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六百年興與衰

19世紀西歐人開始探索中東，詩人亞歷山大·金萊克告訴大眾：“英格蘭低地和曠野不再吸引你，你會向往遊學旅行，期待到東方。”神秘的異域撥動西方人的心弦。“帶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成為一種風尚，被工業革命拋棄的英國沒落貴族，從土耳其人身上看到了統治民族的高貴自信，這種氣質勝過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的市儈銅臭氣。歐美先進國家對東方的玫瑰色幻想，代代相傳。

《奧斯曼帝國六百年》的作者帕特裡克·貝爾福出身於名門望族，他的祖上亞瑟·貝爾福擔任過首相、外交部長，參與一戰對土耳其的相關事務。家族的東方情緣傳遞給下一代，帕特裡克在二戰時期赴英國駐開羅使館任職。1947年他遊歷中東各國，寫有多部著作。在風格類型上，《奧斯曼六百年》（1977年著）屬於孔子所說的“文勝質則史”，文筆如同波斯地毯上的花紋那樣精美，掩蓋了專業素養的缺憾。

作者:[英]帕特裡克·貝爾福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

副標題:土耳其帝國的興衰

英國史學有著貴族博雅傳統，貝爾福受浪漫主義影響，過分誇大蘇萊曼等君主的賢明以及宗教寬容政策。然而舊學術的遺風余韻，無意中迎合新左派對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的批判。“文藝複興源出阿拉伯”、“十字軍東征血腥罪惡”的論調漫溢，奧斯曼的制度優越性也遭到高估。

奧斯曼不曾閉關鎖國

起初，西歐對土耳其沒有好感，畢竟他們是野蠻的異教徒。自奧斯曼從邊鄙部落崛起以來，地中海在翻湧、在沸騰。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維也納的城頭變幻大王旗，新月與十字架競相交替。

東南歐數百年的衝突征戰，在國際社會造成“巴爾乾火藥桶”的刻板印象。西方人的反土情緒在1822年升至頂點，當時奧斯曼軍隊攻佔希臘的希奧島，殺害兩萬多平民，《自由引導人民》的創作者德拉克洛瓦描繪了該事件，間接觸發了英法的外交干涉，協助希臘成功獨立。

浪漫主義者拜倫的希臘之旅，帶動了探訪東方的熱潮。西歐人以為巴爾乾是宗教戰爭的前線，到了之後卻驚訝地發現社會氣氛異常寬鬆。有個英國人遊訪馬其頓西部，問當地農民信什麽，他們一邊在胸前畫十字，一邊回答：“我們信先知穆罕默德，但同時崇敬聖母瑪利亞。”

希臘人模仿阿爾巴尼亞的裝束打扮，土耳其商人能說一口流利的希臘語。克羅地亞的婚姻市場上，漂亮姑娘寧可嫁給突厥人，也不會嫁給信奉正教的牧羊窮小子。奧斯曼軍隊流行一種獨特的風俗，士兵如果碰到投緣的俘虜，他會盡力營救，兩人不顧種族、宗教的分歧，同吃同住，歃血為盟結拜為兄弟。住在雅典的穆斯林碰到長久乾旱，會到帕特農神廟祈雨。曾有一位總督為了建造清真寺，炸掉宙斯神廟的一根柱子，這個官員因此撤職受罰。

保持宗教現狀是奧斯曼的基本國策之一，東正教、東儀天主教、基督一性論派各家教會和諧共存，在鼎盛時期，異教徒曾佔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五百年裡蘇丹秉持“無為而治”的態度，只有兩次（1517年、1647年）認真考慮過強迫改宗事宜。其實用不著行政乾預，基督徒主動皈依還來不及。薩格勒布（克羅地亞的首都）被土耳其佔領後，超過四萬信眾背棄了耶穌，改投伊斯蘭教。

跟開明的奧斯曼相比，天主教國家的手段粗暴而無能。威尼斯曾一度佔領希臘的伯羅奔尼撒半島，強行推廣拉丁教會的儀式規矩。在當地居民看來，這些教友比外族夷狄更可惡，1715年伯羅奔尼撒人簞食壺漿，以迎土耳其王師，回歸奧斯曼“祖國”。此時距攻佔君士坦丁堡已有200年，距兵敗維也納有30年，帝國進入盛極而衰的轉折期，卻依舊得到東正教臣民的擁戴。

