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歐洲的外交藝術：凱末爾為戰敗國土耳其打開局面

摘要：土耳其在避免挑戰俄羅斯（包括前蘇聯）的核心安全利益的同時，推行與周邊國家“零問題”的政策。這一注重經濟往來、維護自身利益，拓展安全太空的外交政策與行為清晰地反映出凱末爾的治國理念對當今土耳其的深刻影響。

土耳其國父凱末爾

在近現代外交舞台上，歐洲國家不僅一直扮演著主要角色，而且影響了整個國際關係的發展進程，包括當今國家共同遵循的原則與機制——國際法、首腦峰會、國際組織等。即使有其他國家登上這一舞台，那也是來自美國或其長官人提出的政策綱領。結果，無論是現實主義學派還是自由主義學者，很少談及來自歐洲之外的政治家是如何在險象環生的國際關係中縱橫捭闔，並最終實現其追求的國家目標。本文推出100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嶄露頭角，隨後長官並贏得土耳其獨立戰爭的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土克（1881-1938），不僅因為他是巴黎和會後第一位成功地挑戰《凡爾賽條約》的國家——“現代土耳其”——的締造者，而且凝聚其外交思想的“凱末爾主義”至今影響著土耳其對外關係。

出生於1881年的凱末爾，目睹了奧斯曼帝國從衰落走向最後的滅亡。面對已經淪為“近東病夫”的帝國，他在軍校學習期間力圖從歐洲治國方略與科學技術中得到啟發，並試圖運用這些先進的思想和科技來改造奧斯曼帝國。為此，他加入了“青年土耳其黨”。在國外任武官期間觀察變幻莫測的歐洲局勢，並且他提出在未來的歐洲衝突中“土耳其應該奉行完全中立”的主張。當然，凱末爾深信擁有現代化的軍隊才是帝國安全與立足於國際社會的最根本保障。他親手撰寫了基於德國軍事條例的土耳其軍隊訓練大綱。一戰開始後，他親赴前線，因在達達尼爾海峽保衛戰中（1915）中勇於擔當而榮膺戰功。轉年，他在高加索戰役中再次表現出其軍事才能和長官能力，被授予了“帕夏”稱號。英國著名作家J.P.D.貝爾福評論說，凱末爾是一戰期間唯一沒有吃過敗仗的土耳其將軍。正是這些軍事成就與政治影響成為他日後進入土耳其政壇的必要資本和強有力的保障。

▌挑戰《色佛爾條約》

一戰的結束以及隨後召開的巴黎和會開啟了奧斯曼帝國的正式解體。1918年10月，戰敗的奧斯曼被迫簽訂了屈辱的《穆德洛斯停戰協定》，隨後帝國屬地面臨被戰勝國瓜分殆盡的危險。特別是英國借機鼓動昔日帝國的周邊地區紛紛獨立，以便肢解這個曾經橫跨歐亞非地區三洲的奧斯曼帝國。1920年夏，相關國家簽署了的《色佛爾條約》，這屬於頗有爭議的巴黎和會條約體系的一部分。條約內容完全違背了前言中聲稱的“締造一個堅實、正義與持久的和平”的原則。相反，奧斯曼帝國不僅失去了自建立以來因擴張而得的全部疆土，甚至連土耳其人世代生存的固有家園也面臨被瓜分的險境。由此導致土耳其成為五個戰敗國中——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唯一奮起使用軍事手段挑戰《凡爾賽條約》體系的國家。

1920年4月，戰勝國要求在名義上控制全國的奧斯曼政府派代表前往巴黎和會進行簽約。在“強權政治”時代，戰敗國代表前往談判桌只會面臨一個下場，那就是在已經準備好的和約上無條件地簽字。奧斯曼政府派出了忐忑不安的艾哈邁德·鐵菲克赴巴黎談判。但這位帝國老臣以《色佛爾條約》條款過於苛刻為由而拒絕接受。隨後在戰勝國的威逼利誘下，7月22日，蘇丹穆罕默德六世決定接受《色佛爾條約》的主要內容。毋庸置疑，這一條約無論是奧斯曼王室的繼承者，還是凱末爾的民族主義政權都難以接受。他們失去的不僅是領土和經濟利益，還被迫讓出治外法權等相關的權益，心理上蒙受的打擊更是不言而喻的。

根據色佛爾條約，協約國瓜分奧斯曼帝國的情況

此時，凱末爾已在安卡拉建立了土耳其大國民議會，並且拒絕接受僅在名義上控制奧斯曼殘部的伊斯坦布爾政府。當《色佛爾條約》簽署的消息傳回土耳其時，凱末爾呼籲全國民眾奮起保衛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並建立起由他直接控制的武裝力量。面對由西方大國支持的希臘軍隊以及亞美尼亞武裝從東西兩側進攻土耳其的腹地，凱末爾指揮的土耳其軍隊很快打垮了亞美尼亞人，遏製住了希臘人的進攻。考慮到由於奧斯曼帝國解體後出現的國內動亂局面以及他實際控制的力量仍很有限，凱末爾必須以果斷的軍事鬥爭配合靈活的外交，才能最終贏得“合理”的權益和國家尊嚴。根據對當時歐洲政局的冷靜判斷，他決定與歷史上曾經脅迫奧斯曼帝國割讓領土最多的國家——俄國，即當時的蘇聯——結成互助關係。

