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中建築：對自然和人類失去信賴的地方

汶川十年。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城市上空正好傳來默哀的防空警報聲。聲聲長歎，當年災區傳來的每一幅照片，每一段消息都牽扯人心。翻看2008年5月20日的新聞，標題赫然寫著：

汶川地震倒塌房屋536.25萬間 轉移1234.84萬人

這是地震發生一周後的統計，到今天，這個數字應該比上面的還要多些。

地震過去整整十年，這十年間，被救助的人變成救助別人的人，愛和希望在緩緩傳遞，但傷痛也還會隱隱作痛。

每一次天災人禍之後，盡快重新恢復正常生活，是所有劫後餘生人們最迫切的心願。而在恢復生活這一龐大的構想中，重建家園是最小，也是最基本的部門。

建築，是災難時最受關注的焦點，也是災後恢復生活的第一道程式。建築的意義是什麽？它是否能在危急關頭，成為擋住死亡的保障？

日本，這個離中國不遠不近的國家，由於正好位於地震帶上，而經常受到自然災害的衝擊。人是否還能信任自然？作為最愛反思的民族的之一，日本人在災難之後反問自己，建築的初衷是為何？我們建造的僅僅是住所嗎？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裡氏9.0級地震。隨後，身為建築師的伊東豐雄趕往仙台災區調研。在那裡，他對災後重建、浮躁社會對高精技術追求的止境、建築與社會的關係，有了新的認識和想法。

關於災後重建：3·11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伊東豐雄寫給建築師同僚的一封信：

無法審視人類同自然的關係，所謂為災區民眾提案便是無稽之談

試想，我們建築師中，未曾有一人為一己之私而去設計建築，然而為何卻如此無法獲得社會的信賴？我一直以來都在不斷思考，如何將這種存在於雙方之間的互不信任感消除。立足這次地震災害，我想重新思索建築師究竟能夠為社會做出何種貢獻。我想歸心會的成員們均是因為同一種想法聚集到一起的。在震後初次造訪仙台之後，我向歸心會成員們發送了以下郵件。

從仙台歸來

山本理顯先生、內藤廣先生、隈研吾先生、妹島和世女士：

本周我去了仙台，周五周六共兩天一晚。夜裡宿在宮城縣南部白石市的站前旅館。期間我造訪了仙台媒體中心和東北大學工學部，也同仙台市奧山市長進行了會談，並在市政職員的帶領下了解了仙台新港以及荒浜地區等沿海災區的情況。

仙台媒體中心（外觀） ?宮城縣觀光科

仙台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建築物受損較小，商店也已重新開張，如同未曾經歷過災害一般。然而時不時會看到瓷磚脫落的大樓，公共建築也均幾乎處於閉館狀態，館內或恐是頂棚剝落、隔架傾倒等超乎想象的損傷狀態。

仙台媒體中心的外部除面向主街道的一層玻璃肋拱破損外，無其他損傷。中心內部圖書館雙面玻璃構造的一塊內側玻璃破裂。七層（頂層，放置有草綠沙拉古路夫家具[1]的樓層）南側一部分天花板同熒光燈掉落。

值得慶幸的是，災難中無人員傷亡，建築也僅遭部分損傷。然而即便如此，仙台市修繕科在檢測其安全性過後表示，從籌備預算開始修複到重新開館需要花費一年以上的時間。這似乎是因為災後重建的重點放在了多達兩百所以上的院校以及保健設施上，而其他教育設施位於其下。從修繕科的立場而言，這一決策確實極具說服力。

受災後的仙台媒體中心內部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邀請終生學習科的職員到場，向市長坦言了我們的想法。我們希望能夠早日開放中心，使它成為東京建築師與東北地區建築師商談如何攜手加入災後重建的一個據點，即便僅僅是一層也好。同時出席的東北大學小野田先生與藝大的桂英史先生對此也表示讚同。市長體察到我們的心意，向我們保證，努力在五月一日連休前開放部分場館。本次共同出席的終生學習科科室的三位工作人員，包括科長在內均為女性，我對市長奧山女士以及其他在場女性敏銳的理解力與脫離官場的率真感到自愧不如。在這種非同尋常的事態之下，男性往往無法如此這般設身處地地思考。

