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匯講堂 丁怡 劉方洲
20歲時的陳思和，是淮海街道圖書館館長。那幾年，他正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人饒有興致地編纂一本館內刊物。當時的他或許沒想到，恢復高考不久後考入複旦中文系的自己，會在隨後的幾年內，與兩篇小說牽扯出奇妙的“評論”緣分。
1978年，陳思和評論室友盧新華作品《傷痕》的文章在文匯報發表，肯定其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這次嘗試讓他陸續收到讀者的來信，表示支持；而四年後，同樣是一篇刊登於文匯報，評論《“狐仙”擇偶記》的文章，卻讓陳思和險些擔上了醜化農民的惡名，小說原作者趙本夫更在多年後的一次會面中“哭訴”：“你差點害了我啊。”
帶著有趣的經歷，日前，受上海圖書有限公司與廣東人民出版社的邀請，陳思和做客海上博雅講壇第171期，生動地講述自己做文學批評的故事。在現場，他直言，相比於李白、曹雪芹、魯迅等已過世的文學家，年輕時的自己已開始偏愛那些還在動筆寫作和活躍發聲的文壇耆宿。四十年間，筆耕不輟，這位曾經的文學評論愛好者與同時期的文學創作者相伴成長：時而點醒“做夢”的作家，時而在生活中捕捉靈感，時而也需要推倒重來……去年11月，七卷本《陳思和文集》在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發布，凝結了他約半個世紀的文學批評成果。同樣，近一個半小時的現場演講中，一條漫長而生機勃勃的文學批評之路緩緩展開。
陳思和做客海上博雅講壇，生動地講述自己做文學批評的故事
無書可讀年代裡的讀書“積極分子”
生於1954年的陳思和，與大部分同齡人的經歷不同。在那個年代，他並沒有去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而是留在老家上海。陳思和回憶，在當時的住處附近，有一座民主人士黃炎培修建的圖書館（今黃浦區明複圖書館），藏書巨集富，淵源深厚，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卻是個不起眼的地方。
每天早晨，他都會準時出現在圖書館，一本接一本地瀏覽和品讀。不參加勞動卻一頭扎進書堆裡，毛頭小子的這股讀書勁兒讓圖書館管理員時常投來不屑的眼神。陳思和笑著說，當時的自己絲毫不在意，仍舊如饑似渴地讀著那些“花花綠綠”的圖書。在沒有書讀的特殊年代，陳思和在家和圖書館之間來來回回，積攢著閱讀經驗，開始了與文學的不解之緣。
1974年，20歲的陳思和當上了淮海街道圖書館館長，而他的實際工作是在原先的圖書館做館員，編纂一本毫不知名的館內刊物，負責看稿、列印和裝訂工作。儘管這本刊物並沒有多少讀者，陳思和依舊饒有興致地辦了起來。那時，圖書館牽頭組織了一個類似於讀書小組的小團體，吸引許多附近從事各種工作的青年人。他們大多對讀書感興趣，常常聚在一起不知疲倦地討論交流自己閱讀過的作品，心中封閉已久的對知識的渴望在言語之間被重新點燃。時過境遷，這群愛讀書的“組員”們中湧現出了許多在中國文藝界相當有成就的人士，其中就包括《新民晚報》編輯曹正文。“這是個充滿活力，洋溢著青春氣息的小組！”如今的陳思和聊起這段經歷，依然興奮不已。他稱自己是積極分子，每次小組聚會後，他嘗試將自己的見解和感悟寫成文章，收藏起來。這一有心的舉動為其日後的文學批評工作埋下種子。
黃浦區明複圖書館
1977年，陳思和在恢復高考後如願以償考取複旦大學中文系。當時的中文系系主任是著名的文學家朱東潤先生，原有兩個專業：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憑著興趣，陳思和毫不猶豫地報考了後者。報導的那天，他才得知學校修改了招生簡章，去掉了文學創作專業，將二者合並。
開始大學生活的陳思和，曾一度癡迷中國古典文學。先前在圖書館“啃書”的日子裡，他日積月累，寫下過厚厚的關於劉禹錫《竹枝詞》的一遝評論材料。大二的古代文學史課上，他以其為基礎，寫成作業。授課的是一位相當博學的老先生，看過陳思和的文章之後，沒打招呼，立馬將它投稿至《複旦大學學報》。最終，這份“作業”竟然發表了。陳思和坦言，對於剛入大學不久的他來說，這實屬不易，同時也為自己後來走上文學批評之路增添了頗多的信心。
做文學批評，要有學識也要有膽識
