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近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服務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江小涓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後孟麗君所撰寫的《內循環為主、外循環賦能與更高水準雙循環——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文章，回顧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不同階段內外兩種循環的發展演變。
該文提出，內循環為主、外循環賦能、雙循環暢通，是我們今後階段的發展模式和時代特徵。促進兩種循環更高水準、更加協調、更可持續，是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長期目標和戰略任務。
文章認為，新發展階段需要的內循環是高質量的內循環，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進：一是更好地發揮競爭政策的作用，促進有效競爭和優勝劣汰；二是優化內需結構，擴大消費比例；三是積極推進人口城鎮化；四是加快國有企業改革；五是加快自主創新。
關於優化內需結構、擴大消費比例，文章認為尤為重要的是，出口產業是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主要就業崗位和收入來源，外需減少對這部分群體產生更為明顯的影響，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業和收入。包括改革城鄉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轉，賦予農村居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增加財產收益。
關於積極推進人口城鎮化，文章提到，農民工將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匯往農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擴建住宅。然而這些住宅常年閑置，由此形成了農民有財產，但卻沒有財產性收入的局面。因此，文章建議要加快流動人口的市民化進程，促進與城鎮穩定生活條件相匹配的多種消費增長，釋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務消費需求，城市建設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衛生、文化服務的需求等。這是巨量需求空間，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舉措和促進社會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外循環方面，文章建議，既要內向集成全球資源，繼續吸引外資流入，繼續引進先進技術，繼續進口自然資源，也要外向集成全球資源，擴大對外投資規模。與此同時，提升在全球產業鏈和創新鏈中的地位，增強我國數字產業全球競爭力，繼續擴大開放促進更高水準雙循環。
以下為全文內容，刊發於《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內循環為主、外循環賦能與更高水準雙循環——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
文 | 江小涓 孟麗君
今年以來，黨中央多次強調要構建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準的戰略抉擇，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這是中央根據國內國際形勢變化，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出發，提出的重大發展戰略，對今後的高質量發展、高水準市場體系建設和高水準對外開放，都有根本的指導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年均9.5%左右的高速度持續增長了40多年，改革與開放是中國增長表現優異的兩個關鍵驅動因素。其中，構建大口徑外循環、較大規模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發揮了重要作用。
現在，中國發展進入新時期，要素稟賦與40年前相比發生根本變化，經濟規模、貿易規模、資金跨國流動規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國際經濟政治環境也發生很大變化，我國與發達經濟體的關係從互補合作為主轉變為互補與競爭合作並存。
綜合考慮各方面變化，今後中國經濟發展中，國內國際兩個循環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與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簡要論述與“內循環”、“外循環”相關的發展表現和理論演變，描述我國不同階段兩種循環的繼起與並存，分析今後我國發展的有利條件和約束條件以及全球產業鏈創新鏈的發展趨勢，指出今後中國發展中兩個循環的特點和相互關係，即內循環為主、外循環賦能、雙循環暢通高效，並就如何實現更高水準的國民經濟循環體系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全球產業鏈的漲縮與外循環規模
當下，國民經濟的“內循環”和“外循環”是學術界、決策層和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熱點話題。從討論情況看，對國民經濟“內循環”“外循環”通常有兩種理解。
一種從國民經濟核算的角度，將內循環理解為“內需”，相應地將外循環理解為“外需”（徐奇淵，2020）；另一種從產品市場和資源供給的角度，將內循環理解為向國內市場提供產品服務和使用國內生產要素，將外循環理解為向國外市場提供產品服務和使用國外的生產要素（王建，1988；湯鐸鐸等，2020）。
雖然這兩個概念有很強的時代特點，但其相關理論背景深厚，學術淵源久遠。其中，內循環的含義和所指現實狀況相對穩定，而外循環的特點和意義變化較大。因此本部分將對應不同階段的“外循環”特點，對相關理論觀點做簡要分析。
一、全球產業鏈：國際分工的時代特徵
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產業分工大體經歷了3個階段，分別是：產業間貿易、產業內銷易、全球價值鏈。
產業間貿易構成的外循環起源於18世紀工業革命發生後，在這個時期，國際貿易中交易的對象是不同類型的產品，諸如糧食和紡織品、瓷器和家具這些屬於不同行業的產品。
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等學者都對這個現象進行了分析。按照比較優勢理論模式下的國際貿易結構，一國出口本國充裕要素產品，進口稀缺要素產品，便可獲得更多的貿易收益。這些分析針對的是不同產業之間的貿易問題，即產業間貿易。
產業內銷易構成的外循環最早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這種現象與傳統貿易理論的結論相悖，即國際貿易大多發生在發達國家之間，國際貿易的對象主要是同一產業的產品，例如貿易雙方彼此從對方進口轎車、家用電器等。Balassa（1966）、Flam和Helpman（2001）從貿易實踐出發，借鑒產業組織理論對國際貿易理論進行了新的發展。Grubel和Lloyd（1975）、Krugman（1979）、Falvey和Kierzkowski（1987）等構建了產業內銷易的相關模型，解釋了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可以使企業因擴大規模而降低部門生產成本，獲得更大收益；同時也可以使消費者的多樣化偏好得到滿足。這些研究為技術和資源稟賦相似的國家之間普遍存在的產業內銷易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在對前兩個階段進行簡要回顧後，下面部分對當下國際分工的新特點進行分析，即全球價值鏈下的國際分工趨勢及原因。
1．全球產業鏈的形成及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持續下降，運輸技術壓縮空間的“時間距離”並大幅度降低運輸成本。跨國公司為了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優勢和市場優勢，將產業價值鏈中可分解製造和組裝的部分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促進國際分工從最早的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演進到同一產品零組件和不同工序之間的分工和貿易，即產品內分工或全球產業鏈。不同國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從全球價值鏈的某一環節直接參與國際分工，進而產生了“序貫生產”這一不同於傳統國際分工的新形式（余心玎等，2016）。
