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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往丨林語堂的價值被低估,思想比肩魯迅?

“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這是著名學者韓山石的論斷,他甚至以此為題寫了一本書。

類似說法並不罕見,諸如“魯迅的愛如父,胡適的愛如母”之類。言外之意:在從傳統人向現代人轉型中,胡適與魯迅是唯二的人格樣本,不宗魯即宗胡,此外不足道。

然而,這其中頗有商榷空間:

正如韓山石先生指出的那樣,魯迅雖主張個體自由,卻非自由主義者,他對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存有極大誤讀,這使他未能真正實現現代人格。

至於胡適,因為有比較完整的、在現代社會中生活的體驗,對現代性的理解更準確。但胡適與權力過於緊密的合作,乃至曾對極權主義抱有好感,體現了在胡適的寬容中,也存有標準模糊、尺度自定的短板。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魯迅與胡適都是徹底的反傳統者,魯迅同意“廢除漢字”,胡適主張“全盤西化”。雖然在英文媒體上,胡適常為中國文化辯護,魯迅的國學根底甚深,為好友許壽裳之子開過國學書單,但二人很少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去看世界,也不太看好傳統文化的未來。由此留下示範:想成為現代人,必以批判傳統為始。

可見,不論是宗魯還是宗胡,均不免遭遇瓶頸。

今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錢鎖橋先生新著《林語堂傳:中國文化的重生之道》,堪稱別開生面。令人頓悟:通往現代人格,不僅有魯迅之路、胡適之路,還有林語堂之路,後者堪稱是民國時期思想的“第三極”。

與胡魯不同,林語堂一生與權力甚少瓜葛,他對西方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卻對傳統保持溫情。林語堂不是簡單的文化調和者,而是能從中國傳統文化看世界,對現代性提出批評。他的一些創作甚至比現代經典更早發出警告。

很多人看來,林語堂是“美文作家”,其實他還是一位犀利的評論者,他的“金剛怒目”式寫作並不亞於魯迅,雖然在語言上不乏失風度處,但作為自由主義者,林語堂更具洞察力,也更富道德激情。

林語堂是高度複雜的,而他開辟的“中國文化的重生之道”正越走越寬廣,這意味著,今天讀者有必要更深入地閱讀林語堂,更深入地去認識這位“第三極”。

為此,特專訪了錢鎖橋先生。

剛開始讀林語堂是為了吹牛

問:您是如何對林語堂產生興趣的?

錢鎖橋: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時,我一頭扎進福柯研究。福柯講知識考古、知識結構、斷裂、主體性,福柯講的都是西方知識思想史,那我們中國的主體性呢?

當時在深圳書店買到一本書,是林語堂的《中國人》,感覺很怪、很清新,用福柯的話說,是一套不同的“話語”。

到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後,繼續攻西學“理論”,越來越覺得應該有“中國的主體性”。機緣巧合,在做亞美文學助教時,又談到林語堂,我就把林語堂的書從圖書館全借了出來。這樣,和同學聊天時就有了談資,一個勁兒地吹林語堂——這個人有意思,你們怎麽都不知道?人家著作都是用英文寫的,很多事人家早就說過的。

這本是課余求學所得,沒打算作博士論文題目。我原先提的博士論文項目是比較中西文學哲學裡的“物”,被否決了。大概是認為這種“比較”不倫不類,沒人願意為這個跨越“中西”知識背書。我只好專做中國的,以林語堂為主軸。

美國人為什麽忘了林語堂

問:林語堂在今天的影響不算太大了,他的名聲為何如此“速朽”?

錢鎖橋:保持名聲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有很多因素。

今天我們說全球化時代,主要指資本、商品等,至於文化領域,依然是根深蒂固的以歐洲中心、以國族為疆域。戰爭最能使世界融為一體,林語堂在世界大戰前後名聲大振,繼而曇花一現,不足為奇。美國動輒說多元文化,也就聽聽而已,離實際相差太遠。

至於在國內,林語堂的名字一度只能在《魯迅全集》的注釋中出現,後來又搞出個不三不四的“幽默林語堂”。

林語堂的形象長期受“霧霾”影響,這對我們正確認識他,是一種考驗,我也不例外。

問:國內一些人不喜歡林語堂,可能因為他太富了吧?

錢鎖橋:要搞壞一個人的聲譽,不外乎從色、貪下手。

在色的方面,林語堂無可指摘,簡直是個異類。當年北大文人周末逛八大胡同,林語堂卻搞周末讀經班,婚姻幸福,享受家庭生活,一輩子沒桃色新聞。他的次女、作家林太乙也許覺得這太不浪漫,在傳記中特意強調他的“初戀”,林語堂自己沒說過。

至於說林語堂貪。不要忘了,中國現代性方案歸根結底就是為了“富強”二字。一個作家曾富有,反而是種原罪。有關林語堂的“錢事”,我書中有詳細交待,讀者可自己判斷。

問:但不可否認的是,林語堂的一些文章確實有失風度。

錢鎖橋:這些有失風度的文章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對陳西瀅大加討伐的,且是匿名的。這一點曾被大肆炒作,表示其立場正確。其實這是林語堂的敗筆,當時他年輕,初出茅廬,還是可以理解的。我在書中講了,陳西瀅乃真君子,多年後林語堂有難時,他不記前嫌,推薦林語堂去聯合國工作。

問:林語堂雖然在思想上靠近胡適,經歷上也靠近胡適,為何對魯迅卻充滿好感?