大學時，陳思和的室友之一是盧新華。兩人不僅同年同月同日生，更是因為一篇小說，構建起作家和評論家的關係。1978年，只是大一新生的盧新華創作完成小說《傷痕》，將其發表在宿舍區的牆報上。這個故事吸引了許許多多師生前來圍觀和閱讀：很多學生嚷著說它寫得好，默默地為它流淚，也有老師不以為然，系裡甚至開談論會研究這篇小說。而夾雜在牆報人群中的陳思和，選擇了書寫的方式。隨後，小說在文匯報整版發表。“結果是，《傷痕》給所有人都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陳思和向聽眾總結那一年的情景，一時間，不足萬字的小說內容成為了眾口交談的話題：1970年代，女青年王曉華與被打為叛徒的母親決裂，離家出走。為改造自己，她上山下鄉，來到渤海灣畔的農村，歷盡艱辛。八年後，母親被平反，渴望見到女兒一面。而當王曉華趕回家時，母親已經離開人世。
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整版刊登盧新華的小說《傷痕》
當時報社文藝版的編輯褚鈺泉在《傷痕》發表的第二周便組織了一個版面的爭鳴文章，抱著試一試的心態，陳思和將自己先前寫下的評論文字寄了過去。第二天，這篇文章發表在頭條。“我總體是支持《傷痕》此類小說的”，陳思和說道，而在這之後，他也陸續收到了一些讀者的來信，表示同意他的觀點。首次校外公開發表作品的經歷，正式開啟了陳思和文學批評的旅程。然而，這條路也並非好走。
1981年的秋天，一位文匯報社的朋友向陳思和約稿，寫一篇評論文章。那時，陳思和並未有明確的評論對象，按照習慣，他來到圖書館，希望找到一些素材。翻閱中，時任江蘇豐縣文化館創作員的趙本夫的一篇小說《“狐仙”擇偶記》吸引了他的注意：農村裡，一個漂亮的寡婦因為比較風流，被認為是狐仙。她設法和很多男人發生關係，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陳思和談到，自己在讀這篇小說時，便敏銳地意識到，它的寫法很特別：一方面，過去的小說從沒有以利用農村男女關係為主題的小說；另一方面，其中探討的農村對婚姻的選擇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之後，陳思和寫成評論文章《農民的愛情》，公開發表。在現場，他苦笑道，沒過多久，自己就受到了批判，被人責難其醜化農民的愛情。所幸的是，在《文匯報》的保護下，陳思和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因此，批判的對象被誤傳為小說原作者趙本夫，他無辜地“躺了槍”，在文化館內部接受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批鬥。多年以後，陳思和和趙本夫在一場會議上相遇，趙本夫開口第一句便是：“你差點害了我啊！”“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一篇文章竟給百裡之外，素不相識的作者造成了這麽大的影響”，陳思和感慨道。
作家趙本夫，他的小說《“狐仙”擇偶記》曾吸引陳思和的注意，並寫成了評論文章《農民的愛情》
已是一頭白發的他，講起這段經歷給自己的教訓，依然鏗鏘有力：“作為文學評論家，不僅要精通專業，更重要的是要有膽量，要有強烈的正義感，並且要努力堅持那些對的東西。” 此後，陳思和逐漸意識到作為評論家的責任，他表示：“我後來很少再怕受到批評。”
評論家對社會生活而不是作者發言
大學畢業後，陳思和留校任教，他的興趣點逐漸從古代文學轉移到現當代文學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當代作家的代表恐怕非巴金莫屬。當時，巴金住在上海武康路。空余時間，陳思和常去拜會，這為他的巴金研究提供了動力。
1933年，巴金以自己的家族為原型，發表長篇小說《家》，控訴封建大家庭罪惡。陳思和回憶，某次自己和巴金討論起其中的頑固分子高老太爺，這個形象對應巴金的祖父，一向被視為封建禮教的代表。在現場，陳思和生動地再現了兩人的對話：
“你的祖父其實不頑固，為何要把他寫成那樣呢？”
“他怎麽不頑固？他頑固的！”
“你想想，你中學時就被他送去讀外文，可以說是為預備留洋打算的。他甚至把老三老四送去日本學習法律，可見也挺開明，怎麽能說是頑固呢？”
“他反對我們參加學生運動。”
“這也不構成理由吧，現在參加學生運動，長輩也是會反對的。”
這場談論結束後，巴金想了想，點頭同意了陳思和的觀點。“我舉這個例子意在說明，評論家和作者之間的關係”，陳思和認為，有時，評論家的腦子是比作家的腦子更清楚的。作家創作運用的是形象思維，他們創作時被自己強大的情感力量所蒙蔽，腦子裡往往一團糟，但同時又充滿著充沛的情感和不竭的表達欲望，因此能寫出優秀的作品。而評論家評論作品運用的是理性思維，需要分析現象後面的本質問題，而不是跟著作者的感情走。他笑稱，跟著作者的感情走，那就是普通讀者，而不是好的評論家。但與此同時，陳思和強調，評論家心裡也需要充滿感情，不然也寫不出好的評論。