在拜佔庭滅亡後，歐洲人陷入迷惘狀態，如果天道公正，為什麽蠻族酋長能竊據大統，而且表現得更有帝王風范。誰代表文明，誰代表野蠻？尤其在同時期西班牙排外舉動的襯托下，奧斯曼顯得更加包容。1492年天主教雙王完成“再征服運動”，驅逐了30萬摩爾人、12萬猶太人。其中部分人移民到奧斯曼，促進了亞洲的技術生產發展。

蘇丹從西歐招募一技之長者，通常被認為停滯保守的帝國中後期，政府仍在引進人才。法國的博納瓦爾伯爵，從路易十四政府辭職，給土耳其的炮兵部隊實行近代化改革，匈牙利貴族弗朗索瓦·德·托特男爵設計首都達達尼爾海峽的防禦線。拿破侖未發跡前，考慮過應聘當蘇丹的軍事顧問，因路途遙遠作罷。與俾斯麥並列為德國統一功臣的老毛奇元帥，年輕時來到伊斯坦布爾，訓練出一支擁有普魯士鋼鐵紀律的新式陸軍。

在毛奇離職的1839年，坦齊馬特運動開始了（土耳其語Tanzimat，意為“變革”，相當於清朝洋務運動與維新變法的綜合，持續到1871年）。大清的國門是在歐洲堅船利炮震懾下打開的，奧斯曼沒有閉關鎖國政策，始終對西方保持開放，當慈禧用人力拉火車時，歐洲的鐵軌已經鋪設到伊斯坦布爾。

土耳其毀了東羅馬，也繼承了東羅馬

如果片面根據寬容標準來判定政體優劣，你會得出荒謬的結論：英格蘭並不比土耳其更加開明。1856年蘇丹公布《胡馬雲詔書》（Islahat　Fer-mani），不同宗教的信徒待遇一致，公立學校和行政機構全部向非穆斯林敞開大門。而英國結束壓迫天主教徒，也僅僅是1829年的事情，牛津大學一直到1854年才允許非國教信仰的學生入校，劍橋到1864年才授予非國教徒學位。

如果再考慮到統治精英的構成，那麽沒有一個地方比伊斯坦布爾，更適合少數族裔步入仕途。帝國的海軍招納了馬可·波羅的同胞，陸軍精銳從斯拉夫鄉村幼童征募，摧毀君士坦丁堡城牆的烏爾班巨炮，即由一位匈牙利工程師建造並且命名。

統治階層的開放性在大維齊爾(Grand　Vizier,相當於宰相)上面，得到最直觀的體現。歷史上總共有4個意大利人、9個保加利亞人、14個希臘人、27個南斯拉夫人擔任過該職務，而同為伊斯蘭兄弟的阿拉伯人只有5個。

然而，奧斯曼的專製性也體現於此。儘管貴為百官之首，大維齊爾依然是蘇丹的奴仆，不能保全自己的尊嚴，一旦雷霆震怒，他的榮華富貴在頃刻間就能消散。“殘酷者”賽利姆一世前後斬殺了7位大維齊爾，為了預防不測，大臣在入宮之前，隨身攜帶一份遺囑。有一個大維齊爾接受職務後，整天提心吊膽，他壯著膽子問道：“陛下打算什麽時候取走我的性命，我也好早做準備。”賽利姆笑道：“我早就想殺了你，只不過一時半會找不到頂替的人選，只能暫且留著你的腦袋。”

在英國憲製中，國王不可能因為張伯倫犯下綏靖主義的錯誤，就草草處斬他，也不可能因為印度人尼赫魯富有才智，就任命他為首相。如果喬治六世擁有蘇丹那樣的生殺大權，那麽上述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會發生。

奧斯曼每個臣民活在森嚴的等級制度下，不同樣式的頭巾，甚至不同長度的鬍子，都代表著不同的官品地位。大維齊爾的旌旗裝飾有五條馬尾，其余維齊爾有三條馬尾，地方總督只有兩條馬尾。外朝大臣穿綠色長袍、綠色靴子，內廷官員則全身紅色打扮。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穿著又不同，希臘人要穿黑色衣服，亞美尼亞人穿藍紫色，猶太人穿藍色。

一個希臘官員或許蒙受君恩，從而平步青雲，無助於整個希臘民族的獨立解放。帝王用人不疑、不問出身，跟現代文明國家的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兩碼事。老毛奇說過：“土耳其人毫不猶豫地承認歐洲人在科學、技術、財富等方面都比他們的民族強，但是，他們不會因此把法蘭克人擺在同自己平等的地位。”有趣的是，亞歷山大·金萊克多次稱讚土耳其人是天之驕子，理所當然地擁有統治民族的優越感。拜倫政治上支持希臘的獨立，私下裡覺得希臘人奴性強烈，貪圖小便宜，不如土耳其人來得豪爽。

