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的真諦：發展中國家何以自處

（《大浪潮：崛起的發展中世界》（美）史蒂文·拉德勒著 黃蘭淇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7月）

賈敏 | 文

冷戰與蘇聯的消亡塑造了20世紀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全球權力格局、經貿網絡、發展與治理路徑都因此發生顛覆性的變化。這些改變激發了全球進一步發展的渴望，也為新一輪的大變革創造了新機遇。

在發展經濟學家史蒂文·拉德勒看來，這些珍貴的機遇是屬於那些曾經默默無聞、飽受磨難的發展中國家的。尤其是過去的30年間，發展帶來的繁榮與信心無與倫比，令人振奮。這是拉德勒的著作《大浪潮：崛起的發展中世界》想要展示給世人的寬闊圖景。

長期以來，全球政治秩序與治理狀況對於發展中國家殊為嚴苛。以西方歷史的視角來看，西方的興起伴隨著地理大發現與殖民主義擴張，進而建立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剝削體系。在後啟蒙時代的西方精英眼中，非西方社會既沒有歷史，也缺乏國家，更遑論進步與發展，只能作為西方世界的依附而存在於字裡行間。

冷戰的降臨讓發展中國家首嘗新生的滋味，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成為美蘇競爭縫隙中生存的最大獲利。然而，解放與獨立並不意味著穩定和繁榮，枷鎖的褪去並不意味著真正自由的到來。在拉德勒曾經工作過的印尼，從蘇加諾到蘇哈托，政治腐敗與族群、宗教間的尖銳矛盾從未消停，國家的發展因此停滯不前。這樣的劇本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幾乎從未退場。

正是關注到了制度延續的弊端和令人失望的現實，作者聚焦冷戰結束以來發展中國家長官層的蛻變和轉型。與早期反殖民主義時代的領袖出生行伍與草莽不同，新一代的發展中國家政治家大都目睹過政治轉型帶來的進步和益處，同時也極大激發起他們進行尋找新方向的可能。新生代政治家擁抱全球化與互聯網浪潮，善於吸納與比較不同政治制度間的優劣得失，接受批評與民意監督，或是與前代執政者最大的不同。

作為戰後嬰兒潮一代，拉德勒聆聽過肯尼迪時代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政治演講，自身也以美國和平隊骨乾的身份長期在東南亞和非洲從事美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實施的援助與發展項目，是多個轉型成功發展中國家政府的政治與經濟顧問。

他曾親眼目睹納米比亞從南非脫離後遭遇的政治與經濟大混亂，到如今逐步納入發展正軌，為整個社會煥發出蓬勃活力而感到由衷喜悅。我們可以在《大浪潮》中讀到許多這樣的片段。在作者看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所取得的長足進步與堅實發展，足以證明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僅是長期的，民主制度亦是可維系的，而政治精英也早已掌握了一整套富有魅力的長官技巧。總之，發展的一切要素都已具備。

我們並不懷疑作者的真誠，因為他是發展變遷的直接參與者，對未來前景充滿期許。然而現實情況真實與否，恐怕卻未必。

大國間博弈依舊是影響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可控變量，這在冷戰消亡30多年後的今天依舊如此，某些時刻甚至更為嚴重，且積重難返。這點作者並不避諱，在字裡行間也頗為隱晦地點出：某些發展中國家與地區儼然成為新一輪大國冷戰的導火索，而當今逆全球化與民粹思潮的大盛行也嚴重製約國際組織進行多邊合作的能力，這對不少發展中國家而言，又是一場嚴峻的考驗。

從改變現實而言，我們確實需要有更多像拉德勒這樣秉持樂觀態度的務實型學者奔走呼號，向世人展示這個時代的偉大成就，而不是躺在過去歷史的黑暗之中，探討過多的失敗故事與希望破滅。拉德勒現任喬治敦大學國際發展研究項目的掌門人，其實培養新生代發展理念的實踐者與布道者，或是目前最可行，亦是最急需要做的事。

更進一步而言，我們需要勾連起發展對於不同時代與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的重要與獨特性，而非簡單地非此即彼。冷戰時代的發展亦有其可取之處。在這方面，冷戰時期投身於拉美發展項目的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有獨到的見解：通過發展援助給予所在國以新的管理理念、企業家精神，乃至創新理念的培養和熏陶，這或許才是維持發展浪潮不竭源泉的最持久動力。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首刊於2018年11月1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