陳思和認為，評論家評論作品運用的是理性思維，要分析現象後面的本質問題，而不是跟著作者的感情走
在陳思和看來，文學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連，不管它寫的是古代的事還是現代的事，萬變不離其宗，都是對當代社會生活的反映。因此，他認為文學評論家的文章不是對作家發言，而是對社會生活的發言。他的評論不是寫給作家看，而是寫給在社會上普通的群眾看。文學作品中某些作者都不一定清楚的社會現象，需要評論家去挖掘和分析。
理論之外，文學批評需融入對生活的理解
在學校教書時，陳思和常遇到學生提出的難題：“老師，你用什麽理論去解讀作品？”他坦言，這其實源於當下寫論文的風氣：把一個好的文學批評理論例如巴赫金的複調理論，像公式一樣套到不同的小說當中，得出看似不同的結論，以此寫成一篇論文。面對聽眾，陳思和直接地表達了對此類機械化的文學批評手段的反感。
他以自己的文學批判經驗為例，初讀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時，變成寡婦後的上海白家小姐白流蘇和青年公子哥范柳原的愛情故事讓他感覺頗為煩躁。“張愛玲太囉嗦了！”，無奈之下，他只能讀讀停停，卻在這種事無巨細的寫作風格下亂了手腳，無法理解白流蘇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愛情糾葛。
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
一次細讀中，陳思和發現了小說中的一個細節。原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柳原歎道：“……流蘇，你不愛我。”流蘇道：“怎見得我不？”柳原不語，良久方道：“《詩經》上有一首詩——”流蘇忙道：“我不懂這些。”柳原不耐煩道：“……我念你聽：‘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麽小，多麽小！可是我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摘錄於張愛玲《傾城之戀》，有刪減）
細心的他看出，范柳原念的詩經中的句子，用錯了字詞（“與子成說”誤為“與子相悅”）。究竟為何如此？陳思和由此推測作者的意圖，或許是指向對愛情和自己不堅定之人才會出現這種誤用。他繼續在腦海中聯想，此二人久久不能相愛結合，非要等戰爭爆發，才盼來最終的愛情。想到這裡，小說中的情節突然連貫起來：范柳原向白流蘇求婚總是用純西方的求愛方式，例如把她介紹給自己的許多朋友，或是說一些隱喻之類的話語，但最終始終沒有實際行動來表達感情；相反，出身傳統家庭的白流蘇則渴望有一種安穩的生活，卻在范柳原的身上始終感受不到這種感覺，因此一味地推諉躲避。“我當時才頓悟，這兩人之間的不合拍，實際是源於中西文化的矛盾。”陳思和舒了一口氣，他坦言，那會兒自己對這部小說基本理解了，心結終於解開了。
這段與小說“神交”的經歷，讓陳思和十分珍惜日常生活中的觀察和積累。他認為，空洞的文學理論無法完成真正的文學批評，理論需要融入到自己的觀點中去解讀作品，而這些觀點則是要反映自己對社會生活的觀察，對人性的寬容的認識。
講座結束後，陳思和為熱情聽友簽書
演講的最後，陳思和聊起文學評論工作者的艱辛。以俄羅斯大批評家別林斯基對於果戈理的文學批評為例，他指出，有時候評論家對一個作家的預言會出差錯。例如，一個作家寫出了一部不錯的作品，評論家預言他將會取得更高的成就。然而，這位作家的下一部作品卻一塌糊塗，於是評論家不得不去修改自己過去寫作的文章。
“可以說，作家和批評家是共同成長的”，陳思和總結道。從改革開放之初至今，他筆下的文學批評文章見證了中國一大批優秀作家的成長。而對他自己而言，年輕時對文學的衝勁，在四十年的磨煉中，添加了頗多成熟和勇敢的氣性。如今的陳思和，寫作和演講之餘，時常為國內缺乏年輕的自成一派的批評家的現狀感到擔憂，回首漫漫文批之路，他感慨：“批評家的功夫是要用閱歷，在日積月累中形成和鍛造的。”
陳思和文集七卷本：《星空遙遠》《巴金的魅力》《新文學整體觀》《名著新解》《營造精神之塔》《告別橙色夢》
現場拍攝|劉方洲
微信編輯|袁藝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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