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盧鋒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經濟成長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然而過往40年接近兩位數年均增速並非以線性平穩方式得到，而是通過景氣繁榮與減速衰退的周期漲落實現。按照周期劃分方法，40年中國巨集觀經濟運行經歷四次下行調整與三次景氣擴張，大體構成三個半完整周期。從大的周期轉換背景看，中國經濟處於最近一輪較長下行調整期的底部。
回顧40年發展歷程，兩方面相互配合的力量和機制，對中國經濟成長奇跡的實現，發揮了基本性的保障和促成作用。
巨集觀調控保穩定
“巨集觀調控謀穩定”就是決策層因應特定時點和短期階段的經濟形勢特點相機抉擇進行調控：在巨集觀經濟出現過熱通脹時緊縮調控，在經濟面臨疲軟衰退壓力時實施提振擴大需求措施。伴隨相關實踐深化和經驗積累，決策層提出巨集觀調控理論性命題，並逐步建構和加強巨集調政策架構。
從過去幾十年轉型期的具體情況看，這種逆周期巨集觀政策增長針對過熱通脹治理調控內容尤其突出。
例如粉碎“四人幫”後國民經濟出現快速增長形勢，然而政策擴張過度導致國民經濟面臨被稱作“洋躍進”的巨集觀失衡問題。1979年決策層轉而接受國民經濟“調整、改革、鞏固、提高”方針，實施明顯帶有巨集觀緊縮含義的調控政策。隨著八字方針實施，1981年經濟增速下滑到5.2％，以此為代價巨集觀失衡因素得到階段性化解。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學界和決策層有關巨集觀經濟和政策取向出現分歧。當時有關貨幣、金融、巨集觀數據統計和分析手段還處於初步發展階段，人們對如何看待轉型期通脹經驗不足，導致特定階段治理通脹政策的力度和果斷性不夠，甚至一度出現治理通脹政策的猶豫和反覆。1988年夏秋季搶購擠兌風潮爆發提示危機風險，決策層不得不採用代價更大的強勢措施控制局面。
在總結上世紀80年代實踐經驗教訓基礎上，90年代學界和決策層巨集調自覺性顯著提升。針對90年代初巨集觀經濟再次增長過熱，消費物價指數漲幅一度上衝到超過20％嚴重通脹形勢，決策層果斷實施組合緊縮政策，同時在調控方式上注意避免“一刀切”，結果取得巨集觀經濟階段性“軟著陸”成果。新世紀初年開放經濟擴張再次引入通脹壓力，2007年下半年和2010年底再次實施緊縮的巨集觀調控。
逆周期調控自然也包含在經濟不景氣時實施積極擴張政策。不過由於種種原因，中國改革開放時代比較自覺和成系統地實施擴張性巨集調政策，要延後到在上世紀90年代末才開始。2008年底推出“四兆”一攬子刺激措施，是迄今為止最大力度的擴張巨集調政策。
總之，雖然中國寬泛化的巨集觀調控在如何與市場規則更好兼容方面仍存在需反思改進的問題，改革時期巨集調政策提出和推進構成經濟體制轉型的重要內容，對確保在經濟起飛階段把巨集觀經濟波動限制在可控有序範圍發揮了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
市場化取向改革更待突破
“改革突破上台階”就是堅持問題導向，根據哪兒短缺改哪兒、哪兒扭曲改哪兒的務實方針，在經濟下行調整階段針對特定時期束縛經濟增長體制障礙實施市場化取向改革，或者為更充分發揮上一輪景氣擴張階段引入的重大改革政策持續發力創造現實條件，通過改革創新階段性提升潛在增長能力，推動巨集觀經濟運行進入新一輪內生景氣擴張階段。市場化取向改革為經濟成長邁上新台階提供動力。
這個規律性現象在改革初期就以始料未及的方式凸顯出來。按照1980年底決策層計劃安排，本來國民經濟調整從1981年開始還要持續實施三年，因而高層把1981年工業增速目標下調到3％，“六五”（1980年－1985年）期間年均增速目標被壓到“保四爭五”較低水準。不過實際形勢發展與預期反差較大：隨著“洋躍進”巨集觀失衡因素化解後，當時推進的解放思想、包產到戶、特區探索、個體經濟等改革開放舉措組合發力，潛在增長率在1982年後展開勢不可擋的景氣高增長，計劃經濟時代難以解決的國民貧困和吃飽飯問題很快找到解決途徑。
上世紀90年代前中期，第二次思想解放和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系統改革突破，加上80年代後期改革開放重大舉措效果進一步釋放，成功推動企業制度和市場體制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新一輪大規模城市化浪潮推進產業與技術結構提升，伴隨巨集觀經濟出現1991年－1995年新一輪內生景氣增長，使得10億多國民低水準溫飽問題得以普遍解決，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居民生活開始快速奔小康。
世紀之交，決策層在巨集觀經濟第一次面臨通貨緊縮的不景氣時期，以極大勇氣力推國企、金融、住房等關鍵領域的改革，並通過設計與實施入世戰略實現對外開放的突破。“三突破”體制創新為新一輪巨集觀景氣到來奠定了基礎，新世紀頭十年開放型經濟高增長，推動中國經濟快速邁上“中等偏上收入”新台階。
新世紀初經濟高速擴張也積累了巨集觀失衡因素，2010年底退出大規模刺激後，巨集觀周期調整規律再次發揮作用，此後經濟經歷較長調整期，目前仍處於最新一輪調整期谷底。以過往40年作為時間觀察視窗，本輪調整期“巨集觀調控謀穩定”舉措成效比較彰顯，“改革突破上台階”效應仍有待充分釋放。
就“巨集觀調控謀穩定”而言，十八大以後提出“三期疊加”和“新常態”的形勢判斷，大力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適應潛在經濟增速回落的形勢，適度調低增長預期，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等措施對經濟失衡因素進行調整，同時實施積極財政和投資政策把經濟運行穩定在中高速水準。
在“改革突破上台階”方面，新世紀初年尤其在建立社保體制和完善民生體制改革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在金融等領域市場化改革方面也取得重要進展。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的決定描繪的經濟體制與法治改革藍圖帶來振奮人心的效果。2013年12月中央深改組成立，到2017年10月召開38次會議，審議200多個相關檔案。