但雖是部分開放，我們依舊面臨種種問題。雖然現在無法斷言，但如果順利的話，五月初我們可以在仙台進行交談。屆時市長也將蒞臨。

另外，我從小野田先生處得知，由阿布仁史、小野田泰明、本江正茂、塚本由晴、小島一浩等約四十名建築師組建的團隊ArchiAid[2]已開始向全世界尋求援助，欲以此投身於災區重建計劃中來。因此在仙台的第一次協商，將在我們五人與ArchiAid的建築師之間進行，不知諸位意下如何？另外，我覺得我們也應當為募捐盡一份力，之前我也曾以本人事務所——伊東事務所以及個人名義向媒體中心捐款兩次。

這次訪問仙台市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正在逐步恢復生機與活力的市中心同沿海災區的落差。至今為止媒體已對沿海地區情況進行了全面廣泛的報導，似乎已無須贅述，但眼前仙台新港與荒浜地區的慘狀實在令人心痛到難以言喻。

新港上，排列著近百台普銳斯和雷克薩斯新車的殘骸。其破損程度即便是同翻鬥車正面相撞也不可能如此慘烈。車內灌滿了海水。

而荒浜地區的慘狀就仿佛是被投下了原子彈的廣島一般。目光所及之處，遍是漠然向遠方延伸的廢墟荒野。

我們踏入了在那片荒野之中孤零零殘存的荒濱小學。海嘯曾淹沒到這棟四層建築的第二層，因此一二層的地板上布滿了淤泥。一層是一二年級教室，當時孩子們得以在樓頂避難，躲過一劫。然而他們卻在樓頂上目睹了自己的家園與親人們飽受海嘯折磨的情景。一想到如今他們在避難所過著怎樣的生活，我便心如刀割。我至今無法忘卻教導主任孤身一人在建築二層中整理沾滿泥巴的教材的身影。

雖然處境萬分艱難，但包括市長在內的市政職員、媒體中心工作人員、小野田先生以及本江先生均情緒冷靜、精神飽滿。他們雖已是疲憊不堪，卻依舊努力鼓舞自己振作起來。

看著眼前的他們和荒浜慘烈的情景，我覺得自己已無法僅僅沉浸於當初感物傷懷的情緒之中。既然情況危急，索性背水一戰。

其實我心中依舊有躊躇——身為局外人的建築師，是否應當加入被海水衝毀的沿海村莊與城鎮的重建計劃當中；是否可以拋開政治與行政事宜由我們來直接參與。然而我的心態正在發生變化，我開始希望能夠在各個層面參與各種問題的探討。

因為我們當中有能夠與中央官署直接取得聯繫的內藤先生和隈先生，因此若與東北的建築師們攜手，應當能夠提出現實性的方案。我非常讚同妹尾女士所提議的在避難場所放置潔淨的桌椅這種微型提案。同時針對地方規劃，我認為也可以提出暫無現實依據的理想型提案。

從一九七一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以來，建築界幾乎沒有出現類似新陳代謝派[3]對都市的提案。內向與抽象的時代如今仍在延續。我意識到，如今正是打破這種局面，重新修複建築師與社會間聯繫的絕佳機會。

我會這樣想，原因之一是這次的地震災害並非發生在像神戶那樣的大都市，而是發生在了漁村和農村。

這次經歷地震災害，也經受了包括核泄漏等直接性災難的，並非居住在都會的人們，而是與大海和土地朝夕相處的人們。尤其對於從事漁業的人們而言，即使他們深知大海可怖的一面，依然要同大海為伴。

恐怕對於他們而言，無論我們提出如何讓人安心的街道與住所的提案，他們依舊會因無法拋棄大海而回歸故土。因此在為他們做打算時，一直以來頭腦中只有“都市”這一概念的我們，必須摒棄舊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以往的價值觀。

如果無法從根本上重新審視人類同不斷變化而又故我的自然間的關係，而僅僅駐足於同量性、抽象性的自然間的關係的話，所謂為災區民眾提案便是無稽之談。

反言之，若能在重新思考同原生態自然間關係的基礎上，提出針對街道與村落的方案，則無論它如何不現實，都將會成為極好的資訊。這將會是一個能夠重新審視已滲透到我們建築師身體發膚，讓我們深信不疑的近代主義思想的絕佳機會。

在同奧山市長會面的過程中，她提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在震災過後，流浪漢們突然活躍了起來。大街小巷均是無家可歸的人，原本就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前輩們便開始發揮他們的經驗去照顧新人。人們因失去了身邊之物變得平等，雖然這也許只是轉瞬即逝之事。

