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後，歷史發生了什麽轉折？

大家應該很熟悉的華人學者、美國密歇根大學歷史系博士黃仁宇說，“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在11、12 世紀內，中國大城市裡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

這不是黃仁宇一個人的溢美之詞。在海外漢學界，許多學者都相信，宋代已出現了近代化轉型。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說，“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歐洲宋代史研究的先驅、法國漢學家白樂日曾發起一個龐大的宋史研究計劃，宣布要研究宋代如何比西方更早地成為“現代的拂曉時辰”。

不過，這些持“宋代近世說”的學者，可能隻注意“唐宋變革”，而忽略了後面還有一個“宋元變局”。13世紀，元朝先後滅掉金國、南宋，統一大江南北。這一次改朝換代，於中國歷史的發展而言，事關重大，因為意味著宋朝制度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斷裂。

宋元易代發生的制度斷裂，主要體現在哪裡呢？我們簡單舉幾個例子。

其一，宋人提出，“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這種觀念完全不見於元朝，恰恰相反，元朝實行“投下分封製”，將征服來的土地、人口與財富分封給軍事貴族，作為他們的私產。

其二，宋人相信君臣之間是一種公共關係，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但入元之後，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係被私人性的主奴關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許多元朝大臣哪怕貴為宰相，按照草原慣例，也需要入宮服役，伺候皇上。這就是“家臣製”。

其三，由於君臣關係變成了主奴關係，君對於臣，當然有生殺予奪之權，想當廷打屁股就當廷打屁股，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沒什麽不可以。這就是“廷杖製”。

其四，宋代實行募兵製，入伍基於自願，而不是強製，國民基本上已不用服兵役。元朝則將一部分家庭劃為軍戶，這些家庭必須出成年男丁到軍隊服役，父死子替，兄亡弟代，世代相襲。這就是“軍戶製”。

其五，宋朝的官營手工業多實行“和雇”與“差雇”，“和雇”指官府從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工匠，是自願結成的雇傭關係；“差雇”則帶有強調征調性質，但官府需要按市場價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卻將全國工匠編入匠籍，每年強製他們到官府或官營手工場中勞動若乾天，工匠的勞動屬於勞役性質，沒有薪水，也不容逃避。這就是“匠籍製”。

其六，漢唐時期，居民出遠門需要先辦理通行證，叫做“過所”；但到了宋朝，“過所”制度已瓦解，居民獲得遷徙自由，只有進出要塞關禁時需有“公憑”。但元朝時，官府為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動，又要求出遠門的民居必須先向戶籍所在地的衙門申請、辦理通行證，這張通行證叫做“路引”。

其七，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夜禁制度，入夜即禁止居民上街蹓躂。宋朝時宵禁製開始松懈、瓦解，出現了繁華的夜市，24小時營業的商店，但元代又恢復了宵禁，入夜之後，禁鍾響起，即不準居民出行、飲宴、點燈。

其八，宋代之前還有奴婢賤口製，奴婢（包括政府的奴婢、私人的奴婢）屬於賤民，在法律上他們被定義為“畜產”，跟牛馬豬羊一樣。宋朝基本廢除了奴婢賤口製，奴婢不再是奴隸賤民，而是出場勞動力的良民。元朝的宮廷、貴族、官府，又開始佔有大量奴隸。

元王朝的這些制度，主要繼承自金國、遼國體制、蒙古草原舊製，以及唐朝的一部分制度。我們再看一個例子：元朝有“投下”制度，一部分人口被劃為“投下戶”，他們是屬於諸王、貴族等封建領主的私屬人口，不列入國家的編戶齊民，不承擔國家的賦稅徭役，而是替領主執役，是領主的奴隸。這一“投下”制度，同樣存在於金國、遼國，是草原部族的奴婢製遺存，與唐朝的官戶、部曲體制也有一定淵源，但跟宋朝制度毫無關係。

也就是說，元朝建立的制度，與“唐宋變革”以來的宋朝制度文明之間，發生了一種斷裂。這個制度上的斷層，不僅僅出現了元朝，而且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因為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於嚴重缺乏立國者的創製智慧，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制度遺產，比如前面我們說到的分封製、家臣製、廷杖製、軍戶製、匠籍製、路引製、宵禁製、奴婢賤口製，等等。

從經濟制度的角度來看，朱元璋建立的體制甚至比元朝的還要落後，比如說，元朝的海外貿易還是延續宋朝制度，海外貿易非常發達，但朱元璋卻實行嚴厲海禁，禁止中國商民出海，諸蕃國非入貢不準來華貿易。朱元璋對市場、商業、金融都不感興趣，他建立的政府，主要也是靠以緊縮的財政、實物徵收的農業稅、全民配役的勞役維持運作。歷史學者將這套財稅體制稱為“洪武型財政”。

洪武型財政下，是不可能有什麽“資本主義萌芽”的，明王朝用了一二百年的時間來擺脫洪武型財政，中晚明之後，隨著軍戶製、匠籍製、海禁制度與朝貢貿易制度的松弛，一條鞭法的推行，洪武型體制才宣告解體，繁華的工商業終於脫困而出。但此時，跟明王朝滅亡已經不遠了。

清兵入關，清承明製，實行的大體還是洪武型體制，1793年，即大清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拒絕了英國馬戛爾尼使團提出的通商請求，這不奇怪，因為乾隆皇帝跟朱元璋一樣，都是眼光短淺的帝王。直到晚清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列強破門而入，又攤上太平天國叛亂，在巨大的戰爭成本壓力下，清政府才不得不將征稅的重點轉到商稅、關稅，興辦洋務，發展實業，重新拉開近代化轉型的時代序幕。

之所以說“重新”，是因為類似的近代化，早在宋代時已經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