當時同樣處於外交困境的蘇俄政權與土耳其一樣，他們不僅需要打開外交孤立而且在軍事上更需要相互支持。可圈可點的是，在面對共同威脅時，歷史的悲傷記憶或者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並沒有妨礙凱末爾對眼下的現實利益以及長遠的國家安全的慎重考慮。於是，兩個很有可能因為歷史問題和地緣政治的猜疑而反目的國家決定走到一起。對此，英國評論家安德魯·曼戈寫道，“凱末爾敏銳地看到，蘇俄政權不僅是土耳其在外交上能夠用來製衡英、法等國的有效力量，而且是軍事上唯一能夠提供必要援助的歐洲大國。”這一點在理念上與實踐上都是非常明確的。（嚴格地講，revisionist state是指那些不滿現狀、或者拒絕接受某些國際條約的國家。然而，“不滿現狀”的國家未必具有推翻現狀的能力甚至願望。他們不同於志在“推翻現狀”的國家”，即revolutionary state。根據基辛格的解釋，後者更明確意在改變遊戲規則，乃至不惜通過武力來完成這一目的——作者注。）

土耳其大國民議會議員合影，凱末爾位於前排中間

▌推動《洛桑條約》的產生

奧斯曼帝國納入歐洲“均勢體系”可以追溯到1535年。當年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與奧斯曼的蘇萊曼大帝締結了針對強勢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同盟，史上稱為“第一次基督徒國家和非基督徒帝國之間的非意識形態聯盟”。儘管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前奧斯曼帝國就已開始衰微，但它仍是歐洲“集體安全”中的重要一環，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因奧斯曼帝國的生存問題而發生在歐洲大國之間的“克裡米亞戰爭”。然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當戰勝國輕率地把蘇俄政府排除在戰後國際體系之外的同時，又盲目地以“民族自決”的原則肢解了奧斯曼帝國。這一做法不僅難以繼續維系“集體安全”，而且把雙雙不滿戰後秩序的蘇俄和土耳其推向一起。

巴黎和會：一戰戰勝國的帝國主義分贓會議

熟諳歐洲外交的凱末爾毫無懸念地請求蘇俄政府的幫助，完全出於對現實利益的考慮：其一，當時的土耳其工業基礎落後，更缺乏本土的軍工體系，所以蘇俄的援助至關重要。在1920年8月，蘇俄政府同意向土耳其提供包括德國造重炮在內的軍事物資。這無疑極大地鼓舞了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其二，他在得到蘇聯武器裝備的同時，主動接受蘇俄對亞美尼亞的兼並。這樣從地緣上斷絕了來自法國對亞美尼亞民族主義派系的支持。不過，凱末爾意識到當時蘇俄同樣需要西方的經濟援助。因此，他堅持“與蘇俄合作不能失去應有的獨立；而與英、法對抗不能放棄任何談判的機會。”鑒於土耳其面臨的威脅來自英、法和意大利三國要在不同程度上肢解奧斯曼帝國，凱末爾決定在西方三國之間以及它們與希臘之間打入“楔子”以瓦解他們的合作，同時集中力量對付希臘在原有的奧斯曼帝國境內擴大其領土而產生的威脅。

1920年11月，希臘政權發生更迭。法、意政府借機停止了對希臘的援助。但由於英國堅持建立一個依附它的大希臘以維護東地中海的安全，於是建議在1921年初召開一次由英、法、意三國和希臘、土耳其兩國代表參加的倫敦會議。此時駐伊斯坦布爾的西方國家的高級代表主張邀請凱末爾作為奧斯曼代表團的成員一起參加倫敦會議。為了能夠讓西方國家承認他是土耳其的唯一合法代表，凱末爾設法把在伊斯坦布爾行使政府職責的奧斯曼政權邊緣化。1月28日，他向蘇丹提議頒布一項詔書，正式解散奧斯曼政府而賦予安卡拉政權履行全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職能，但遭拒絕。隨後他加強在戰場上的行動，以證明只有他所長官的政府才具備維護國家主權與保衛領土完整的決心、智慧和實力。最終，在倫敦會議期間確立了凱末爾長官的土耳其政府的合法身份，與他在戰場上贏得了對希臘的決定性勝利是分不開的。英國被迫同意與土耳其等國於1922年10月在瑞士洛桑舉行談判，以商討一個新的協定來取締《色佛爾條約》。在圍繞如何簽訂新條約的問題上，凱末爾進一步表現出一個政治家應有的政治素質與能力。這包括在摩蘇爾問題上做出讓步，親自推動《洛桑條約》的簽訂，以及通過請求國聯來展示他長官下的土耳其將是一個遵守國際秩序與慣例的國家。