因此，全球產業鏈的形成，部分是因為處於鏈上的有些國家不具備製造整個產品的能力，只能加入全球產業鏈之中，製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為“會做但不是做的最好”而謀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規模經濟利益和專業化的利益（Los et al．，2015）。
全球產業鏈發展造成了中間品貿易在國際貿易體系中迅速增長，國際貿易的重心從最終品貿易轉移到中間品貿易。據統計，2010年以來，全球貿易中約有60%來自中間商品和服務貿易。
全球價值鏈的出現推動國際分工深化和協調產業轉移，參與全球價值鏈能夠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創造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機會，使企業和一國經濟可通過使用中間產品或服務，集中發展價值鏈上的一個環節並在此環節取得競爭力。
全球價值鏈已成為世界經濟大循環中的一個顯著特徵。1995~2008年，全球價值鏈貿易（以下簡稱“GVC貿易”）在全球貿易總量中所佔份額不斷增加，增長最為迅速。到2008年GVC貿易已超過全球貿易的一半（見圖1）。
全球價值鏈貿易主要是中間產品的貿易。有學者根據中間產品跨境次數，將一個國家和部門的GDP分成三大類4個部分：
第一類是直接面向國內市場生產的最終產品，即純國內生產。
第二類是直接生產出口的最終產品，即傳統貿易。這兩類都沒有用到外國的中間投入品和外國的要素。
第三類是有跨境的生產活動，又可以區分成兩類：一類被直接進口國吸收沒有再次跨境，稱為簡單的GVC，比如美國建築物上的中國生產的粗鋼；另一類就是有多次跨境的生產，比如蘋果手機的生產，稱為複雜的價值鏈活動（Koopman et al．，2014）。
根據圖2顯示，1995-2008年，純國內生產活動佔全球GDP的比重在不斷下降，而其他3類生產活動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其中，複雜的全球價值鏈活動升幅最大，其次是簡單的全球價值鏈活動和傳統貿易。從全球價值鏈的組織形勢來看，全球價值鏈活動，尤其是複雜的全球價值鏈，是過去幾十年中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2．全球產業鏈的停頓與回縮
全球價值鏈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也改變了國家間的貿易、投資和生產聯繫。然而，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步入深度調整與結構再平衡的狀態，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產業鏈未能顯示繼續擴張的趨勢，其中有些部分有明顯收縮。具體表現為2008年GVC貿易在全球貿易總量中所佔份額明顯下降，2010年以後雖有恢復，但近年逐漸步入下行軌道-這一現象表明以大規模跨國投資驅動、高增長中間品貿易為特徵的全球價值鏈步入深度調整期（見圖3）。
與全球價值鏈貿易的趨勢相似，2012-2016年，在與國際貿易相關的3種生產活動中，複雜的全球價值鏈活動降幅最大，其次是簡單的全球價值鏈活動和傳統貿易，這3種活動在2012-2016年的年平均變化分別為-1.65%、-1.00%和-0.28%。
而經濟復甦主要由外需所引起的傳統貿易所拉動，也與前期經濟增長中的生產結構模式變化不一樣。在這一時期，為滿足國內最終需求的國內生產增長反而較為顯著。因此，在這個緩慢的復甦時期，國際貿易的貢獻微乎其微（見圖4）。
作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推動者、主導者和有效治理者，近些年跨國公司在海外的資產比例、銷售比例、雇員比例均有所下降。跨國指數是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個指標，他是由3個指標構成，第一個指標是海外資產比重，即跨國公司在海外的資產佔其全部資產的比重；第二個指標是海外市場比重，即海外市場佔跨國公司全部市場的比重；第三個指標是海外雇員比重，即跨國公司在海外的雇員佔其全部雇員的比重；這3個指標的簡單平均數，就是跨國指數。
表1是2009年和2016年全球最大25家跨國公司的跨國指數。可以看出，2009年的跨國指數高達56%，其中兩項子指標超過60%。2016年跨國指數有明顯下降，3個子指標也都全部下降。
3．產業鏈增長停滯的主要原因
從21世紀第二個10年開始，製造業全球化進程有所減緩、停滯，有些方面甚至倒退。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部分產業鏈分工抵達“天花板”。產品構造和技術結構決定了每類產品合理解構為不同部分在多國製造有其限度，越過這個邊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繼續細分和轉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
例如汽車產業，全球化最高的幾種車型，海外製造的重要零組件已經超過100種，產業價值鏈上的國家超過17個。在技術和產品架構沒有根本改變之前，很難設想再如同以往繼續推進全球分工的細化和深化。
其次，產業鏈上東道國努力提高本土化水準。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初始階段僅能接納全球分工體系中的一小部分。隨著本土生產技術的提升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開始力爭在本土延伸產業鏈，提升價值鏈，構建相對完整的產品生產能力。
這種努力一方面增加了本土製造部分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長度和寬度，增加生產擴大就業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導致全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轉為本地體系，使全球產業鏈向部分國家內部收斂。
最後，產業鏈上輸出國推動“回歸”。這些國家推動“產業回歸”和“再工業化”，力促其離岸生產轉回到母國生產。由於技術進步特別是自動化技術、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許多製造和服務環節由勞動密集轉變為技術和資金密集，發達國家勞動力昂貴的製約因素被弱化，競爭力有所回升。因此，許多國家持續呼籲製造業回歸但效果並不明顯，因此彼時並不具備經濟合理性。目前條件下，“回歸”成為一個現實選項。
二、新技術推動全球產業鏈升級和拓展
在製造業全球價值鏈分工有所停頓與減速的同時，在新一代通訊技術和數字技術加持下，複雜技術產品全球分工、服務業全球分工和創新活動全球分工等新型全球化形態快速推進。這些因素同頻共振，推動數字技術和數字產業全球化全面推進和蓬勃發展。
1．複雜技術產品全球分工程度繼續提升
近些年新設計或迭代升級的新產品，從一開始就立足多國共製。這是由於技術升級速度加快，技術系統複雜性增加，新技術新產品研發費用上升，而產品生命周期卻在不斷縮短，迭代速度加快。
因此，任何企業獨自創新和生產難度加大。最近幾十年，研發活動的生產率呈現下降趨勢，相同水準的技術進步需要越來越多的研發投入。不斷下降的研發生產率要求研發投入必須更快增長，使得企業獨自開發新技術日益困難，不可持續。
例如大家耳熟能詳的摩爾定律表明，計算機芯片上的晶體管數量將每兩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將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員比20世紀70年代初期增加了18倍，勞動生產率明顯下降。
這種情形下，由複雜技術體系構成的產品，需要全球分工與合作，提高創新和製造過程的勞動生產率。每個企業專注於自己擅長的領域，提供最高水準的零組件或加工工序，多國多企業合作協同，研發製造中集成全球最高水準的產品。因此，生產率越高的企業越傾向於從多國進行採購，以便降低總生產成本（Antràs et al．，2015）。
2．數字服務全球產業鏈加速延伸
長期以來，服務業是非貿易行業，這源於許多服務過程要求生產和消費同時同地、“人對人”、“點對點”，例如教育、醫療、現場藝術表演、保安等。這個過程中，人力資本是主要的供給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機器設備，缺乏規模經濟，因而其勞動生產率長期保持在一個不變水準。
在網絡與數字時代，服務的基本性質發生改變。一是規模經濟極為顯著，這源於許多數字服務的初始成本很高而邊際成本很低，特別是可複製的文化類、信息類服務更是如此。一部網劇是一個觀眾還是億個觀眾，製作成本相同，增加觀眾的邊際成本極低。二是範圍經濟極為顯著。一個巨型平台形成後，可以銷售多種產品和服務，並且以品牌優勢不斷拓展新的產品和服務。對消費者來說，登錄一個平台就會應有盡有，對企業來說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資產，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數字時代中，多樣性、複雜性的增加並不意味著平均成本的增加，這是市場規則改變的一個例證。再如，許多生產性服務業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別是借助數字技術，研發全球化、資產管理全球化、生產者服務平台全球化等新的全球化形態和商業模式快速推進。
