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出版社老編輯張小鼎曾撰文，詳細介紹過《魯迅全集》各版本的歷史，這裡節選一下，供諸君參考。
魯迅著作出版史上的四座豐碑
——《魯迅全集》四大版本編印紀程（節選）
文 | 張小鼎
深受千百萬讀者景仰，並被國人譽為“民族魂”的魯迅先生，不僅是五四新文化的卓越代表，現代文學的主要奠基者，同時也是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偉人和具有世界影響的傑出作家。自他1936年10月辭世，迄今近七十年間，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曾先後編輯出版過許多卷數不同、版本相異的《魯迅全集》，但就編校品質與流傳影響而言，在魯迅著作出版史上堪稱裡程碑的，當首推以下四種各具鮮明特色、留有時代印記的全集版本：即1938年二十卷本；1958年十卷本；1981年十六卷本；2005年十八卷本。
1938年20卷本奠基性版《魯迅全集》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後不久，上海各界醞釀成立“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籌備會”，推舉蔡元培、宋慶齡、沈鈞儒、內山完造、茅盾、許廣平、周建人等為籌備委員，又經一段時間充分協商，終於在1937年7月18日正式成立了以蔡元培、宋慶齡為正副主席的“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成員尚有郭沫若、周揚、夏衍和美國進步作家斯諾、海倫夫婦以及各方代表人士總共約六七十人。之後組成《魯迅全集》編輯委員會，成員有蔡元培、馬裕藻、許壽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許廣平等，實際負責工作的是鄭振鐸和王任叔。工作人員則有唐弢、謝澹如、胡仲持等，並設立了“魯迅全集出版社”。
其實，為盡早公開出版魯迅全集，紀念委員會早在籌備之初就曾考慮應盡快設法刊印魯迅全部著述，為此許廣平在魯迅生前友好積極協助下，於1936年11月就將趕編好的全集目錄，及時報送南京政府內政部審核登記。不久，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國民黨當局即借故拖延到翌年4月30日方才下發第一個批件。這張“警發002972號”的官方批件上赫然寫明：“《南腔北調集》、《二心集》及《毀滅》等書三種，於二十三年經中央宣傳委員會函請本部通行查禁各有案，所請注冊，未便照準……”不僅如此，緊接著又在6月8號內政部一個補充批件“警發004249號”所附的各書審查意見表上強令將雜文集《準風月談》、《花邊文學》分別改名為“短評七集”與“短評八集”，《偽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則全部禁止。同時還開列篇目，要將魯迅所寫《十四年的讀經》、《太平歌訣》、《鏟共大觀》等許多雜文一律刪除……顯而易見，在當時國民黨法西斯專製統治下，無論怎樣努力，要想完整地公開地出版《魯迅全集》是根本沒有可能的！
1937年日軍大舉侵華，11月12日上海淪陷了，英美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日軍包圍，形成“孤島”。此前，為安全計，許廣平曾在租界銀行裡，高價租用一保險櫃珍藏魯迅的各種手稿；現在上海成為一座“孤島”，倘若日軍進而攻佔租界，手稿則有可能毀於一旦。形勢危急，迫在眉睫。恰好，此時由胡愈之、鄭振鐸、許廣平、周建人、胡仲持、張宗麟、黃幼雄、馮賓符等組織的“複社”，群策群力，共同集資，已非常神速地翻譯出版了斯諾報導中國革命的報告文學名著《西行漫記》等進步書籍，不僅取得秘密出書的成功經驗，而且積累了一些資金。
留在上海的紀念委員會成員決定，擬由“複社”設法組織出版全集，並得到上海地下黨組織的讚同與支持。當時從延安派來從事秘密聯絡工作的劉少文曾為此事專門請示過陝北，也獲得中共中央同意。這樣，一個由從事抗日救亡工作的許多志同道合者組成的無形的“複社”，轉而變成《魯迅全集》的正式出版機構了。
