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之博士解讀《詩經》第100篇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
100.1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100.2東方未晞（xī），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100.3折柳樊圃（pǔ），狂夫瞿（jù）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毛詩序】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玄箋】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毛詩正義》卷五，2000:394）
【朱子集傳】
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〇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辰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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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方未明》，毛公和朱子是一致的，都說是刺無節，也就是說他們已經提到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時間”和“節律”。
古代人，特別是古代的王侯將相們的時間觀念是怎麽樣的呢？在《毛詩》中明確提到“時間”的，《東方未明》是第一篇。後面似乎也沒有類似的篇章，所以，這一篇應該是比較有特色的，因為它告訴我們從《詩經》時代開始，人就已經很成熟地進行時間管理了。
現代學者中，詹冬華《中國古代詩學時間研究》（第7頁）提到了孫康宜《詩經裡的時間觀念》（the concept of time in the Shih Ching）。這大概是專門談這個問題的了。據說她討論了《詩經》中的自然時間（natural time）和個人時間（relativetime）。
自然時間是以日月星辰和植物景象為標準的客觀時間，個人時間是以“未見/既見”“昔我/今我”對比的情緒或者情感宣泄。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這是李商隱最為出名的《錦瑟》詩。很多人認為這是“悼亡詩”，也就是思念已經故去的某某的。也有人認為是“自傷生平”的，也就是對自己一生進行總結的。
由於李商隱沒有說這首詩是在什麽情況下寫的，只能推測，施蟄存《唐詩百話》（第539-549頁）中就說，只能“不求甚解”。對詩篇，我們可以說，可以徐徐道來，可沒有必要穿鑿的胡扯，看起來說得是雲山霧罩，口吐蓮花，卻不知所雲，有甚意義？
事實上，很多釋經學家都不認為自己是“不求甚解”，大都認為自己所解的是確解，“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說的就是釋經學家的這種狀態。
陳世驤（1912-1971）《時間和律度在中國詩中之示意作用》（《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第257-277頁）有比較有趣的討論。陳氏說，時間和律度是詩中的基本成分，人們在講詩的時候往往習而不察，所以有必要提出所謂示意作用（poetic signification），從這裡是可以分別詩與非詩，可以見好詩壞詩的。
“詩中的時間感最能動人的，氮氣動人的力量，在於時間暗示的流動；又因為時間可說是藏在人生一切事物的背後而推動的，所以在詩中也可說是越蘊蓄在事物之中越好。流動和含蓄，可以說是時間在詩中示意作用的兩個根本條件。”（《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第2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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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以前的釋經學家似乎不太注意，因為在此之前，釋經學家所關注的是另外一些東西。所以說釋經學和其他的學問一樣，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問題所決定的。比如在討論社會形態的時候，學者很容易在《詩經》中找答案。
王宗石《詩經分類詮釋》把《東方未明》分到“農奴生活詩”這樣的類別。
高亨《詩經今注》（第166頁）也說這首詩描寫的是農奴乾活（而且是服徭役）的情形。
因為，農奴被召喚去給公家乾活，從早到晚，沒日沒夜第乾，更要命的是，公家還有拿著刀槍劍戟或者棍棒之類的監工，這幫人睜大眼睛看著乾活的人，誰要是沒有好好乾，他們就要用刀背砍了。
當然，想著他們刀背脫手，搶了到刀子來正當防衛一把，是絕無可能的。
拿著武器的狂夫是什麽樣子的呢？“狂夫瞿瞿”即是。
狂夫是基層的武裝力量，他們“屬於武士的一類的特殊部屬，服飾極為奇特，專掌驅邪、趕鬼、送柩的任務。平時也拿著武器監督奴仆勞動。”（第347-348頁）簡單地說，他們就是穿著假警服的一幫人，出了事兒，他們要第一時間出來頂缸的，就是出了名的“臨時工”。
不過，關於奴隸或者農奴的說法，其實並不嚴謹。按照何炳棣《商周奴隸社會說糾謬》（《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第48-80頁）的說法，古今中外的奴隸至少會有三個特徵，如果沒有的話，我們是不能稱之為奴隸的：
第一，奴隸是他的主子的東西，也就是說，主子可以像處理物品，比如垃圾一樣把奴隸處理掉，用完就扔；
第二，奴隸沒有社會的關係，不屬於任何一個階層或者家族，也就是說他像主子的玩具一樣，是憑空而來的，他沒有歷史，沒有未來，類似“死人”；
第三，奴隸是“外方人”（outsider），相比家人或者自己人（insider）而言，奴隸雖然是人，但是奴隸是不能和自己人一樣有位置的。
商代的“眾”（眾）不是奴隸，而是商代的平民，因為商王得關心著他們，他們在田地工作，參加田獵，充當士兵；他們不用擔心被當做人牲殺掉，除非是自願的，被殺掉的一般是戰俘。商王需要關心民眾，後來就不需要了，想著如何收稅就行了。後見之明看《詩經》，得出了時代的結論，也是正常的。
我們知道，古代中國的“隸”字含義很廣，不能看到有“隸”就認為那一定是奴隸所為，比如有些人把“隸書”說成是奴隸間通用的字體，就是胡扯的。詩雲：“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瞎扯就是這樣子的。