數字技術在非數字部門普及異質性標準和協議來提升價值鏈模塊化程度，使得傳統行業更容易通過離岸外包方式實現組織間和區域間協同，從而提升產業生產率（Sturgeon，2019）。這些進展推動服務貿易快速發展，在製造業貿易佔全球比重上升停滯時，服務業佔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持續上升。
3．數字技術推動形成全球創新鏈
信息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提供了合作創新的新方式。現代信息技術能夠將相距遙遠的專家聯繫在一起，並用數字化方式實時共享研發進程。數字技術崛起，促進產業深度融合與全球價值鏈重構（Gereffi and Fernandez-Stark，2019）。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採用大數據方法追蹤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範圍內的創新如何相互交織在一起。研究發現，21世紀之前僅3個國家（美國、日本和德國）就貢獻了全球所有專利活動的2/3。將其余西歐經濟體包括在內，這一比例達到了90%左右。然而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借助全球研發網絡，世界其他地方貢獻了所有專利活動的1/3，以及科學出版物的一半。
這表明，全球創新網絡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多樣化，容納更多經濟體。高技術產品愈來愈複雜，技術與產品迭代愈來愈快，不同部分的製造者發揮特長接續生產互為供求，將繼續成為常態並得到加強（Keller and Yeaple，2013）。
總之，數字技術和數字產業時代，創新能力大規模地跨國界轉移，科技能力中愈來愈多的部分跨越國界成為全球性的系統，融入全球產業鏈、創新鏈對各國來說都有重要意義。
數字技術推動或依托數字技術發展的全球產業鏈和創新鏈，是一種新趨勢，也必然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下面一些觀點比較集中和突出。
一是研究數字技術如何助力全球產業分工。複雜產品進行全球分工，技術匹配、質量匹配和迭代同步的成本較高。數字化模塊可以使複雜技術相對標準化，使其易於傳遞和學習，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加入並向價值鏈上移提供了新的機會。
以汽車行業為例，汽車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包含超過15000個不同的部件，這些部件往往是專門設計的，難以替代。21世紀以來，汽車工業設計和生產轉向模塊化。例如，2013年尼桑將一種名為“通用模塊族”的設計方案引入到幾款關鍵車型的生產線上。該方案的目標是重新配置生產系統，以降低成本，同時保持產品線的多樣性。它增加了標準化的通用組件的比例，可以在不同的模型之間共享，同時也通過大量購買通用輸入來降低成本。大眾也設計出了“模塊化橫向矩陣平台”，以開發各種不同的產品，包括其標準車型（例如高爾夫）和豪華車（例如奧迪）。2015年豐田為普銳斯採用了“豐田新全球架構”，而現代汽車在其全自動裝配系統的幫助下，大規模外包其主要汽車零組件，包括駕駛艙和底盤。
總之，模塊化減少了技術門檻，也極大地降低了整合技能和資本密集型價值鏈中所需的研發（R&D）、邊做邊學以及生產一個產品所需的互補技能的數量（Takeishi and Fujimoto，2001；Xing and He，2018）。模塊化還使公司能夠將設計、生產、裝配和銷售等任務分解，並通過便捷高效的數字網絡將分散部分有效連接、同步迭代、共同提升。
二是研究應用數字技術如何助力產業鏈各個部分提高生產率和降低成本。數字平台作為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核心驅動力，將傳統的價值鏈驅動方式改造成為平台驅動，通過控制跨境數字貿易的交易數據，再利用算法對消費者需求進行分析和預測，指導供應商的生產行為，助力企業提高生產率和效率。區塊鏈技術能夠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例如，製造一架飛機需要來自全球的數萬個零組件，而數字技術可以幫助製造商迅速而又準確地了解這數萬個零組件背後的海量信息。有國際權威報告顯示，歐洲飛機製造商空中客車公司已經開始利用區塊鏈技術分析供應商及組件源頭，從而有效降低了空客零組件修複的時間與費用。
三是研究數字技術如何消解距離影響降低全球分工的成本。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的發展，降低對生產要素的跟蹤和監控成本，從而降低協調和匹配成本，強化當前的全球價值鏈結構。
Abel-Koch（2016）研究發現，數字技術可以通過縮短距離和降低貿易成本幫助中小企業更多地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讓它們在全球價值鏈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Lanz等（2018）的新研究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獲取數字技術對中小企業參與向後關聯的全球價值鏈以及中小企業的出口總額具有積極影響。尤其在貿易和增長放緩的時代，發展中國家通過推進提升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改革，才可能在競爭中實現自身能力的提升，並因此獲得更大的收益。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外循環”隨時代變化不斷發展變化，從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向全球產業鏈、全球創新鏈演進，並在近十幾年來進入數字產業鏈和創新鏈階段。由於各國的國情、發展階段和外部環境不同，“內循環”和“外循環”的地位、比重和兩者關係有較大差別，有不同的權重和互動關係。
改革開放後的前30年：
要素稟賦失衡與較大規模外循環
改革開放後的前30年，我國外循環的地位持續提升，在促進增長、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廣泛加入全球產業鏈及外循環地位持續上升
改革開放後的前30年，外循環在我國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全球分工格局與我國的貿易結構有較強的相關性。本部分我們從中間產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比重、加工貿易出口比重和對外貿易依存度4個方面，分析外循環的地位及變化。
1．中間產品出口佔出口比重高
20世紀90年代，中國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中間品貿易佔對外貿易的比重也隨之增加。1998~2019年，中國中間產品出口佔總出口比重從36.5%提升到45%。中國出口的中間品在全球中間品出口份額也大幅上升，從1998年的2.38%上升到2019年的11.78%。
隨著中國在全球製造業價值鏈中地位的穩步提升，中國在中間產品出口方面的地位比以前重要得多，這意味著中國生產能力的任何中斷都可能比過去更嚴重地影響世界其他地區（見圖5）。
2．外商投資企業佔出口比重高
外商投資企業是全球分工體系的重要推動力量，跨國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企業之間的貿易是全球產業分工鏈的重要紐帶。外商投資企業在一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重，能夠顯示出該國參與全球分工鏈的廣度和深度。我國是吸收外資的大國，外商投資企業出口佔有重要地位，帶動我國產業廣泛加入全球產業鏈之中。
首先，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在全國進出口總額中的比重持續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從1991年289.55億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9680.70億美元，佔全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從1991年的21.34%上升到2018年的42.57%，其中2005年前後佔比最高，將近60%。出口額從1991年120.47億美元增加到2018年10360.16億美元；進口額從169.08億美元增加到9320.55億美元（見表2）。
其次，外商投資企業出口較多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商品，提升了我國出口商品總體結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大型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增長很快，促進了中國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製造業的發展。與此相對應，90年代中後期，中國出口商品結構有明顯改善，表現為出口商品中高新技術產品比例上升。外商投資企業對此有貢獻。