錢鎖橋:林語堂、胡適在思想上肯定是相通的,但脾性相當不同。胡適是紳士,林語堂是要“爭”的,這和魯迅有相通處。我在書中講到,林語堂晚年對胡適有段評論很重要,他說當年“科玄之爭”,胡適站在丁文江一邊,對柏格森的“浩然之氣”全然無知。顯然林語堂自己是很看重這一點的。

魯迅和林語堂的區別在知識結構。用形象一點的說法,選擇出國留學,要去英美學校,不要去日本啊。

“中國元素”助林語堂的成功

問:為什麽林語堂能被美國接受?

錢鎖橋:提這個問題可以先問一下:為什麽西方作家不用寫中文、通過翻譯就可以被中文讀者接受?因為現代以來,我們對西方知識如饑似渴,並以西方的審美、價值標準為標準,還緊跟這些標準的新陳代謝。中國作家要被西方接受那就少之又少,要有各種因緣巧合聚在一起。

就知識結構來講,胡適和林語堂都是“知西派”,英文寫作也都是一流。胡適幾乎憑一己之力,讓一個幾千年文明的國家換了一種書寫文體,從而開創一個現代文化,這種功業,得個諾貝爾獎,那是高抬諾獎。可西人看不到這一點,胡適落難時,只能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謀個職位。林語堂能被西方接受,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有“中國元素”,以及他行文中那種輕鬆自由、達觀幽默的傾談方式。

所謂“中國元素”,指林語堂“中西合璧”得出的一套生活哲學。林語堂是靠《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在西方成名的,這套抒情哲學和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創作一脈相承,完全是一個路數。

現代文化的靈魂是“批評”,但現代中文最大的一個問題是語言汙染,我們一提“批評”,就會想到“批評與自我批評”。其實“批評”和“評論”是一個詞(criticism)。要能真正“腳踏中西文化”有所領悟而去“評”,這是多麽不容易啊。

林語堂創作的主要價值在散文不在小說

問:林語堂的小說確實寫得不太好,這是否影響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錢鎖橋:我書尾附有“林語堂全集書目”,應該一目了然,林語堂是二十世紀罕見的雙語、三語作家(漢、英、德以及中英雙語作品)。除了《啼笑皆非》部分由林語堂自譯,其他英文作品都是他譯、也沒有授權。讀者讀這些文本,心裡要有數,這不是原文。林語堂的最佳讀者應該是中英文都能讀,這個群體中的讀者我相信會越來越多。

我們現在都假定:文學=小說,文學家=小說家。這是“全盤西化”的惡果之一。中國文明來到現代,和西方文明一對比,照出自身很多缺陷,但在“文學”上絕對不亞於其它文明,而且是舞文弄墨太多。現代性就是要少一點文人,多一點科學家。

就文類而講,中國的傳統當然是詩與文。“文”在現代變成“散文”,而且最沒地位,這完全是跟著西方的趣味亦步亦趨,完全沒有必要。

也許林語堂也不能免俗,在晚年寫了一些相當一般的小說,主要是為了維持生計。這也無可厚非,用自己的筆掙錢,維持了獨立人格。林語堂的文學精髓在於他的“文”:從“小評論”到“大評論”,中文的、英文的、中英雙語的,而主要是英文的。

問:林語堂的《遠景》預言了烏托邦的困境,體現出先見之明,可這本小說沒能成為經典,為什麽?

錢鎖橋:文學作品作家要成為經典,有時需要隔好幾代。陶淵明不是要等到蘇東坡才成為經典的嗎?我認為,《遠景》不應該寫成小說,而是應該按自己的心意寫成“大評論”,他一直想寫的“代表作”“巨著”,但這畢竟是脫離莊台公司的第一本書,當時林語堂需要錢,可能還是覺得小說更有市場,都是玩中文打字機害的。

林語堂屬於未來

問:您在書中說林語堂是與胡適、魯迅並立的“文化標杆”,是不是太拔高了?

錢鎖橋:我說胡適、林語堂、魯迅可以看作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三個標杆,但林語堂還是屬於我們二十一世紀的。這主要是指林氏“批評”所站的高度:其全球性視野。林語堂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人類面臨殺戮之時,呼喚人類要想和平,必須創建一個“新的文明”,而它必須由東西方共建。他一輩子都是在做這個努力。

在這方面,我希望中國人能走在前面,畢竟我們已經有一百多年學徒的經驗。西方現在提倡多元文化,如能真正走出實際的步伐,比如學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一定會再想起林語堂這位先驅的“評語”。

對我們來講,林語堂仍然是超前的,他的許多“評語”我們還難討論,說明林語堂的現實意義,我們要走出林語堂,可能還早呢。

改革開放後,也有過“林語堂熱”,但隻講他的“美文” “幽默”。更深層次的原因恐怕是知識結構的問題。林語堂是“評宇宙文章”的,生活在東西方兩個世界中的人可能永遠都是少數,但這卻是我們的未來。所以我不擔心林語堂的後世影響。

“半部韓非治天下”

問:林語堂主張的“中國文化重生之道”為何至今走不通?

錢鎖橋:林語堂是“德先生”堅定的提倡者捍衛者。林語堂有很多名言、警句,中文英文都有,憑這一點就應該得諾貝爾獎。我最喜歡的一句是:所有儒家經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張人身保護令狀的價值(英文原文: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這句話可謂振聾發聵。但林語堂從沒有把“人身保護令狀”和儒家經典對立起來,相反,他認為兩者是一脈相承的。在林語堂看來,區別在於儒家的民主基因從來沒演化出habeas corpus(人身保護權)。英國人想出來了,那我們接上去就行。沒有什麽不可以的。

儒家好多專製基因,那是漢儒把法家那套嫁接過去的。法家那套法規面前人人平等、不講人情,對我們現代也很好用,所以林語堂有“半部韓非治天下”一說。

文/唐山

錢鎖橋: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比較文學博士,現為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教授。專治中西文學文化研究,編著中、英文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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