土耳其人始終被兩股精神力量牽引，一股是蠻族出身的自卑心理，另一股是天朝上邦的自傲心理。奧斯曼的君主對於本族子民而言是蘇丹，對於阿拉伯人是哈裡發，對於韃靼人是可汗，對於歐洲人是凱撒法統的繼承者。當穆罕默德二世騎馬進入君士坦丁堡時，羅馬的天命便降臨在他的身上，就像女真、蒙古入主神州後，以中原的天子自居。希臘的歷史學家把蘇丹比作亞歷山大大帝，東南歐的諸侯向他朝貢覲拜。

波斯、莫臥兒稱呼奧斯曼的領土稱為“羅姆”，即土耳其方言的羅馬一詞。在更東方的亞洲國家眼裡，奧斯曼“非我族類”，伊斯坦布爾的宮廷太歐化了，充斥了各種膚色、族群的人，意大利的人文主義者、希臘的教師、猶太的紅頂商人。歷史上數位斯拉夫女奴當上了皇后，馬哈茂德二世的母親娜克希迪爾來自法國，論親戚關係還是拿破侖皇后約瑟芬的表姐妹。

穆罕默德二世滅亡了拜佔庭，也繼承了拜佔庭，他接受前朝典章政體，從太監制度到二十級官僚體系一應俱全，如同中國的清承明製。奧斯曼從簡樸的遊牧部落，迅速轉化為多民族大一統的天朝上國。首都一直保留君士坦丁堡的稱謂，直到1930年才正式改名為伊斯坦布爾。蘇萊曼熟練掌握希臘、拉丁、希伯來三門語言，他拒絕承認查理五世的神聖羅馬帝國的皇位，僅僅稱查理為西班牙國王。在戰鬥力最強的那幾年，軍隊謀劃攻打天主教世界的心髒——羅馬。

蘇丹對外采取單邊主義路線，他不向歐洲國家派遣大使，也不締結同盟關係，整個外交結構類似明清的朝貢體系。大清近代化的路途比日本更坎坷，正是因為前者難以從老大帝國，演進為現代民族國家。奧斯曼的轉型困境與之類似，即便凱末爾該行共和製，帝國後遺症仍然困擾著土耳其人。1953年時值攻克君士坦丁堡500周年，政府想隆重慶祝，但又擔心傷及跟歐洲的睦鄰友好關係。

於是一種調和觀念應運而生：當西歐還弱小的時候，半文明半野蠻的土耳其佔領巴爾乾，恰好為他們抵擋了更野蠻的東方部落。用中國人熟悉的案例類比，就是檀淵之盟後，遼國充當宋朝屏藩。在冷戰新時代，土耳其再次充當歐洲的屏障，它是中東地區唯一的西式民主大國，遏製莫斯科勢力的南下。

當蘇東陣營解體後，土耳其迷失方向，它一會兒跟普京勾肩搭背，一會兒強烈反俄，它經常跟在美國後面當個小跟班，然而複興帝國的衝動又時不時地發作。今日埃爾多安的困局，就在於他找不準自己的定位角色，導致內外交困的危機。

哪家教派法力高強，就信服哪家

帝國晚期的坦齊馬特運動裡，開明派官員救亡圖存，實行軍事改革，其中一項是鼓勵猶太人當兵。過去猶太人和基督徒不能騎馬、不能持劍，生怕他們造反。現在政府打算把武器交給猶太人，以示信任，結果他們寧願交錢來豁免兵役。

官員把這項軍事改革的失敗，歸因於猶太人的民族性膽小懦弱，隻適合經商放高利貸。後來以色列國建立，猶太人執乾戈以衛社稷，在戰爭中的頑強表現，不輸於任何一個戰鬥民族；而在伊斯坦布爾治下，他們只能當個二等公民。

猶太人、基督徒在奧斯曼帝國享有的自由，是金絲籠中的自由，他們不能僭越禮製，教堂不能蓋得比清真寺高，向穆斯林傳播福音是大罪。耶路撒冷曾有一個葡萄牙修女為穆斯林兒童施洗禮，結果被燒死在聖墓大教堂的院子裡。

