《請問尊姓》：“永兒的爸爸，對永兒說：‘如果有客人來，先要問他尊姓。’明天，對門的徐先生，來看永兒的爸爸。永兒說：‘徐先生，請問尊姓？’”《猴子搶帽子》：“小孩子戴了帽子，走到山裡。猴子忽然搶了他的帽子，戴在頭上，就爬上樹去。小孩子心裡很著急。樵夫走過，把自己的帽子丟在地上。猴子看見了，也把帽子丟下來。”都是寫“模仿”這一現象，不經意的妙趣中標舉出人際之禮、之情，傳達出一種智慧的美感。

現行語文課本也有大量“即事”之作，雖不乏較好的作品，但存在四方面問題：　一是真實名人，虛假故事；二是點化傳說，編造史事；三是以古諷今，借事說事；四是配合宣傳，納入時事。後者少為人議，其實並非個案。如東方明珠建成、抗擊非典、神舟號飛天、申奧成功這些時事要聞一一進入了蘇版教材，而且“申奧”不但進入小學課本，也同時進入中學教材。語文課與時事課功能如何區分，主事者應該慎思。從目前課文的情況看，即事之速，欠缺用心打磨之功；即事之大，則非大詞不能達意。如此於語文教學恐怕實在難言益智多趣。

語文教材是進行漢語母語教育的基礎文本，是承傳人文常識的基本載體，也是培養青少年的重要指南，自應高度重視其編寫，傾注文心打磨每一篇課文。民國國語教材當然不是最高典範，今日有今日之文明環境和文化背景，沒有必要也決不可能“回到民國課本”。但有這面鏡子，有這個高度在那裡是件好事。實際上，從它重新為世人所知的那一天起，人們已經不可能回避它了。

文章原載於思想的力量——《社會科學報》十年精粹學術卷，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