1996年，外商投資企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為74.21億美元，2017年已增加到3550.6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在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中的份額，從1996年佔58.6%，上升到2005年的88%。
近年來，隨著國內企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快速增長，外商投資企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所佔的比重逐漸回落並相對穩定，2017年為53%左右（見表3）。
3．加工貿易佔出口比重高
加工貿易是全球產業鏈貿易典型形態，是一國按照國外委託方的要求，進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國的生產能力加工後再出口的貿易形態，其目的是獲得加工費收入。
加工貿易方式多種多樣，常見的有進料加工、來料加工、裝配業務和協作生產4種。這是一種典型的全球產業鏈貿易形態：一國僅加工製作某個產品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工序，整個產品由多國共同製造完成。典型模式是：美國、歐盟和日本提供資金、專利、設計和技術，零組件在中國、東亞地區和東南亞地區生產，加工組裝在中國，最終產品銷往美國、歐盟和日本。
改革開放後的前30年，加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有重要地位，佔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曾經多年高達50%以上，佔出口總額的比重高達55%以上（見圖6）。
4．對外貿易依存度顯著上升
外貿依存度定義為一國對外貿易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用於衡量該國經濟增長與國外資源和市場的關聯程度，比重的變化意味著外循環地位的變化。
外貿依存度還可以分解為出口依存度和進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反映了國外市場的重要性；進口依存度即進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反映了國外供給的重要性（沈利生、吳振宇，2003；王直，2007；劉亞軍，2010）。
圖7展示了改革開放後的前30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進口依存度的變化趨勢。圖中顯示，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明顯上升，從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值64.48%，外循環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顯著加強。
二、要素稟賦失衡與擴大外循環的重要性
從前面部分可以看到，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衡量我國外循環比重的幾個指標都比較高，這對一個十幾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國家來說實屬“非常態”。
導致外循環“失常”高比重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國要素稟賦嚴重失衡，較快增加就業和持續較快增長，必須有大口徑的外循環。
改革開放初始，我國要素稟賦極度失衡，幾種主要生產要素佔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勞動力極為富裕，1980年我國勞動力佔世界勞動力總量的比重高達22.4%；而資金和技術極為短缺，資本形成總額佔全球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僅為1.8%，研發投入僅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資源分別佔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稟賦，無法將較多勞動力吸納到現代經濟部門，潛在巨量內需無法實現，高比例的勞動力在農業部門隱性失業，收入極低（見圖8）。
此時，擴大外循環均衡要素配比就是必然選擇。按照微觀經濟理論，當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出相同時，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盡快增加短缺要素的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從供求理論看，短缺要素能獲得較高回報，富裕要素只有較低回報，需要盡快增加資金和技術供給，提高勞動收入。接照要素稟賦理論，富含富裕要素的產品成本相對較低，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這些理論分析的指向明確：我國應該大量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先進設備、原材料和引進資金和技術。通過大口徑外循環，拓展了內循環的生產邊界，促進了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1．外循環吸納就業能力強
我國出口產業集中在勞動密集的產品和加工環節，吸納就業能力明顯強於面向國內的產業。在我國外循環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萬元工業增加值的就業密度（就業人數/百萬元增加值）工業全行業平均為6.73；其中主要出口產業的就業密度高得多，紡織業為12.74，服裝、鞋帽製造業為18.29，家具製造業為14.12，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製品業為17.36，文教體育用品製造業為21.52，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為7.42。
因此，擴大出口能夠更高比例地擴大就業，在當時，同等規模的內需不可能吸納如此多的勞動力（見圖9）。
2．外循環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很長時期，沿海出口企業是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他們在出口部門獲得的報酬也相對較高。江小涓（2008）的研究表明，2004年在沿海以出口為主的6個城市中，製造業中農民工的收入高出內地1/3以上。
還有，外資企業中農民工的工資也明顯高於同類內資企業。2007年，外資部門、國有部門和城鎮集體部門職工平均工資分別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
這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在發展中國家，出口型企業、外資企業提供的勞動報酬雖然遠遠低於其在母國的水準，卻在東道國是相對最高的。考慮到大量的流動勞動力原本是國內收入最低的群體，外循環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有積極作用。
3．外循環進口能源資源
出口得到的外匯能夠進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撐國內產業發展。例如，農產品進口可以看作是進口土地和淡水資源。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測算，21世紀初期以糧食貿易為載體間接交易的淡水量，相當於全球糧食生產用水的13%，日本通過農產品貿易進口的淡水量超過自身農作物灌溉用水。2006年我國進口大豆3150萬噸，如果在國內種植需要耕地1810萬公傾，相當於黑龍江省大豆種植面積的5倍。2018年我國進口大豆8803萬噸，如果在國內種植需要耕地4633萬公頃，相當於黑龍江省大豆種植面積的13倍，這些耕地資源可用於種植其它高經濟價值農作物。總之，進口資源密集型產品顯著緩解了我國短缺要素對發展的約束。
4．外循環引進先進技術設備
改革開放以來，機電產品進口佔我國進口商品的比重約為一半，主要是成套設備、關鍵單機和先進儀器儀表等，持續提升我國產業裝備水準。高技術產品的進口比重也持續增長，其中包括投資品、中間產品和消費品三部分，對我國技術裝備水準、最終產品水準和消費水準的提升有重要貢獻（見表4）。
總之，由於改革開放初期要素稟賦的嚴重失衡狀況，改革開放後較長時期內，高比例的外循環是中國持續較快發展的必然選項和突出特點。
最近10年：要素稟賦改變、
國內市場擴大與外循環地位下降
經過改革開放後的前30年發展，我國要素稟賦持續改變，經濟總量和國內需求規模持續擴大，受這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外循環的地位由升到降，內循環地位持續提升，本節分析這些變化及原因，並與其它大國的情況進行比較。
