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艾利安：美聯儲等央行們正在失掉豪賭嗎？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穆罕默德·艾利安

　　近幾年來，中央銀行做了一次政策豪賭。它們賭長期運用非常規和實驗性措施能夠為更加全面的措施提供有效的過渡，實現高度包容的增長和金融動蕩風險最小化。但央行多次不得不加碼政策，在此過程中也日益認識到自己的信譽、效率和政治自主權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危險。諷刺的是，央行官員現在從其他決策機構所獲得的反應，並不能幫助他們實現操作正常化，而是讓他們的任務變得更加艱巨。

　　讓我們從美聯儲開始，這是全世界權力最大的央行，它的一舉一動對其他央行有著強烈的影響。2008年，美聯儲成功穩定了功能癱瘓的金融體系，讓世界免於經歷多年蕭條。此後，美聯儲希望早在2010年夏天開始政策立場正常化。但日益極化的國會（茶黨崛起即是明證）阻止了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接棒”。

　　相反，美聯儲轉而使用實驗性措施為美國經濟爭取時間，等待政治環境更加有利於促增長政策。利率釘死在零水準，美聯儲擴大了在金融市場的非商業乾預，通過量化寬鬆（QE）計劃買入了創紀錄數額的債券。

　　在大部分央行官員看來，這一政策轉向是必要的，而不是美聯儲的選擇。並且它也絕非完美。

　　美聯儲知道，它沒有權力通過財政政策、放鬆包容性增長的結構性約束，或直接刺激生產率，來直接促進真正的經濟復甦。這些是其他政策部門的職責，而它們不具備美聯儲的政治自主權，因為陷入深度分裂的國會無法批準擴張性措施而被邊緣化。（這一分裂隨後導致美國政府三次關門。）

　　面對這一不幸的現實，美聯儲試圖以間接的實驗性方法支持增長。它用多種手段注入流動性，讓金融資產價格攀升至遠高於經濟基本面所能支撐的水準。美聯儲希望這樣可以令某些人（資產持有者）感覺自己變富，誘使他們增加支出，公司增加投資。

　　但這一“財富效應”和“動物精神”有如曇花一現。因此，美聯儲不得不加大劑量，者帶來了一系列意料外後果和附帶傷害風險，我在拙作《負利率時代》（The Only Game in Town）中做了比較詳細的討論。

　　歐洲央行在系統重要性方面僅次於美聯儲，也走上了類似的道路，但其貨幣政策非常規程度更有過之，包括負利率（即向儲蓄者而非借款者收費）。而對於增長的影響仍然甚微，而成本和風險甚高。

　　兩家央行——特別是在即將卸任的行長德拉吉領導下的歐洲央行——都強調政策要及時轉變為更加全面的促增長措施。但他們的呼籲有如泥牛入海。如今，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都不認為其他決策者能夠在近期“接棒”。相反，兩家央行都在忙於制定會帶來更大的政治和政策風險的新一輪刺激。

　　其他風險已開始讓央行官員頭疼。漫長的英國脫歐流程妨礙了英格蘭銀行的長期政策戰略，而政府將貿易關稅武器化的做法所造成的對全球增長的短期影響，讓美聯儲和歐洲央行所面臨的任務更加複雜了。

　　與此同時，目前一些提出來供討論的促增長政策如果不進行精心設計，也會增加破壞性金融動蕩的風險，從而加劇央行任務的複雜程度。“人民QE”的概念——即更加直接地把央行資金給人民——在政治圖譜的兩端都受到了更多的關注。相關的現代貨幣理論亦然，它明確提出央行要聽命於財政部，與此同時，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也在吸引越來越多的關注，有必要重新評估工資決定過程。

　　此外，一些政治左翼正在探索在多大程度上提高生產性資產的國有程度和經濟活動的國家控制程度能夠改善更快更包容的增長前景。債務形勢比較不利的歐洲國家的民粹主義者，包括意大利政府，想要重新考驗市場的警惕性，他們增加預算赤字，與此同時卻不關注平衡性促增長措施。

　　這些政策方案只是政治冰山之一角，這座巨大的冰山由對科技的職場衝擊、氣候變化和人口趨勢，以及對過度不平等、邊緣化和疏離的擔心組成。這些發展趨勢強調，新凸顯出來的政治問題正在影響到決策，讓經濟前景變得更加不確定。而隨著央行活躍主義的加劇，資產價格和經濟和公司基本面之間的差距也有可能進一步擴大。

　　央行下注於，其他決策者更大的活躍主義將成為它們的救世主。但如今，它們面臨概率日益提高的雙輸情景：有麽實現的政策反應有可能削弱央行的信譽、效率和政治自主權；要麽不會有什麽政策反應，央行繼續承擔已經令它們不堪重負、超過了它們的工具箱所能應對的範圍的政策負擔。和理性的賭徒一樣，央行官員可能很快會發現，並非所有賭注長期看都能帶來收益。

　　(本文作者介紹：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