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政府不斷升級中美經貿摩擦，不僅不顧中國堅決反對，自5月10日起將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稅率由10％提高至25％，導致中美經貿磋商嚴重受挫，而且，美國政府以所謂國家安全的“莫須有”名義，連續對華為等多家中國企業和一些大學、研究機構實施“長臂管轄”製裁，還用多種方式推進技術保護主義。美國政府這些行為和做法，根本不是在解決所謂的貿易逆差問題，而是在赤裸裸地壓製中國的發展。毋庸諱言，短期內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會由於美國這些升級措施而受到一定程度影響，但是，必須認識到，在當今世界，受影響的並不僅僅是中國，這還會嚴重破壞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所形成的高效的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技術創新生態，進而對全球經濟增長、理性的世界經濟分工格局以及全球迎接新工業革命等都會產生不良後果。
其一，全球經濟效率損失。美國挑起和升級的經貿摩擦，將會迫使一些企業不得不對自己的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進行調整，這種調整形成了對現有的高效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的破壞，必然會損失全球經濟效率。
當今世界的供應鏈和產業鏈是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主導下形成的，是在現代運輸技術和信息技術支撐下資本全球化的產物。從經濟學角度看，經濟全球化是資本全球逐利的結果，由於現代運輸技術使運輸成本大幅度降低，信息技術發展又極大地降低了知識傳播和交流的成本，企業可以低成本把自己的每個具體的價值創造活動通過全球的資源配置來實現，於是形成了跨越國家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具體而言，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需要對自己價值鏈上的業務功能進行深入分析，判斷每項功能在什麽地方實現、如何實現才能最大化企業價值，從而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在全球配置自己的資源來實現這些業務功能，這就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分工。在這種分工下，在全球實現企業價值的物流供應和交易的企業之間分別形成了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因此，當前全球價值鏈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供應鏈和產業鏈布局是經過這種長期市場競爭決定的一種高效的生產方式。雖然由於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這種全球分工，發達國家一般處於價值鏈的中高端，後發國家一般處於價值鏈的中低端，但所有參與這種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國家和企業都得到了利益、實現了共贏，前者獲得利潤和增長，後者獲得就業和發展，因此各方都積極接受這種全球價值鏈分工。這也是為什麽基於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經濟全球化勢不可擋的重要原因。當然，在市場競爭中，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會由於技術進步而逐步發生良性變革，例如，後發國家企業依靠技術創新逐步沿著價值鏈由低端向高端攀升，但這種變革從全球經濟增長角度看，一定是基於技術創新基礎，且經濟效率逐步提升的，否則不可能實現。
但是，當一個國家政府以各種理由通過加征關稅、直接限制企業跨國經營行為、以國內法律干涉國際生產活動的時候，必然會提高企業交易成本，企業的價值鏈不得不被重新設計，迫使企業打破現有的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布局，進而擾亂全球經濟秩序，破壞市場競爭體系，扭曲全球資源配置，最終導致對全球經濟效率造成巨大損失，對於參與全球價值鏈中的任何國家和企業都沒有好處。
這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指出的那樣，美國當前的行事方式極易導致全球貿易體制的破碎化，造成全球貿易量快速、破壞性下降。實際上，美國政府需要明白的是，二戰結束以來形成的全球價值鏈分工以及以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為代表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對全世界都有益處，屬於全球公共產品。世界經濟並不是一個只有順差國才能獲勝的遊戲，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打亂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布局會損害所有人的利益。
其二，美國企業自身利益損失。現有的全球價值鏈分工、供應鏈和產業鏈布局是以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跨國公司主導形成的，相應的利益也是最大的。美國政府挑起的貿易摩擦破壞了現有的供應鏈和產業鏈布局，也會導致美國跨國公司自身利益的巨大損失。