一、要素稟賦變化、經濟規模擴大和全球產業鏈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和其它方面條件的變化，我國要素稟賦持續改變。勞動力淨增長從緩慢到停滯再到下降，2018年勞動力佔全球的比重降至20%；投資能力持續快速增長，資本成為了最富裕要素，我國資本形成總額佔全球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已經高達26%，研發投入緊跟其後達到21.2%，兩者的比重都超過了勞動力。石油、淡水等自然資源要素的短缺則更為突出（見圖10）。
與此同時，我國已積累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綜合國力居世界前列。從經濟總量看，2019年我國GDP總量已接近100兆人民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了超大規模的經濟基礎。
從產業體系看，我國是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從消費需求看，我國是全球第二大市場，中等收入群體超過5億，人均GDP邁過1萬美元，可以提供國內產業所需要的各類市場。
從科技能力看，我國的科技水準不斷提升，研發規模達世界第二位，大規模生產能力可以有效分攤高額研發費用，使更多的創新在成本上可行。
此時，更多依靠國內市場促發展，具備了現實條件和可能性。
同一時期，全球產業鏈也在進行調整，部分向發達國家回縮。數字技術發展導致勞動力成本在收入中的貢獻度下降，提高了將生產活動從勞動力豐富的發展中經濟體重新轉移到發達經濟體的可能性（Donald et al．，2019）。使外包加速向發達國家回流，推進了近岸外包和價值鏈區域化趨勢，導致製造業活動從發展中國家回流到發達國家（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
技術進步如3D列印（增材製造）要求實時執行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的所有製造步驟，意味著技術不可分割，削弱了全球價值鏈的兩個傳統驅動力：勞動力成本套利和規模經濟，降低了對有效技術規模（MES）的最低要求，因此，以分布式生產為特徵的小規模本地化生產網絡興起，區域內價值鏈長度變短，全球分工程度下降。
二、外循環地位有所下降並相對穩定
受上述多種因素影響，2010年以後，外循環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較改革開放後的前30年相比有較為明顯的下降。
首先是加工貿易比重有明顯下降，從改革開放後的前30年高達50%的比重，降到30%左右，表明這個特殊貿易方式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下降（見圖11）。2008年以後，受國際金融危機後國際環境趨緊、國內成本上升、國產化逐步提高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加工貿易佔比呈較快下降趨勢。2009~2018年，中國加工貿易佔對外貿易的比重快速下降，從41.18%下降到27.41%。其中，加工貿易出口佔比從48.84%下降到32.04%；加工貿易進口佔比從32.04%下降到22.01%（見圖11）。
同期，外貿依存度也有明顯下降，從2008年的57.61%下降到2019年35.68%。同期，出口依存度從32.6%下降到18.42%；進口依存度從25.01%下降到17.26%（見圖12）。
三、國際比較：大國之間的相似性
一個國家內循環與外循環的關係，不僅受本國發展階段和發展水準的影響，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受國家經濟規模的影響，大國國內有較為完整的經濟體系，內部循環余地大。小國則往往有較高的貿易依存度。
圖13（a）、圖13（b）和圖13（c）分別列出1980年、2006年、2019年，我國與其他人口1億以上大國外貿依存度的比較。人口大國之間在市場規模、消費結構和產業體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較強。
（1）大國外貿依存度普遍提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較快推進，各國外貿依存度都有明顯提高。圖13中3張圖顯示，各國外貿依存度普遍提高，這些國家的平均依存度從1980年28.2%，提高到2006年的46.9%，後略有回落，2019年為42.6%。總體看，對外貿易的地位顯著提升，外循環的作用顯著加強。
（2）中國外貿依存度排序上升位置正常。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貿易依存度在大國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準。1980年，外循環在我國經濟中地位較低，外貿依存度僅為12.4%，在所有大國排名最後，比大國平均貿易依存度28.2%低近16個百分點。2006年，我國外貿依存度較1980年提高近5.2倍，達到了64.48%，在所有大國中僅次於菲律賓，排名第二位，高出大國平均依存度17.6個百分點，這也是外循環在中國經濟中地位最為重要的時期。此後，外循環的地位又有明顯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後，比大國平均外貿依存度低近7個百分點。
總體看，外循環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符合大國的一般規律：在發展水準較低時依存度較低，在快速發展中排名顯著提升，經濟增長趨於穩定後排名也開始降中趨穩。作為人口超大規模國家，我國外貿依存度低於大國平均水準也符合規律。2019年，美國的外貿依存度為26.39%，2018年日本為36.82%，都低於大國的平均水準。
四、一個概覽及預測
圖14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GDP、對外貿易、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分別佔世界GDP總額、對外貿易總額、吸收外資總額和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這組關係呈現出三段式特點，清楚映射出國內要素稟賦變化對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影響。
第一段是20世紀80年代我國對外開放的初期階段，對外貿易和吸收外資佔全球對外貿易和外資流入的比重，低於我國GDP佔全球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環對增長的帶動作用有限。
第二段是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前10年，我國對外貿易佔全球比重總體上高於GDP佔全球的比重，吸收外資的比重更是超高，表明外循環對增長的帶動作用顯著。
第三段是21世紀第二個10年，對外貿易、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的比重都低於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環的作用有所減弱。同時，21世紀第二個10年，我國對外投資增長很快，佔全球比重與對外貿易佔全球比重相比高低互現。資金作為國內相對富裕要素會在全球尋求更高收益的配置，可以預計，我國作為對外投資大國的地位還會繼續上升。
總體來看，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外循環均衡配置資源的壓力減弱，我國的經濟規模也今非昔比，外循環已經帶不動如此體量的內循環，內循環為主成為必然選擇。
綜合各方面條件，經濟發展轉向更多地依靠內循環，既是過去幾年的現實變化，也符合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這個狀況會相對穩定，中國增長呈現出大國在這個階段的共同特點：更多依靠國家市場，更具有內循環為主體的突出特點。
完善體制和政策
促進高質量國內大循環
“必須把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更多依靠國內市場實現經濟發展。我國有14億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突破1萬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具有巨大增長空間。”這是中央審時度勢做出的戰略部署，也是今後發展的根本遵循。
我國已經進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階段，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願望豐富多元，消費檔次和水準不斷提高。因此，新發展階段需要的內循環是高質量的內循環，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進。
一、更好地發揮競爭政策的作用，促進有效競爭和優勝劣汰
暢通內循環，首先要解決好國民經濟循環中供給與需求匹配問題，解決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些根本問題。過去多年我國處於數量擴張為主的時期，大量資源投入擴大生產能力就會帶動增長。現在進入增長質量提升時期，不僅要投入生產要素，還要決策怎麽優化結構，怎樣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如何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發展能力。
