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世界讀書日”，都是各種書單砸來之日，而每張書單上，都會列滿“名著”。
名著至少提供了三種表演模式：
其一，圓睜雙眼，故作驚訝狀地反問：“你連這個都沒讀過？”言外之意，他早已讀過，終於找到炫耀的機會。
其二，一臉痛苦，憂國憂民式哀歎：“現在人怎麽連這麽重要的書都不讀？”似乎他很在意文化興衰這件事，即使誰也沒讓他去管。
其三，氣急敗壞，乾脆致以髒字，儼然要“我以我血薦名著”了，但他要真是讀過，至少髒字不會來得太順暢。
凡此種種，都證明了：名著背後，隱含著權力安排，誰書寫文學史，誰就有權決定什麽是名著，什麽不是名著。
寄情於名著，往往是因為教育，讓他們在其中付出太多，否定了名著，也就撼動了他們的知識體系，引發對生存的危機感。事實如此，激烈捍衛名著的，往往是不讀名著之人，至少不具備對名著做出客觀判斷的能力。
考上名牌大學的，要讚美高考；買了名牌車的，要讚美品牌價值；有了好工作的，要讚美公司英明；當了大老闆的，要讚美時代……同理，需要冒充學問來生活的，也要讚美名著不朽。只是，名著的單子越開越長，窮盡一生，也難讀完。
這是一個卡夫卡《城堡》中呈現過的集體反智遊戲：人人都在做著什麽，其實什麽也沒做。
既然只有讚美，沒有閱讀，那就不如給“名著書單”減減負。
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
對於中文系學生來說，老托和老陀是兩大噩夢，他們的句子太長，文章也寫得太長，令人難以卒讀。即使是上世紀80年代，真正能讀完他們代表作的（至少包括《復活》《安娜·卡列寧娜》《戰爭與和平》《卡拉馬佐夫兄弟》《罪與罰》這5種），也不會超過1/3。
當然，在討論時，一定是100%的人讀過，而且能寫出很漂亮的分析文章。後來才知道，很多教外國文學的老師也沒讀完，可他們分明有相關的論文和成果，赫然擺在那裡。
由此可知，研究小說的人和議論小說的人，常常比小說更傳奇，更富於創造性。
老托和老陀確實很好，完全讀下來，每本都是靈魂的洗禮，讓人不自覺地高山仰止，終生嚮往“純粹的生活”。直到中年後才明白，這源自《聖徒傳》的寫作手法，即聖人如何戰勝誘惑，實現精神超越。這與東正教信仰一脈相承。
追求“有重量的靈魂”是美好的，但也要看到，其背後是俄羅斯艱難的現代性之路。當俄國小說失去英美小說、法國小說式的輕快感時，我們應警覺：俄羅斯文學這種沉重感可能是一種消極的力量，它可能會吞噬我們的未來之路。
自我救贖是一種審美，可從傳統到現代，並不是一個審美過程，它需要切實、理性、瑣屑、冰冷的解決方案，既不浪漫，也不抒情，只有審慎者才能走到終點。
人類永遠需要詩和小說，但不能借口詩與小說的氣質，便虛擬出一個更高的存在，用想象替代實證。回頭去看，近代中文小說中模仿老托和老陀的那些作品，多屬逆時代潮流之作，可它們曾給幾代人以怎樣的激情？曾讓多少人以為真理在手，而鑄成大錯？
老托和老陀是美好的，但對於沒有批判它們能力的讀者來說，不如不讀。
《紅樓夢》
《紅樓夢》是相當好看的小說，也是很有文化含量的著作，但一份調查報告稱：《紅樓夢》被網友列為“最讀不下去的小說”之首。
可以從兩方面理解這件事：
首先，受訪者可能是在表達對“紅學”不滿，其中聚集了太多專家，終日營營，所做之事卻絕無利於蒼生社稷，這樣貌似“有文化”的研究越多，擠佔社會資源就越多，許多真問題就越難得到解決。北宋的前車之鑒，至今未被人們遺忘。
其次，《紅樓夢》不以情節取勝，可能會給當代讀者帶來拖遝感。對此，外國讀者早有抱怨，但我們常常認為，那是外行意見，不值得重視。《紅樓夢》當年能引起轟動，其中詩詞賦特別優美，是一個重要原因。在幾乎無人能寫古詩的今天，讀者看不出《紅樓夢》的細節魅力，自然會覺得有些乏味。
既然讀來艱難，不如不讀，畢竟全民讀懂一本小說，有沒有價值，還很難說。
《國富論》
恐怕亞當·斯密想象不出，會有一天，人人以談《國富論》為時髦。
《國富論》是一本體量巨大的書，論證方式離奇，作者引用的大量案例對今天已無價值，對於當時許多思想的回應，更是讓人味同嚼蠟。有耐心讀完它的人只能是鳳毛麟角，但這並不妨礙“言必稱亞當·斯密”，畢竟讀過原典至今被誤認為是有面子的事，既然真讀的人不多，那麽被識破的風險也就不高。
作為知識的僵屍，《國富論》這樣的書隻對專業人員有價值，對普通讀者來說，根本沒必要閱讀。