一般而言，奴隸來自戰俘，優待俘虜是晚起的說法。當然，自己人也有可能被判為奴隸，那就是犯了某種罪之後的被剝奪了人身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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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東方未明》篇中的“狂夫”，是什麽意思？毛公和鄭玄對此沒有解釋，大概他們那個時代對於“什麽是狂夫”都是很明白的，到了唐代孔穎達那裡，需要解釋了，他說：
《蟋蟀》雲：“良士瞿瞿。”瞿為良士貌，故《傳》雲：“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毛詩正義》）
狂夫的意思，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傻子的意思。
傻子有人形但沒人樣，他能裝出一個好人的樣子，可我們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傻子，因為他的樣子和他的行動都表明了他就是個二傻子。
朱子《詩集傳》中也說，狂夫就是個二傻子，因為：“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
高亨《詩經今注》（第166頁）中把狂夫說成是來監工的瘋漢。監工的確沒有什麽好貨色，如果有本事在身，誰會去做監工呢？
不過，這樣說的話，似乎意思不大，特別是對於現代的釋經學家而言，說二傻子這件事情是不太合理的。所以聞一多《詩經通義乙》（第4-224-225頁）中引用了《韓詩外傳》卷一的故事和《列女傳卷六·楚野辯女》的說法，認為“狂夫”是已結婚的女人說她家漢子的。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意思就是婦人說他家漢子走之前，在家門口弄了個柵欄籬笆之類的，防止女人跟人跑了；在出門之前，還瞪著大眼睛看了看隔壁老王，大意是要他小心點。
可惜了，隔壁老王很有一套，因為曹植還寫了《九詠》詩，其中有一句：“任椒蘭而望治，猶顛倒而求領。”
可是，莊子那裡，我們怎麽解釋呢？
《莊子·徐無鬼》的故事是這樣子的：
子綦（qí）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yīn）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
九方歅曰：“梱（kǔn）也為祥。”
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
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
古人孩子多，我們這一代人很難想象。那麽多孩子，怎麽養的呢？有個叫棋子的人，莊子給說他叫子綦，其實都無所謂。棋子找了一個看相算命的大師幫忙看看他的八個孩子中哪一個今後能過上幸福的好日子。
看相的人說，那個站在門檻邊上的家夥命最好。
棋子很驚詫，因為那家夥就是個鼻涕蟲，怎麽會命最好，看相的，你是真的看相的麽？
看相的說：門檻那的那位啊，今後能和大總統一起吃飯喝酒，您說他的命好不好。
聽了這話，棋子流淚了，不是高興，而是悲傷，我兒的命怎麽這麽苦呢。
看相的說：能和大總統一起吃飯喝酒，那今後你們全家好幾代人都會賺大發的，你這個當爹的也有面子有裡子。您聽到這個好消息，非但不高興，反而哭了起來。看來啊，這兒子有福，老子卻無福消受啊。
後來，站門檻那的那家夥，被一夥強盜給抓了過去，砍了他的腳，賣到齊國。齊國的國君在正好需要一個看門的人，就把這人買回去了。這哥們還真的是過上了和國君一起吃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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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畢業於京都大學，後來在京都大學當教授，是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要按照我們今天的說法，那就是近親繁殖。因為，這位吉川是京都大學青木正兒、狩野直喜（都是大牛）的學生，基本上就在京都大學活動。
吉川在四十三歲的時候才以《元雜劇研究》一書獲得了京都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終其一生研究中國的詩。不好好做日本人，卻以研究外國經典作為一生的追求，豈不是很奇怪？也不奇怪，很多人並不認為像《詩經》之類的經典就只是某些人的專利。
吉川的全集有27卷，另外還有《遺稿集》3卷和《講演集》1部。吉川還翻譯了不少中國經典，比如最難讀的《尚書》。在釋經學中，他做的《尚書正義》翻譯工作，基本上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之後，他還整過《論語》《詩經》的翻譯。總之，吉川是一位相當有意思的日本的做中國學問的大家。
吉川在《中國詩史》中說，以前的釋經學家們相信有一個聖人時代，有一個黃金時代和屬於人類的榮光時代。夫子及其經典就是人們信仰的基石。
“歷代對於作為這個時代的文獻而流傳下來的書籍，給予了特別的尊崇或尊重。格外收到尊崇的，是這個時期末出現的聖人孔子整理以前的文獻而編定的五經。他們一直被視為人類永恆的教科書。詩歌作品總集《詩經》乃是其中之一。稱之為經，意味是永遠的、根本的書。在嚴格的意義上是古代經典的意思。”（《中國文學史》，第22頁）
“像以上這樣的看法，已經不為本世紀（20世紀）的學者認可，什麽聖人所實現的理想社會這樣的說法，如堯舜時代，就連堯舜這樣的人物本身的實際存在都被現代學者所否定。”
既然堯舜禹湯都不存在，或者禹湯都是奴隸社會的頭領，現代人要比他們高得不知道到哪裡去了，何以還有什麽經典的信仰呢？《詩經》之類的書看都看不懂，說的話都是一些半截的東西，沒有什麽價值，留給一幫專家去看看就行了。
不管怎麽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國人對於《詩經》在內的經典，沒有太多的好感，相反，有一些日本人卻一直在研究這些老古董。他們搞得津津有味，好像這就是他們的生命一般。吉川就是其中之一。
在吉川看來，《詩經》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關心政治。即便是愛情詩，也可以視為是對政治統治的批判比喻，這樣的詩歌觀念對後來的詩人影響極大，比如杜甫、白居易。
第二，有大量描寫愛情的詩。
第三，是對人類本身的強烈自信。也就是在《詩經》中很少有把人看作受命運支配的微不足道的存在，更別說什麽奴隸之類的了。有人類的自信，當然也有人類的尊嚴，同樣還有的是人類的信仰。這些東西，後來消失了，或者有點模糊不清了。
吉川說：“為什麽經書是後世文學的淵源呢？那是因為經書將倫理的感動與美的感動合為一體之故。看看《詩》就會明了這一點。《毛詩大序》說，詩是心理的表白，但又說詩是以關心政治為目的的。這就意味著《詩經》的詩，不是隻表現感情的抒情詩。”（《中國文學史》，第38頁）所以，詩篇是關於時間和節律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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