市長也提到，在沒有汽油、沒有公交、沒有水等情形下，人們習慣了排隊，習慣了等待。的確，我們生活在一個即便電車晚點一分鐘也會心神不寧的社會中。日本擁有引以為傲的世界尖端交通技術、建築技術和通信技術。然而這些高精度的技術又將引領我們去向何方？災害之後，曾經對精確不懈追求的日本社會上空，浮現出無盡的空虛感。

請原諒我沒有做適當整理僅憑意識流寫下了這封郵件。在這樣一個時刻，我認為大家能夠脫離個體、拋棄自我、同心協力。我真切期望能夠利用這一不可多得的機會做些什麽。

如果時間合適，我希望四月我們能夠聚上一兩次， 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二〇一一年四月三日

五月一日，歸心會的第一次研討會於由我主辦的東京建築塾裡召開。現場，我針對災後重建提出了自己的三個基準。

第一點是，不批判。我認為批判是局外者做的事。所謂不批判，就是不以第三者的身份對事物評頭論足，而要時刻意識到自己本就是從事災後重建的當事人。

第二點是，從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我們應當主動行動起來去解決災區面臨的問題，無關大小。

另外一點是，思考脫離身為建築師個體的“我”時所能做的事情。建築師們均是出於為社會做貢獻的目的去設計建築，然而卻終究局限於設計出被稱為作品的個人展現行為中，無法擺脫被拘束於近代主義中的自我。

這對於製作東西的人而言是一大問題，如果無法將這一問題徹底地重新進行詮釋，建築師的未來將無從談起。

地震帶來的思考遠不能停止，在日本大地震發生一年後，伊東豐雄將自己苦苦思索的答案記錄下來。

他說：

距離東日本大地震發生的那一天，已經過去了一年半的時間。在這期間，我曾數次前往災區。而每去過一次後我都不禁自問，自己設計的建築究竟為何物？他們以何人為對象，又是出於何種目的而進行的設計？隨著前往次數的增多，這種疑問也在不斷加深。

每一位建築師，都是出於為社會、為人類造福的目的而設計建築，這一點毋庸置疑。即便是去問那些立志從事建築設計的學生們，他們想要實現自我價值的初衷是什麽時，得到的答案也幾乎可以說是絕對的 ，那就是：為人類所聚集之處，賦予一個新的形態。

然而，在這個全球經濟支配下的現代社會中，建築被一種遠遠超出建築師本身的倫理價值觀與善意的力量所建造、毀滅著。在那裡，幾乎不存在像曾經那樣的公共太空抑或社區的容身之所。不僅如此，為了促使經濟更加有效地循環，人們甚至不惜將共同體徹底瓦解成個體。身處這個由巨大資本帶動運轉的巨大都市中，建築人究竟應當如何應對？正當人們迫於尋找答案之際，地震發生了。

去往岩手縣的釜石，需要坐新乾線到新花卷後，再乘車約兩小時穿越遠野的平野。靠近村莊的山脈在被黃色覆蓋的梯田盡頭蔓延，其間時而點綴著南部地區特有的呈L 字形彎曲的民宅。這裡，依舊殘存著日本農村原有的美麗風貌。然而車穿過長長的隧道，逐漸接近釜石海岸時，沿途的風景驟變。屋簷殘骸雖然已基本得到清理，然而所到之地處處殘留著海嘯肆虐後的痕跡。市中心的商業街上，一層空空如也的建築鱗次櫛比，住宅區也只能從殘留的混凝土框架隱約分辨出建築原先的形態。然而即便如此，荒涼的釜石街道仍在一點點恢復原有的生機與活力。重新開張的魚市上，地震發生後曾一度消失的海鷗開始穿梭來往。清理過後的瓦礫間，野花在綻放。

經歷了災難的人們，如今他們臉上的表情，與之前相比也鮮活了許多。在與他們交往熟識的過程中，那些曾被忘卻許久的故鄉記憶，又突然浮現在我的眼前。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的那一年，我在京城（ 現在的首爾附近） 出生了。兩歲的時候，我被帶回父親的故鄉信州，在那裡度過了少年時代。那時，我每天都赤足奔跑在山脈環繞的諏訪盆地的田野上。那裡的冬天，寒冷程度絕不亞於東北地區1 。人們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中從事農耕，過著集體意識強烈的生活。在一次次造訪東北的過程中，故鄉的記憶突然被喚醒。