以往多年，政府總是在關注企業是否經營困難、是否缺少某種資源，並較多使用直接或間接手段補貼“困難”企業。這在特殊時期可能有必要，但長期實施這類政策就是扶持低效率和無競爭力的企業，而這些企業原本應該通過競爭被淘汰，否則不利於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今後，要更多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性作用，培育公平競爭環境，讓市場機制更多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促進好企業做大做強，提升整個產業的競爭力，實現高質量的內循環。
二、優化內需結構擴大消費比例
以前我國生產的很大部分提供給國外消費者，當外需重要性下降時，提高國內居民消費率很重要，是中國內循環為主帶動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過去多年，我國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都明顯低於世界平均水準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準，最近幾年有所上升，2019年達55.4%，但還是低於同期世界平均水準78.71%和發展中國家平均水準73.9%。長期低消費率高投資率，大量生產能力失去需求支撐，產能大量過剩，企業效益下降，金融風險加大。
提高消費率，要從促進就業、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勵消費政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著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長期制度安排相結合（李實，2020）。
這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出口產業是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主要就業崗位和收入來源，外需減少對這部分群體產生更為明顯的影響，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業和收入。包括改革城鄉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轉，賦予農村居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增加財產收益。
農地入市、宅基地流轉獲取的收入，應優先用於完善相應地區農村人口的社保體系，解除後顧之憂，使他們與城裡人一樣不再依賴於土地保障，而是有更為有效和穩定的社會安全網托底，提高其消費能力和實際消費水準。
三、積極推進人口城鎮化
加快新型城鎮化進程是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以往多年，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大批農村戶籍的勞動力支撐了工業化進程，卻不能完全進入相應的城市型消費之中，消費增長相對緩慢（魏後凱等，2020）。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雖然已達到60%，但僅有40%左右為擁有城市戶籍的常住居民。而其余20%是農民工，人數高達2.8億。他們不能享受城市戶籍人口的各種福利，對未來預期不穩，在城市的消費行為是維持基本生存，而不是發展。
農民工將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匯往農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擴建住宅。然而這些住宅常年閑置，由此形成了農民有財產，但卻沒有財產性收入的局面。這種情形造成了這個龐大群體較低的邊際消費傾向。
要加快流動人口的市民化進程，促進與城鎮穩定生活條件相匹配的多種消費增長，釋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務消費需求，城市建設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衛生、文化服務的需求等（鄭得坤、李凌，2020）。這是巨量需求空間，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舉措和促進社會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城市規模、城市結構、城市容積率、社區布局、產業布局等，都要充分考慮與新市民需求的匹配度，特別是住房方面，培育租賃，尤其是長租和以租代售市場。不僅政策要向這方面傾斜，而且應該形成制度使之長效化。
還要加快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打通農村社保和城鎮居民社保的銜接。
長期來看，戶籍制度應逐步轉為人口居住地登記制度。還要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是在大口徑外循環發展階段中的城市化，農村人口主要流向沿海地區外向性製造業集中的城市。
這種機制已經改變，今後以內需為導向的城市化將成為主要方向。那些以往流入人口相對較少、生活成本相對較低、教育醫療等服務水準較對較高的大中型城市，有可能成為未來城市化的新引擎。
四、加快國有企業改革
當企業可以在全球市場配置資源時，國內企業改革不到位產生的不當行為會蔓延到國際市場。例如，以往出現的國有企業在投資經營中重擴張輕風險，導致企業大量虧損的行為，有可能伴隨著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增加而大量出海。要加快企業改革，平衡“動力”和“約束”機制，使內需外需都能夠建立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基礎上。
國有企業的改革仍在路上。目前，大型和特大型國企集團，母公司基本上仍然保持國有獨資。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混合所有製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即引入非國有戰略性股東，讓股東會、董事會、管理層按照法律行使權利和發揮作用。通過“混改”方式實現國企的資本結構調整、經營機制轉換和公司治理轉型，是已經明確的改革方向。
還要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制定並實施對所有企業平等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律和政策，任何企業都不能從免於競爭的保護中獲取特殊利益，消除由於不公平競爭引起的國內國外資源錯配。
五、加快自主創新
現在，我國想以引進方式獲得“跟跑”之中的尖端技術，難度愈來愈大。當前國際環境中的負面因素導致這類問題集中浮現，但其深層原因卻是經濟理論可分析可預測的。
尖端技術市場屬於寡頭甚至壟斷市場，技術持有方有控制力。而我們除了“最大的用戶和市場”這個優勢之外，往往並不具備“相互持有殺手鐧”這種互惠和“對賭”能力。這些與以前大量引進“競爭性”技術的情形有本質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於國際環境改善能帶來問題根本解決。同時，我們“並跑”“領跑”的技術不斷增加，技術開發進入高度不確定狀況，無人領航、無產業鏈條、市場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隨。
今後的科技創新，需要同時發揮好市場和政府“兩隻手”的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地發揮市場在技術研發領域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特別要發揮民營企業和新型研發機構的重要作用。經驗表明，民營經濟在高技術領域的創新具有更大潛能。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持之以恆支持原創性研究，為技術創新提供源泉。要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在“卡脖子”關鍵技術問題上集中突破。
要促進創新要素市場化配置和聚集，打破體制機制和政策上的束縛和阻隔，推動創新要素在全國範圍內合理流動、優化配置。還要加強創新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人才培養，加強知識產權布局和保護，支持標準制定，加大政府採購力度等，形成良好的創新環境。
以更高水準外循環促進雙循環暢通高效
在提出新發展格局的同時，中央多次強調，仍然要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推動形成宏大順暢的國內經濟循環，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既滿足國內需求，又提升我國產業技術發展水準，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些要求既符合全球化的最新趨勢，更符合我們自身發展的需要。