延伸來說，《漢譯世界名著文庫》這樣的叢書，80%以上是無須讀的，因為翻譯得太艱澀，且與現實的關聯度不高。偏偏這類叢書賣得最好，因為世上還有圖書館這麽奇妙的事，它們可以自己決定讀者應該讀什麽，然後便把一堆封面漂亮、貌似高大上的書裝滿架子。只求擁有，不求有人讀，好在普通讀者可以不附和。
《魯迅全集》
只要是像點樣、給人看的書架上，特別是辦公室的書架上，必然會擺一套《魯迅全集》。
魯迅的作品很好，但《全集》一般是為研究者服務的，任何作家都是既有佳作、又有劣作。即使是魯迅，也不至於隨手寫個便箋、通知之類，也能有什麽深刻思想，不讀便留遺憾。
普通閱讀總是讀精華，沒必要在“全”上耽誤時間。《魯迅全集》中收入魯迅日記、往來信函、早期科普作品，都難稱佳作，此外魯迅喜歡“硬譯”，曾遭許多人批評，將他翻譯的文章收入《全集》，普通讀者根本看不下去。
判斷一個人是否虛榮，看他書架上是否有《魯迅全集》即可。同理，擺上任何一套嶄新的《全集》，都難免華而不實之譏。
《全唐詩》
與讀《魯迅全集》同理，《全唐詩》采取了一種可笑的編排體例，作品還要按作者的職位高低排序。其中共收入四萬八千九百餘首，涉及兩千二百餘位詩人，其中垃圾作品至少要佔到一半以上，因為沾了“唐”字，便集體雞犬升天。
農耕時代可以偏好全，現代社會只能講效率，好書太多，誰能一一讀完？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唐詩三百首》足矣，很多人覺得它太簡單，恰恰是因為沒精讀過，根本不知其中趣味在哪。這樣的低水準閱讀，就算讀《全唐詩》，也只能走馬觀花，屬於追求“讀過”的“集郵式閱讀”。
唐詩當然是很好的文化，但我們面對的優秀文化實在太多：哲學、文學、歷史、繪畫、建築、音樂……哪個文化不與唐詩文化可等量齊觀呢？少了解哪個都是遺憾，所以最好的辦法是精讀，寧可一本好書讀5遍，也不要讀5本“注水肉”。
《二十四史》
即使是歷史系的專業學生，也未必能讀完《二十四史》。一般來說，讀過“前四史”即可，以後再讀什麽，看研究方向。
不必讀《二十四史》，道理和不讀《全唐詩》之類相等。現代人從小到大，一直被灌輸，知識是好東西，《二十四史》體量巨大，知識紛繁，因此特別有誘惑。至少在裝蒜界，“讀完了二十四史”已入美不勝收的境界。
其實，這種智慧含量有限、平面堆砌起來的知識有多大價值呢？培養出對這種偽知識的熱愛，是現代教育的最大失敗。
《荷馬史詩》
讀過《荷馬史詩》的人會知道，雖然在排版上確實分了行，但很難認同那是詩。
在《玩笑》中，米蘭·昆德拉曾說，如果一首歌不是從心間自動地流淌出來，如果不是出於快樂，我們為什麽要唱它呢？中國人給出了一個好答案：因為它是世界名著，你必須讀，否則就不是個文明人，亡國滅種之類都與此相關。
詩是很難跨語言的，也許改寫成散文，我們能讀懂它的意思，至於做到“意與境諧”，恐怕絕無可能。一首詩寫出來，在同種語言中都難模仿，何況跨語言操作？至少很難喚起形式上的美感。
不反對將這些經典作品譯成中文，可以聊備一格，至少能表明，我們挺想了解世界。但不論是《荷馬史詩》，還是《神曲》，乃至《萬葉集》，都能帶人返回過去，重溫當年讀兒歌的青澀感。
《子夜》
五四以後，中國小說努力學習西方，出現了《倪煥之》《寒夜》《家》《春》《秋》等許多“名著”，它們的優點是很容易看出模仿自誰，而且能看出模仿的差距在哪裡，對於想寫小說的人，這是不錯的訓練。
文學居然可以通過模仿來創作，那麽，它還能算文學嗎？這樣的文學能走多遠？
1949年後，類似模仿並未終止，《青春之歌》《平凡的世界》《東方》等均如此。後來發現西方還有個“現代派”，於是，我們也很快有了《你別無選擇》《馬橋詞典》之類。
在文化市場上，有所謂“博傻原則”，意思是只要堅持下去，再爛的東西也會有讀者，畢竟市場如此廣闊，不難找到傻子。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當我們看不到原作時，就會把仿作當成原創，似乎還真從中獲得了藝術滿足感。
當年北京曾流行過“紅燜羊肉”，真店不多，仿家遍地。沒嘗過的人去了仿家，覺得不過如此，從此口碑流傳，直到“紅燜羊肉”銷聲匿跡。好東西未必長存，倒是仿造淹沒原創、劣幣驅逐良幣，才是經常發生的事。
所以，對於仿作，最好的辦法是一律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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