對於少年時代的我而言，東京是一個僅存在於幻想之中的地方，那裡令我無限憧憬。我第一次隨父母來到東京，是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對於一個禿腦殼的鄉下孩子而言，東京仿佛是一個夢幻的世界。一切人與物，在自己眼中都熠熠生輝，無論對方對我說些什麽，我能做出的反應也只有垂首點頭稱是而已。

從那以後，東京對我而言就是世界的全部。初中三年級時我搬到東京居住。在考入當地的高中後，我總算有勇氣嘗試成為東京人中的一員，但即便如此，心中的那種自卑感依舊未曾消失。

當我在大學開始學習建築時，恰逢東京申奧成功，隨著首都高速公路的建設與新乾線的開通，東京成為了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都市。因此當我開始獨立從事建築設計後，設計建築的初衷和目的依舊圍繞著東京。如今重讀當時的文章，不禁為自己當初對東京的迷戀而驚訝不已。

東京給予我的是一種“新鮮感”。也許我一直在堅信，東京這座城市能夠提供給我實現未來夢想的一種東西。對於我而言，“現代”即等價於東京。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東京沉淪於泡沫經濟之中，徘徊在這樣一個都市太空中的我，產生了一種想法——我想設計出在空中飛揚的布一般無存在感的建築。更靈巧，更透明，更輕薄，更平坦……遊離於地表，成為裝飾這個世界的無數浮遊標記之一的遊牧建築。

然而迎來二十一世紀的東京，曾經的魅力已不複存在。它已經不再是那座讓我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城市了。曾讓我一直固執追尋的東京建築，如今不過是將原本無法看到的巨大資本潮流可視化的裝置。我從那裡絲毫感受不到可稱為夢想或是浪漫的東西。或許，這正是現代社會行進的終點站也未可知。然而，從以數萬年計數的人類歷史視角而言，現代社會不過是稍縱即逝的一個瞬間。在它之後，勢必會誕生一個充滿夢想的嶄新的自然世界。

在去往災區期間，我也在期許著尋找與未來世界接軌的自然。身處東北地區，我感覺自己仿佛回到了故鄉一般。自從離開信州以來，我第一次發現鄉下竟如此有魅力。一直在奔赴東京的旅途中風塵仆仆的我，似乎在走過一巡之後又回到了自然之地。

然而對於我而言，這正是尋找建築之旅的起點。

東京已然失去的富饒，在東北依舊存在。為何“富饒”，因為在那個世界中，人與自然合二而一。人們對生活在自然的恩惠之中心懷感恩，因此即使為自然的凶猛之勢所屈服，也絕不會怨恨自然，更不會對它失去信賴。無論歷經多少次海嘯，人們在災難過後依舊發自內心地希望重返海邊，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災區今後的複興無疑會面臨重重困難，用五年或十年短暫的時間重建起安全美麗的街道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這裡一定存在著與東京那樣現代都市隔岸相望的未來街道的雛形。

大地震仿佛用慘痛的代價告訴我們，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的模型並非是東京，而是存在於東北這片土地上。因為，對自然和人類失去信賴的地方，不可能成為寄托人類未來之地。

[1] 因出自被稱為當代最具想象力設計師之一，英國著名設計師洛斯·拉古路夫（Ross Lovegrove）之手而得名。——譯者注。

[2]ArchiAid，團隊成立於二〇一一年四月。是一支由致力於支援東日本大地震災後重建的建築師所組成的網絡團隊。圍繞“通過國際網絡實施多方位的災後重建支援·構築地區振興平台”“重建災區建築教育/實踐性複興教育服務開發”“抗災知識的積累與啟蒙”三大理念開展活動。

網址：http://archiaid.org/

[3]由日本的青年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們引導開展的建築運動。該派別以一九六〇年在東京召開的“世界設計會議”為契機集結而成。“新陳代謝派”這一命名源於“新陳代謝”一詞。他們旨在結合社會因素，提出有機地發生變化成長的建築與城市提案。其主要成員有：淺田孝、川添登、菊竹清訓、黑川紀章、槙文彥、大高正人、榮九庵憲司、粟津潔等人。

《建築，從那一天開始》

（日）伊東豐雄著

李敏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