2010年以來，雖然傳統的全球產業鏈在調整和部分回縮，但數字技術支撐的全球產業鏈繼續擴展和深化，並從產業鏈迅速向創新鏈擴展延伸。在信息技術支撐下，今後我國擴大開放，要在更深層次和更高水準上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創新分工，在更高水準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國際競爭力。
全球化的歷史表明，每次全球經濟出現較大波動之後，就會有更多資源在全球範圍內進行重組，這正是“好的國家和企業”加快發展的機遇。
可以預計，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全球發展進入“疫後時期”後，全球產業重組會比“正常”時期更為密集活躍，在全球市場上配置的資源更多。國內產業應該以更大力度暢通內外循環，在更多領域中集成全球資金、知識、技術、信息和人力資本，加快提升自身技術水準，提高國際競爭力。
一、內向集成全球資源
1．繼續吸引外資流入
經過幾十年發展，我國國內資金供給能力顯著增強，出現了不再需要引進外資的觀點。然而，從全球化實踐來看，全球資源配置遠遠超出了“互通有無”、“多餘出口短缺進口”。
在全球資金流動中，資金充裕國家既大量對外投資，也大量吸收外資。美國是全球資金供給最充分的國家，是對外投資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資最多的國家。這是因為FDI流動的意義遠不止調節各國的資金盈缺。資金流動對投資者來說，是尋求風險扣除後回報最高的投資機會，對融資者來說，是尋求成本最低的資金來源（江小涓，2008）。
在全球投資者看來，綜合考慮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投資美國是合理選擇。從微觀層面看，在每一個細分市場上，各個企業持有的優勢資源是不同的。每個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不斷增強自身優勢，都需要不斷重組內部外部各種資源。
從我國情況看，現在我國吸收外資投資，主要並不是為了帶來資金，而是要獲得隨資金流入的各種競爭要素，如技術、全球網絡、經營理念、研發能力等。從圖15可以看到，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各類技術活動水準均高出全國平均水準，表明吸引外資帶來了較多的技術資源，外商投資企業成為帶動我國技術向更高水準創新階段邁進的重要力量。
2．繼續引進先進技術
長期以來一個常見的誤解是，利用外部技術資源的國家都是本身自主技術能力不足的國家。而實際情況是，技術出口大國往往也是技術進口大國，只有雙向高度參與全球創新鏈，才能為自已帶來最強的技術能力。
圖16是美國、中國和印度三國ICT專利進出口的情況，可以看到，美國的進口和出口大致平衡，中國和印度都是出口明顯大於進口。這並不能說明中國和印度的ICT產業技術水準高於美國。美國這樣的技術強國卻大量引進技術，這並不難理解。
在代表最高技術水準的產業中，產品各部分都需要達到相應的高水準，如果是大型複雜產品系統，整機企業、關鍵設備企業、零組件供應商等產業鏈中的各部分，技術水準和產業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發展。愈是最高水準的產品，愈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準的技術能力，因此這類產品全球技術網絡密集。
一些學者的研究也證明了使用高密度的信息技術可導致製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李捷等，2017）。由此，最終產品生產國往往既大量出口高技術產品，又大量進口高技術零組件，成為全球創新鏈中的雙向貿易大國。
3．繼續進口自然資源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集中在一些可變資源方面，如勞動力、資金和技術。然而，耕地、淡水和石油資源等自然稟賦無法改變，隨著經濟體量加大，這些資源相對短缺的問題更加突出。這就解釋了為什麽在2006年以後，中國的外貿依存度總體持續下降，但是石油、大豆等初級產品的進口卻持續上升。
圖17展示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石油進口依存度的變化趨勢，即石油年淨進口量佔年石油消費量的比重。2006年開始，我國石油進口依存度就超過60%，目前已經高達近80%。表明國內石油供給量與我們龐大經濟體量對石油的需求相比明顯不足，要依靠國際循環補充缺口。
二、外向集成全球資源
國內企業對外投資，本質是走出去在全球集成資源。在進入21世紀後，我國對外投資規模持續擴大，這是可以預期和分析的現象。
第一，投資者希望提高資金收益率。我國持續多年的高積累率，資本存量高速增長。特別是近10年來，國內資金成為相對充裕的生產要素，存量資本和每年新增儲蓄都達到巨大規模。2018年，我國資本形成總額達到39.7兆人民幣，大約5.4兆美元，佔全球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已達25.8%。與我國6%的淡水資源、7%的可用土地資源、3%的石油資源相比，甚至與20%左右的勞動力資源相比，資本已經是相對充裕要素。
面對土地、淡水、環境容量等自然資源的日益稀缺，勞動力成本日益提高，相當部分的資金繼續在本土配置，會達不到最佳狀況，降低資金收益。這種情況下，投資者開始向外轉移，尋求有更高回報的投資地點，這是資本追逐利潤的必然結果。這種轉移有利於阻止本土投資收益率的持續下降，穩定資本收益。因此，對外投資加速有其內在強勁動力。從圖18中可以看出，中國作為跨國投資東道國的地位和作為跨國投資輸出國的地位，已經出現替換趨勢。
第二，緩解國內產能過剩。我國過剩生產能力中有相當一部分技術和產品並不落後，符合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需求。通過對外投資重新配置這些生產能力，是促進國內結構調整的重要途徑。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看，當他們處於我國當時這個結構轉換時期時，也將大量設備向海外轉移，促進國內結構調整和升級。
第三，貼近用戶和市場。這對複雜產品和成套設備至關重要。這類商品以出口方式進入國際市場的一個重要缺陷，是生產和售後服務不能貼近市場，不能及時按用戶要求，提供個性化的設計、製造和售後服務，某些產品的競爭力因此而打折扣。“走出去”在當地設廠生產，能夠使低成本的優勢和貼近市場的優勢疊加，增強產品的競爭力。與此同時，近些年來我國出口商品面臨的貿易摩擦增多，企業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穩定，從出口轉向對外投資是許多企業的應對之策（Alyson and Assche，2010）。
三、提升在全球產業鏈和創新鏈中的地位
經過多年開放式發展，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超過了我們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圖19表示中國、美國和德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重要性，國家所在的圓圈大小表示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相對地位，可以看出，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排名第一，超過我國GDP在全球第二的排名。
與許多國家相比，我國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的鏈條較長且範圍廣泛，在全球產業鏈中已居於重要位勢。許多產業較高比重的市場和資源在國外，必須內外循環暢通整個產業才能有效運轉。同時，全球產業鏈的波動對我們影響也最大。因此，推動全球產業鏈發展和維護全球產業鏈安全，是與我國自身發展直接相關的重大利益。
全球創新網絡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企業研發的國際化形成的。跨國公司是全球創新網絡的重要載體。而中國以自身的競爭力，不斷提升中國在這個網絡中的份額和地位（Branstetter et al．，2018）。
據筆者對在華跨國公司研發機構的調研，這些研發機構已經從20世紀末期的“母公司技術當地化服務”為主，轉向21世紀前10年的“母公司技術當地化服務”+“研發適合當地新產品”，再轉向最近十年的“母公司技術當地化服務”+“研發適合當地新產品”+“參與公司全球研發網絡”三者並重。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調研也顯示出中國在跨國公司全球研發網絡中重要性的提升，20世紀90年代，在全球創新網絡中，中國的貢獻大約只有1%的專利，而在2015~2017年期間，中國貢獻了大約15%的專利（見圖20）。中國的一些城市更是成為了全球創新合作網絡中的關鍵節點，在ICT產業全球十大創新網絡中，北京、上海都已經處於其中（見圖21）。
因此，推動全球創新鏈發展並更多地融入其中，對我們有重要意義。與此同時，全球創新鏈的波動和斷裂對我們的影響也可能很明顯。
近些年的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數字平台模塊化治理和分層模式鼓勵全球範圍內的開源創新，期望程序開源和平台分層來實現創新渠道多樣化，避免頭部平台承擔過多創新負擔，同時促使平台與其子平台之間保持協調和互補，強化了價值鏈在全球範圍分布的動力（Sturgeon，2019；Pisch，2020）。這種趨勢為我國企業更多加入開源創新群體、更多加入全球創新鏈並不斷提升位勢，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和機遇。