美國政府一直對中美貿易順差耿耿於懷，但是，必須認識到，這些順差中，美國在華投資企業貢獻了其中很大一部分，這些企業在中國還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自2007年以來，外方在華投資收益連年上升，累積增長近4倍，2017年外方在華投資收益更是超過2800億美元。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在對中國企業和經濟產生不良影響的同時，也必然會對美國公司利益造成巨大損失。一方面，加征關稅將對美國公司經營活動和利潤造成直接影響；另一方面，對於美國公司而言，加征關稅措施和對中國公司的製裁，會導致其供應鏈成本的人為增加，影響供應鏈的穩定和安全。部分企業被迫調整供應鏈全球布局，其成本就會不斷增加。同時，中國是唯一能夠生產聯合國工業目錄大類所有產品的國家，已具備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這使得中國完備的產業配套體系和與全球價值鏈深度融合的地位，短期內難以被其他國家替代。對於美國企業而言，擺脫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成本很高，會導致巨大的利益損失。
對於中國而言，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確獲得了發展的機會，但由於處於價值鏈的中低端，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成本。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經濟結構轉型的巨大陣痛。毋庸諱言，中國和其他後發國家一樣，正在努力尋求產業升級的路徑，希望在經濟實現騰飛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具有的無可爭議的發展權。進一步看，正是由於中國的發展，使8.5億人實現脫貧，給世界發展帶來了穩定，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進步。與此相比，美國在享受到經濟全球化巨大利益的同時，因國內社會矛盾和分配不公等一系列問題無法協調，轉而非難中國存在這樣那樣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其邏輯是：我得益於全球價值鏈分工理所應當，而你得益於全球價值鏈分工就不公平，我就要單方面發動貿易戰。這是典型的霸凌主義邏輯。
其三，全球經濟增長新動能損失。美國針對華為公司等中國高科技企業發起的製裁及一系列技術保護主義措施，嚴重破壞了全球開放、合作的技術創新生態，在全球新工業革命背景下，將會損害經濟增長新動能的培育。
今天，人類社會迎來以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為核心特徵的新一輪工業革命，更加高效、安全、可靠、穩定的5G信息網絡將成為主要基礎設施之一，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信息技術和產品正加快突破和大規模商業應用，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和新產業正在蓬勃發展，這些都構成了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國際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經濟增長進入“新平庸”，加之保護主義抬頭、民粹主義滋生，世界經濟發展存在更多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而新工業革命為全球經濟重拾升勢提供了機遇。當然，新工業革命也會給人類社會帶來一系列挑戰。這種背景下更要求全球各國深化合作、擴大開放、共同創新，共同迎接新工業革命給人類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現代經濟學表明，由於創新活動的複雜性，創新能力提升的本質是要形成一個完善的創新生態系統。“創新生態系統”是各個創新要素共生共榮、吐故納新、協同演化、動態開放的具有生命力的自然系統，具有複雜性、動態性、系統性、協同性、開放性等特徵。一個國家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不僅需要研發資金和人才投入等要素數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創新要素之間、創新要素與系統及環境之間充分的、開放的、持續的互動。建設開放合作的創新生態，對於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世界經濟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中國實施創新型國家戰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創新能力得到進一步提升。與以前歷次工業革命發生時中國積貧積弱不同，今日之中國已經具備了與世界一道共同迎接新工業革命到來的基礎。尤其是在高鐵、5G、人工智能、移動支付等領域，中國佔有巨大的市場規模，與發達國家技術創新有很好的合作空間。對於中國和美國而言，未來在航天、氣候、醫療、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技術合作空間更是巨大。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以各種借口製裁中國高科技企業，采取各種措施實施技術保護主義，本質是為了打壓中國的發展。但這極大破壞了世界開放合作的技術創新生態，不利於人類社會共同迎接新工業革命的到來，也不利於世界經濟增長新動能的培育。而其打壓中國發展的目的也不會得逞，只會更加促使中國與其他各國合作，從而不斷提高自己的科技創新能力。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黃群慧 責編：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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