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去心中賊”是否可以理解為“自啟蒙”？

2019年5月18-19日，由紹興市人民政府、中國文化院·北京師范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北京三智文化書院主辦的，主題為“中國智慧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第三屆中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在紹興圓滿舉行。在“行良知：陽明心學的社會治理與實踐”分論壇期間，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山東理工大學《管子學刊》編輯部主任、大校王玨教授，發表了題為《明代官民關係與王守仁社會治理實踐——以知廬陵縣經歷為研究對象》的主題演講，現與大家分享~

明代官民關係與王守仁社會治理實踐

——以知廬陵縣經歷為研究對象

王玨

（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山東理工大學《管子學刊》編輯部主任、大校）

清代趙翼（甌北）《論詩》雲：“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聽人道短長”。大國小民的心態從來如此，對待歷史人物缺少足夠的理解，多持從眾心理，在一些極端的情況，要麽踩在腳下，要麽抬到天上。魏收曾以掌有“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的史筆臧否人物，塗抹出一部“穢史”《魏書》。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馬克·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中警醒世人：“歷史學家真該放下假天使的架子，少一點評判，多一份理解，對古人表一種同情”。

如果抱著平等、平和的心態，去理解王守仁這位行進在成聖賢之途的、有思想有事功的先人，不能不讓人心生疑惑！他苦苦求索、竭盡心力來喚醒民眾的良知，為什麽他身後的明朝社會暮氣越來越重，終至於不可收拾。

明代的官民關係

張金光先生《銀雀山漢簡中的官社經濟體制》道破其秘：自秦確立皇權制度以來，中國社會一直奉行土地國有製下的“官社經濟體制”，它是以國家行政系統為統緒，以農為本，寓兵於農的政、農、軍合一的社會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下，政治經濟關係主要是在政府與民之間發生的統治剝削關係。所謂階級關係也都表現在官民對立中。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商業不發達，平等觀念和個體意識更是很難發育，同專製皇權及依附在皇權之下的官僚集團相抗衡的爭取自由、自治、自立的社會力量一直沒有出現。

首先，國雖大，社會資源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金字塔型的人口結構，倒金字塔型的資源分配，使得小民不得不挖空心思去爭奪稀缺的社會資源。人性中惡的一面不斷被激發出來，小民們以鄰為壑，以他人為地獄（存在主義思想家薩特在其戲劇《間隔》中的一句台詞“他人即地獄”），諸如縱橫策、厚黑學、揣摩術，這些傾危之世的競爭手段達到極致。

其次，無民便無官，無官不中國。所謂“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官多出自小民，雖然仕進之途道阻且長，但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穿上“禽獸衣冠”後的官員們反過來就壓榨小民。君不見乞丐和尚朱重八一旦當上了皇帝，反手就將助他打天下的淮西弟兄們屠殺殆盡。西方思想家所刻畫的 “異化”現象，明代中國的官民關係便是活例。專製皇權的對立面是同樣有專製宿命的農民武裝。歷朝歷代皆如此，真可謂“布衣將相頭如韭，今朝割罷明複生”！

王守仁知廬陵縣的治理實踐

明正德五年（1510）農歷3月，王守任升廬陵（今江西吉安）知縣。之後的7個月又為廬陵百姓乾好9件大事：

1.安撫請願百姓，提請上級蠲免百姓的貢賦

2.改變當地好訟之風

3.改善疫病流行狀況

4.嚴禁公差“打秋風”

5.推出保甲制度禦盜

6. 調適錢糧徵收兌運流程

7.動員全部臨街百姓退地讓寬火巷，降低火災風險

8.調解軍戶民戶關係

9.恢復裡正三老製，受理民事糾紛，監督糾舉官員。

王守仁在廬陵縣“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民風為之醇厚。王守仁不過是一個學做聖賢的平凡人，“聖人之道，吾性自足”，每一個廬陵百姓都是這種既凡且聖的堯舜才對啊。王守仁聚徒講學的初衷，應該是盡可能地擴大影響，只有人人成為王守仁，人人行進在成聖賢的路上，才有希望啊！所謂理想的社會治理，不僅僅是官如何管理民，而是民必須從“被啟蒙”走向“自啟蒙”，官與民作為平等的社會成員共同培育人人向善的社會環境，讓“心中之賊”無立足之地。

王守仁的“去心中賊”是否可以理解為“自啟蒙”，其思維路徑與“四句教”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