四、增強我國數字產業全球競爭力
我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愈來愈多的產品、企業和產業進入數字時代。今後數字經濟將繼續全面發力，數字化消費將向新領域延伸，繼續創造重量級新消費形態。
在數字經濟發展中，我國產業處於有力的競爭地位。數字經濟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極為顯著，這源於許多數字產品和服務的初始成本很高而邊際成本很低，大市場有明顯優勢。我國人口數量最多，接入互聯網的絕對人數和相對比例都很高，網民規模、手機網民規模和社交網站活躍用戶分別超過10億、10億和7億，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國家，也超過美國和歐洲相加的數字，滋養培育出了許多全球極具競爭力的數字企業。
在我國，數字產業即使僅在國內市場上，就能同時獲得規模經濟和競爭的雙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務和技術水準。今後，我國數字經濟將會全面發力，成為引導長期高效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
數字技術將傳統的線性供應鏈改造成以數據分析為核心的一體化供應鏈生態系統。借助國內迅速發展的數字生產平台，數字產業已經是我們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
近些年，我國形成一批在國內外都堪稱行業標杆的先進數字製造企業。從2018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與麥肯錫合作評選領跑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燈塔工廠”，這些工廠分布於全球各地的各個行業，通過全面應用數字技術，優化業務流程，改變了生產部門員工的工作方式和技術利用方式，實現了運營系統的創新。
迄今共有5批企業上榜，其中中國上榜企業最多，達到16家，佔比29.63%（見表5），“燈塔工廠”的國家分布（見圖22）。這充分表明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企業的發展與進步，展示了以我國企業為引領組建或推動全球數字化產業鏈創新鏈的樂觀前景。
我國全球領先的數字化物流體系也是重要的競爭優勢，研究表明，與最終品貿易相比，全球價值鏈對物流績效和運輸成本更加敏感（Taglioni and Winkle，2014）。一國物流績效指數（LPI）得分越高，其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越大。
物流4.0作為數字平台主導的價值鏈生態系統的重要環節，將同時影響價值鏈布局和治理結構。陸華等（2020）研究表明，國家物流績效水準會影響國家間經貿往來的效率和成果。智能物流大大提高了倉儲對客戶需求的響應速度，簡化了貨物交付的整體流程。自動駕駛汽車、倉庫自動化、物聯網（IOT）數字跟蹤系統和大數據預測分析等尖端技術相結合不僅能加快原材料和中間品向產成品轉移的速度，而且可通過需求預測來提高從產成品向需求終端轉移的效率。物聯網通過實時跟蹤貨運來提高交付服務效率，將使運輸和海關處理時間減少16%~28%。最近幾年，與國內蓬勃發展的電子商務、外賣等業態相匹配，我國數字化物流體系持續發展迅速迭代升級，具備了較強的全球競爭力。
今後一段時期，全球產業鏈和創新鏈還將發展，我國的機會依然很多，同時，利用“斷鏈”方式打擊我國在制高點上的創新能力，也會時常發生。這種複雜情形下，不應該作極端化的選擇，要以最大努力參與到全球創新鏈中，獲得全球創新分工的利益，同時以最大努力自主創新形成“對賭”及備胎能力，提高應對斷鏈事件、保持技術供給可持續的能力。
五、繼續擴大開放促進更高水準雙循環
1．從政策性開放轉向制度性開放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針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採用差別性的政策引導開放。我國的開放政策傾向於鼓勵出口限制進口，鼓勵資金流入限制資金流出。這種傾向性是由我國國情、發展階段和產業競爭力所決定的，也是許多國家在相同發展階段採用的戰略。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各方面的條件和環境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基本具備了制度性開放的條件和環境，今後要致力於使制度性開放體制更加完善和相對定型。
要繼續完善涉外經濟法律法規體系，堅持各類經濟主體地位平等、對各類財產權平等保護的原則，提高法律實施和執法水準。
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進口。通過出口擴大市場、獲得規模經濟和分工的益處，與通過進口引進各種資源、提升國內產業技術水準和競爭力，兩者同等重要。
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吸收外資帶來的資金、技術、先進產品、管理經驗等，與對外投資帶來的投資收益、出口擴大、當地生產和技術獲得等，兩者同等重要。
最後，要平等看待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兩類企業都能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提升，公平競爭能篩選出綜合競爭力較強的企業，促進整個產業提升效率和競爭力，實現高質量的雙循環。
2．加快要素市場改革
在雙循環中，國內基本經濟變量失衡和市場扭曲帶來的影響超出國界，負面影響被放大。例如當價格不能及時反映某種要素的市場供求和機會成本時，企業就會超量使用，還會大量出口。再如，國內企業可以在國內融資，可以引進外資，還可以到海外投資，如果國內金融業配置資金的效率不能有明顯改善，國際投融資行為就會超常發生。
還有，海外各大證券市場都在努力成為中國優質企業上市地點，各個交易所都在積極爭搶中國的上市資源。如果我國證券市場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規範，我國的優質企業就會到海外上市。今後改革要有高起點，糾正要素市場上的種種製約和扭曲，才可能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高效配置資源。
3．深入研究高水準貿易規則的影響
由於WTO主導的多邊體系作用減弱，一些新的高標準貿易協定出現。2018年以來，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先後簽署了一些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如日歐EPA、美墨加協定、歐加FTA、CPTPP等。這些貿易協定涉及零關稅、服務業開放、服務貿易、電子商務及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保護等，這些協定全部生效後，將覆蓋55%以上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推動相關領域新一輪全球化進程。
我國繼續擴大開放，繞不過這些方面的要求。在開放制度建設中，一方面，要著眼於國際經貿體系和貿易投資規則的調整，研究這些標準的影響和對策，推進建設與其相銜接的制度體系，認真審視我國各種隱性補貼政策和當地企業保護政策，擇機推進更高標準的開放舉措。另一方面，要著眼於我國自身優勢、特點和需求，推出由我國主導的高標準規則體系，在進一步的開放中有匹配度和主動權。並為未來新全球化體系的形成貢獻中國力量。
4．加快創造更好發展環境
促進更高水準的雙循環，政府要從傳統的制定產業政策為主向營造高質量競爭環境為主轉型。致力於維護市場秩序、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提升要素供給質量、研究和發布行業發展信息等，依照法律從環保、節能、產品安全和國家安全等角度進行必要行業準入管理。大幅度減少或取消產業補貼，必要的補貼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競爭原則。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造假、欺詐等行為。要推進規範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改革，給企業提供清晰穩定的規則，形成穩定預期。要進一步健全產權保護制度。
總之，要以更大力度推進市場體系和競爭制度建設，營造適應高水準雙循環要求的發展環境。
本文的分析表明，內循環為主、外循環賦能、雙循環暢通，是我們今後階段的發展模式和時代特徵。促進兩種循環更高水準、更加協調、更可持續，是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長期目標和戰略任務。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台+實體”新型智庫，專注於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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