然而，關鍵領域的改革仍有待進一步的突破。例如，改革行政壟斷供地體制；調整稅制，降低企業稅負和巨集觀稅負以拓寬民間經濟發展空間；加快改革戶口管制和城市規劃體制以促進城市集聚效應更好推動經濟增長；深化改革賦予民企體制性平等地位更充分激發經濟活力；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進完善意識形態與改革開放實踐部分不相適應因素等等。
賦予民企體制性平等地位
2018年最引人注目的改革議題，可能是如何進一步賦予民營企業體制性平等地位問題。改革前民營經濟近於零，目前在國民經濟中佔據“五六七八九”地位。給民營企業合法空間是實現改革開放時代經濟發展奇跡的重要驅動和保障力量。目前對民企在法律、體制、政策上仍有系統性區別待遇，有必要繼續堅持“三個有利於”標準，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賦予民營企業體制性平等地位。
首先，要加快落實民企市場準入平等地位。這是講了很多年的問題，近年也頒布了不少改進政策，然而，現實情況與市場準入平等地位仍有較大差距。例如觀察近年國企與民企利潤來源的行業部門分布可見一個耐人尋味現象，就是國企利潤貢獻最大前六個部門（2015年提供國企整體85％以上利潤），與民企創造利潤最大前六大部門（利潤貢獻率為43％），二者之間沒有一個交集。
這從一個側面顯示現實經濟生活中民企仍面臨相當程度市場準入壁壘，同時也提示新時期國企經營狀況好轉雖得益於國企改革成功及其治理結構改進，相當程度上仍依賴於壟斷和半壟斷體制和政策保護。
其次，要在法治基礎上提升保護民營經濟產權有效性。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完善產權保護對矯正並穩定社會預期，激發增長活力具有重要作用。改革開放階段性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協同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改革。然而一段時期內，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出現某些不利變化，一些地方民企面臨選擇性執法、亂攤派和強要捐贈、翻幾十年前歷史舊账等多方面風險，少數地方甚至出現公權力剝奪民營企業財產案例。產權保護不完善影響長期預期，中國民間投資增速從2011年34％降到2016年谷底3.2％。
針對這一形勢，中央2016年頒布了《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從十個方面提出具體改革措施，隨後最高法也發布相關法律實施意見，這些舉措具有重要積極意義。然而，轉型期尊重保護產權是一項長期艱巨任務，讓保護民營經濟產權的政策真正落地仍需持久努力。
再次，需探討如何通過特定程式賦予民營經濟平等法律地位。中國民營經濟從早年被看作“階級異己力量”，到改革初期被接受為社會主義經濟“必要補充”，後來進一步被肯定為“重要組成部分”，其體制地位發生巨大變化，推動了改革開放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然而依據中國目前法律框架，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比較仍有明顯不同待遇：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主導力量，國家“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受到“鼓勵、支持和引導”，同時接受“監督和管理”。應肯定現行民企和民營經濟地位法律表述代表了歷史進步，然而從完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和現代治理體系需要看，依據企業所有製類型決定政策方針取向是否適當需反思改進。
筆者認為，需進一步超越企業所有製屬於制度本質認識，依據所有製中性立場賦予民營經濟平等法律地位。
最後需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進完善現行意識形態與改革開放實踐要求不相適應的因素。意識形態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內容，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建發展，重要貢獻之一是又一次解放思想，突破傳統意識形態的重要命題，否則在“階鬥+無專”為核心的革命意識形態束縛下，不可能有40年經濟探索與社會發展成就。與時俱進地繼續完善意識形態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例如今年出現一個新現象，就是一篇主張消滅私有製的學者文章，一篇提出民營經濟應退場的網絡短文，就能在社會上引發軒然大波，影響之大以至於需要最高層親自澄清以正視聽。
出現這個看似奇怪的現象，不是因為這些引發爭議文字本身有什麽高明之處，而是我們轉型期意識形態仍有個別不適應改革開放。這更加說明，進一步完善主流意識形態不適應改革開放的因素，是推進中國改革創新和走向現代化亟待回應的挑戰性任務之一。
目前中國巨集觀經濟處在改革時代第四輪下行調整期的谷底，也處在新中國歷史上最長下行調整期的谷底。從“改革突破上台階”規律看，目前短期經濟困難形勢客觀上也蘊含現實發展機遇。我們如能在減稅降負、農地流轉、戶口管制、城市化規劃、民企待遇等問題上果斷推進改革，並與擴大開放政策組合發力，定能推動中國經濟迎來新景氣和邁上新台階。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發院教授，此文根據作者12月15日在北京大學國發院舉辦的國家發展論壇上發言整理，原發言題目是“巨集調求穩定、改革上台階——我國改開時代經濟發展規律現象與認識啟示”；編輯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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