不強製異教徒改宗的政策並不能證明蘇丹的寬巨集大量，這只是務實的財政選擇。他們要繳納比穆斯林更多的貢賦，多一個改宗者，就少一份人頭稅。蘇丹從本國基督徒臣民那裡收稅，然後再用高官厚祿，去收買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先進技術人才。

蘇萊曼大帝在位期間，巴爾乾半島有數十萬斯拉夫人皈依為穆斯林，改宗熱潮看似波瀾壯闊，實則沒觸動精神底色。

他們給孩子割禮時誦讀《福音書》，整個齋月期間不守戒律，酒肉照吃不誤。改換門庭的人，不關心教義區別，只是為了逃稅，還有極少數人改宗，是想娶四個老婆。巴爾乾人星期五去清真寺，星期六上教堂，與中國人到了道觀拜三清，到了佛寺拜菩薩的做派如出一轍。

現代人津津樂道於所謂“東方沒有宗教戰爭”，“中國人世俗化，不搞極端狂熱”的表象，其實是正統信仰的庸俗化、粗鄙化。佛家在玄奘、惠能那裡是法相莊嚴的，流傳到民間卻衍生出白蓮教各種怪力亂神。

奧斯曼的宗教界呈現類似的生態演化。東正教徒使用寫滿阿拉伯字母的護身符，土耳其人深信斯拉夫殉道者的遺物，具有非凡力量。1872年羅馬尼亞一個村莊傳聞有吸血鬼出沒，毛拉跟神甫聯手作法都趕不走，最後村民請來位黑人術士鎮住了鬼氣。旅行家伊迪絲·達拉謨問阿爾巴尼亞人到底信什麽，對方給了個意味深長的答案：我們信奉任何允許自由持槍的宗教。

哪家教派法力高強，就信服哪家，穆斯林敬拜安拉，同時供奉天主教的聖徒、天使，尤其是聖母瑪利亞備受愛戴，地中海大部分水手擁有一個聖母小雕像，土耳其人出海之前會祈求希臘神甫的保佑。

宗教界上層則是嘴上仁義道德，肚腹裡男盜女娼。僧侶不學無術，講解不了經文，斂起財來卻大顯神通。窮苦百姓智鬥毛拉老爺的故事，經過民間藝人的整理，構成《阿凡提》的素材，東正教神甫對金錢的貪婪不遑多讓，兩派教士信奉同一個財神。從君士坦丁堡陷落到1918年，僅有四人在牧首職位上善終，教堂內爭權奪利的白熱化程度不亞於朝堂。

教士階層的腐敗現象在英美新教國家屬於罕見，在天主教歐洲尚在可控範圍內，在東方專製主義國家則泛濫成災。李光耀等威權主義者為掩飾自身沒有民選合法性，特別喜愛標榜“政績合法性”；沒有宗教道義感召力的蘇丹，也只能標榜“信仰寬容”。

一些西歐人把奧斯曼“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的格局，誤解為開明包容，然後再跟現代的政教分離相提並論。他們按照螺旋式上升發展歷史觀，把奧斯曼史裁剪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開國持續到蘇萊曼大帝，諸先王勵精圖治，容納各教派，締造了太平盛世；第二個階段是多災多難的17、18世紀，朝廷故步自封，趨向於封閉保守；第三個階段西化改革開展，開明派人士奮發圖強，與宗教守舊勢力作戰。

整個敘事範式類似“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儒家道德主義，把複雜的政治社會鬥爭簡化為善惡二元對立。這種觀念之所以流布甚廣，是因為既指明了西歐的進步、啟蒙、理性，又誇讚了東方政體的優點，照顧第三世界人民的感情，顯得不帶有白人至上的偏私，本書即反殖民主義史觀的產物。

不過考慮到中文出版界的現狀，要找到一本文筆流暢、引人入勝的奧斯曼史實在困難。斯坦福·肖的《奧斯曼帝國》過於學術化，佶屈聱牙；傑森·古德溫的《奧斯曼帝國閑史》內容本身不錯，可惜角度分散，涉及社會、政治各領域，顯得眼花繚亂。

貝爾福以時間順序為綱，講述帝國興衰，清晰有條理。征服拜佔庭、宮廷陰謀政變、十一次俄土戰爭、末代蘇丹退位，眾多事件猶如幻燈片依次播放，場面恢弘氣勢磅礴。中國人想了解這個遙遠的國度，沒有哪本書比《奧斯曼六百年》更適合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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