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國監委的第一張留置決定書，給了誰？

近日，在國家博物館舉行的“偉大的變革——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展覽”上，一份編號為“國監留字[2018]110001號”的《國家監察委員會留置決定書》引起了島叔的注意。

與之一起的，還有編號“國監文[2018]110001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立案決定書》，以及2份《留置通知書》，一份發給中共貴州省委，一份發給留置對象的家屬。

4份檔案，蓋有鮮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公章，共同陳列在如此高規格的展覽中，意義著實不一般。

留置

立案決定書顯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的有關規定，本委決定對貴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長王曉光涉嫌職務違法犯罪一案立案調查。

王曉光案，也被稱為國家監察委成立後的“留置第一案”。他落馬的4月1日，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在北京正式揭牌（3月23日）僅僅十天。

島友們需注意的一個細節是，《國家監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立案調查決定應當向被調查人宣布，並通報相關組織。涉嫌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的，應當通知被調查人家屬，並向社會公開發布。

而如今可以看到，《立案決定書》、《留置決定書》及兩份《留置通知書》的發出時間均為4月1日，這也意味著，在王曉光被留置當天，留置通知書確已發出，通知了他所在黨委和相關家屬。

4月1日晚11點，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對外發布王曉光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的消息。雖然字數不多，但通報措辭卻透露出重大變化：

消息來源從“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變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涉嫌嚴重違紀”變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變為“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王曉光案全程的話語轉換之間，正折射了從中央紀委到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的職能轉變，也體現了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有機統一。

“留置第一案”王曉光

變化

那麽，究竟何謂“留置”？相較於“雙規”，此後的工作又將見出哪些變動？

與“雙規”相比，一個顯著變化就是留置措施帶有法定性，即具有我國法律賦予的強製性，可以在法律規定的時間內要求被調查人交代涉嫌違法犯罪事實。

此前，“雙規”只是要求涉嫌違反黨紀黨規的黨員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對所涉及問題作出“解釋”和“說明”。紀檢監察機構調查情況屬實的，可以依據黨紀、政紀和行政法規作出處理決定。而在《監察法》頒布前，紀檢監察機構發現涉嫌職務犯罪行為的，需要移送檢察機構偵查和起訴。

儘管在此前的實踐中，紀檢監察機構也有單獨、或與檢察機構會商，對涉嫌職務犯罪行為作出調查的，但就辦案重點來說，顯然“紀在法前”，有時候還會強調“紀法分開”。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教授賀夏蓉2015年就表示，“紀委辦案，說到底是一種執紀活動，就是‘依靠紀律’‘執行紀律’‘適用紀律’‘維護紀律’和‘實現紀律’的過程。”

突出執紀特色並不意味著放鬆查辦案件，但當時紀委監察機構案件查辦的要求卻很明確：快查快結、快進快出，把主要違紀事實查清後，涉嫌犯罪線索可及時移送司法機構。

而現在，紀委監委合署辦公後，違法違紀行為一並審查調查，強化了反腐合力，提升了辦案效率，也契合了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的內在一致性與高度互補性。

對被調查人涉嫌職務犯罪的，監察機構經調查認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直接製作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並移送人民檢察院依法審理、提起公訴。

時任浙江省紀委書記、監察委主任劉建超今年3月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試點以來，浙江全省各級監察委移送起訴的案件，平均留置時間42.5天，比改革之前紀委“兩規”和檢察機構偵查階段平均縮短64.4%。

懲治

但無論是檢察院辦案，還是監察委辦案，必須堅守不變的即是恪守法治。

早在2018年1月11日的十九屆中紀委二中全會上，新任中紀委書記趙樂際就強調要提高反腐敗工作的法治化水準，“嚴把事實關、程式關和法律適用關”。

為了保障紀法貫通、紀法銜接，《國家監察委員會管轄規定（試行）》等一系列規範性檔案先後頒布。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也順應作出了調整。

不少紀委工作人員也表示，《監察法》實施以來，無論是工作程式，還是證據收集，現在都比以前更加嚴格規範。以往調取書證或談話取證過程中，有時辦案只需和長官打聲招呼，或者出具相關文書即可，現在則必須經過層層申報審批，每一次談話取證也必須全程錄音錄像。

不過，監察委不是單純的辦案機構，它本質上是實現黨和國家自我監督的政治機構。政治屬性是監察機構的第一屬性、根本屬性，必須始終把講政治放在第一位。

本周，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和中國紀檢監察報聯合開設的“法法銜接20講”專欄第2講就明確指出，“監察機構履行調查職責，既要查明公職人員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事實……也要通過開展嚴肅的思想政治工作，進行理想信念宗旨教育，體現‘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

於是我們看到，在王曉光被“雙開”的通報中，除了羅列他違反《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規定的六大紀律，更直接提及“（王曉光）熱衷於閱看有嚴重政治問題的境外書刊”“不遵守外事工作紀律”“違規公款豪華裝修住所”“違規推動國家明令禁止的高爾夫球場建設項目”“癡迷蘭花”等內容。

懲，是為了更好地治。

試點

這次與王曉光的《留置通知書》同期展出的，還有中宣部原副部長魯煒的懺悔書。

魯煒是十九大後首名落馬的正部級高官，時間為2017年11月21日。當時，國家監察委員會尚未成立。據統計，十九大後至國家監察委員會成立期間的5個多月中，一共有8名“大老虎”落馬。其中，包括魯煒在內的5位已進入司法程式。

從目前的資料梳理來看，這5人的案子都是由地方的監察委調查終結的，分別是浙江、山西、北京三地的監察委。

而這三地的監察委也確有特出之處。中共中央辦公廳2016年11月印發《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三省市被要求設立各級監察委員會，從體制機制、制度建設上先行先試、探索實踐，通過試點為在全國推開監察體制改革積累經驗。

經由試點總結經驗，再決定全面推廣，符合漸進改革的路徑安排，也有力地推動著監察體制的全覆蓋邁進和《監察法》的實施落地。

在鄧小平看來，“我們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懲治腐敗，這兩件事結合起來，對照起來，就可以使我們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獲得人心”。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更是進一步明確“深化標本兼治”的工作方向，再次發出動員令，激勵全黨“奪取反腐敗鬥爭壓倒性勝利”。

而這次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展覽上，多名落馬高官懺悔書、留置決定或處分決定的展出，除了見出監察體制的一系列切實變化，更深的用意，自然還是要落在堅決反腐之上。畢竟——

改革有試點，反腐無終點。

文/蔡斐 （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