首先，凱末爾堅持土耳其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完全獨立，否則任何談判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摩蘇爾問題上，凱末爾政府內部發生了分歧。由於該地區的石油貯存和庫爾德族人佔多數，這一地區對土耳其的地緣安全和經濟戰略意義是不言而喻。凱末爾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家。他指出，亟待複興的土耳其無法通過戰爭手段來解決庫爾德問題。況且，土耳其軍隊更是難以實現庫爾德族佔絕對多數的摩蘇爾地區的長期穩定與和諧。他暗示如果能夠確保土耳其的核心利益與外交上的承認，他最後準備放棄摩蘇爾地區。但迫於公共壓力，摩蘇爾地區的歸屬問題留待以後解決。時至1926年，雙方根據《英土協定》同意把擁有石油資源的摩蘇爾劃給了當時對伊拉克擁有託管權的英國代管。因此，後人對凱末爾的這一決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其次，1923年7月，土耳其政府與英、法、意和希臘等歐亞七國簽訂了《洛桑條約》（共143條）。其主要內容是承認土耳其共和國接替奧斯曼帝國成為平等的主權國家，並在條約前言中明確指出“正常的國際關係必須建立在尊重各國獨立與主權”的原則上。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國際條約開啟了土耳其的新外交。但由於當時土耳其國內政治派系紛雜而引起政局不穩，誰將最終承擔責任來簽署這一關乎國家利益的條約實屬艱難的抉擇。在此關鍵時刻，凱末爾能夠在核心問題上與昔日帝國的老臣和共和國的年輕鬥士們耐心溝通，平衡各方的利益與訴求並最終承擔了歷史賦予他的責任。在條約簽署前夕，他果斷授權在談判桌旁焦急等待的土耳其首席代表伊茲米特在《洛桑條約》上正式簽字。

簽署《洛桑條約》之後的土耳其代表

這無疑是土耳其外交史上的空前勝利。它不僅讓土耳其具備了國際社會認可的“合法身份”，隨後更是打開了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正常交往的局面。這樣，獨立的土耳其共和國有了國際上承認的邊界，可以利用外交慣例與國際法規去申訴它的權益等。誠如凱末爾期待的那樣，《洛桑條約》結束了土耳其在戰後國際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這是一個主權國家應該追求的戰略目標。國際社會對《洛桑條約》的評價也是積極的。當年英國談判代表拉姆博爾德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即使該條約中的某些條款不是最公允的，但也是一戰後簽署的所有條約中最具生命力的。《洛桑條約》讓土耳其真正地享有了最惠國待遇，並且鼓舞了土耳其人從戰敗國的心理陰影中走出去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與先前的《色佛爾條約》相比，《洛桑條約》確實是奧斯曼帝國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勝利。

《洛桑條約》與同年10月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為凱末爾渴望加入當時最重要的國際組織——國聯——提供了堅實的合法性與更大的動力。早在洛桑會議上，英土雙方在摩蘇爾問題上就難以達成一致。雖然土耳其不是國聯的成員，但凱末爾同意將該問題提交國聯進行仲裁解決。1932年，土耳其受邀成為國聯的正式成員。他明確表示支持維護戰後國際秩序。同年，他即支持國聯譴責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行徑，1935年參加國聯對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的經濟製裁。與此同時，凱末爾為土耳其制定了嚴格的和平、中立與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例如，在繼續發展與蘇聯的友好關係的同時，土耳其積極改善並加強與西方國家和鄰國的關係。在戰略層面，他促進了兩個區域性和平條約的締結：第一個是與當時的南斯拉夫、希臘、羅馬尼亞等國簽訂的《巴爾乾條約》；第二個是與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組成的《薩達巴特條約》集團。尤其是凱末爾積極推動了與英、法、希、蘇等有關國家通過了新的海峽制度公約，即《蒙特洛公約》。

1938年11月10日，凱末爾與世長辭。儘管當時的土耳其經濟上仍不發達、社會上也充滿矛盾，但是他的政治遺囑是明確的：即“國內秩序必須穩定、政府必須行其職能、共和國必須永存。”由於土耳其的戰略位置極為重要，而歷史上它與歐洲大國的關係更是撲朔迷離，凱末爾的繼任人始終恪守他的遺言。為此，二戰後土耳其的外交重心一直建立在維護與西方的關係上，即在與美國保持密切戰略夥伴關係的同時加強與歐盟大家庭的聯繫。近年來，由於地區與世界格局的巨變，土耳其在避免挑戰俄羅斯（包括前蘇聯）的核心安全利益的同時，推行與周邊國家“零問題”的政策。這一注重經濟往來、維護自身利益，拓展安全太空的外交政策與行為清晰地反映出凱末爾的治國理念對當今土耳其的深刻影響。

（本文為王黎教授談“近代以來歐洲的外交藝術”系列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账號。編輯：一行，標題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絡，合作、轉載請留言。）

作者簡介

王黎，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教授，英國阿伯丁大學國際關係博士。主要著作有《歐洲外交史 1494-1925》，《擴國視角下世界秩序與國際社會》，《美國外交——理念、權力與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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