出版大部頭多卷本的全集，首先必須解決的是籌集資金問題。據鄭振鐸在《記複社》一文中說，當時“複社”並沒有多少資金，“社員凡二十人，各階層的人都有。那時，社費每人是五十元；二十個人共一千元。就拿這一千元作為基礎，出版了一部《魯迅全集》”。實際上，這一千元當時還不夠排印一本書的。“複社”另一成員，著名翻譯家胡仲持也曾回憶說，由於出版《西行漫記》十分暢銷，使“複社”的資金多少有點兒積累；“就在這僅有的資金積累和可靠的讀者組織的基礎上，複社承擔起出版六百多萬字的《魯迅全集》的突擊任務來”。為解決足夠資金，他們首先召開會議，決定直接與廣大讀者接觸，發售預約。除印行八元一部的全集普及本外，還特別印行精製的全集紀念本，外套一個有蔡元培題字的精致楠木書箱，每部售價一百元，而其成本隻合二三十元，以便用有余彌補不足。胡愈之為此專程赴香港找蔡元培、宋慶齡面商，征得同意後，立即發行了預約券和《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慶齡為向海內外人士募集紀念本的通函》和“募集紀念本定戶啟事”。
1938版《魯迅全集》（20卷）
其中紀念本又分甲乙兩種：“甲種文本用道林紙，插圖用銅版紙，並用布面精裝，書脊燙金。每部實價連運費計五十元。乙種用皮脊燙金，附楠木書箱一隻，實價連運費計一百元。”胡愈之還風塵仆仆不辭辛勞親往廣州、漢口等地，邀請不少開明人士以至國民黨的達官要人，舉辦茶話會，請他們出資訂購。而茅盾、巴金、邵力子、沈鈞儒等則分別在華南和漢口等地熱心號召，予以介紹，訂購十分踴躍。國外則有陶行知在美國積極推動……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1938年上半年正在武漢，對此極為關心，全力支持。八路軍辦事處也積極協助，因此武漢一次就預售掉二百部，獲得幾萬元錢。“複社”的重要主持人鄭振鐸事後曾說，出版全集這工作，“雖發動於複社，雖為複社所主持，而其成功，複社實不敢獨居。這是聯合了各階層的‘開明’的‘正直’的力量才能完成之的”。
全集的編輯計劃起草者為許廣平、鄭振鐸和王任叔（巴人）。許廣平在各方人士大力協助下，很快搜集到許多已刊、未刊的文稿，然後加以抄寫、整理、分類，大家共同協商，擬出編輯計劃，又經上海文化界各方友好人士的集體編審，最終依據和參照魯迅生前手訂的著述目錄，確定出最佳編輯方案。原來魯迅的著作在其生前，都是按寫作年代和類別陸續編集出版。晚年他還計劃將自己三十年間（1906～1936年）的所有著述集成一部，自行編印，分為十冊出書，並曾抱病擬定了有關“三十年集”的兩件著述目錄；其中一件，還將從事文學寫作三十年間的數十冊著述，按內容性質或寫作背景、環境等，分為三大類，寓意深遠地命名為“人海雜言”、“荊天叢草”和“說林偶得”。
而1938年版全集正是參照著述目錄二紙，依據“三十年集”編目為基礎，再加上其翻譯作品和當時所能收集到的散見於各種報刊雜誌上的各類文章，統統匯編一起，並按各書年代和類別分編為二十巨冊。這套全集前十卷收創作、學術專著與部分古籍輯校，而後十卷則為魯迅一生辛勤翻譯的涉及俄國、蘇聯、日本、法國等十幾個國家近百名作者的各類作品。全集第1卷卷首有蔡元培“序”，對魯迅一生創作、翻譯與古籍整理研究作了全面介紹和高度評價。讚譽魯迅是“新文學開山”，“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各卷正文前有魯迅各個時期相關照片和墨跡，第20卷卷末附有魯迅自傳、許壽裳編“魯迅年譜”、“魯迅譯著書目續編”、“魯迅先生的名·號·筆名錄”，以及許廣平於“七七”盧溝橋周年紀念日所撰長長的《魯迅全集編校後記》等等。
全集印製時，大部分用初版本發排，一部分用原稿抄件發排。承擔繁重校對任務的僅十人，其高職業與業餘的各半。當時的青年作家唐弢與柯靈就曾志願擔任二校的義務校對，在緊張的工作之餘，擠空看校樣。蒯斯曛等還經常擠在上海霞飛路許廣平所住二樓的亭子間裡認真校對，往往連周日也不休息。幾種關於古籍輯述的則由精通古文的馮都良、鄭振鐸、吳文祺擔任標點和審讀。馮標點《嵇康集》及《古小說鉤沉》；鄭、吳兩人標點《會稽郡故書雜集》。而最後的校樣則由許廣平、王任叔負責。對於文字為存真起見，凡魯迅愛用字眼，皆予以保留不變，如：蝴蝶作胡蝶；模糊作模胡；彷彿，有時作仿彿，彷佛……正是由於百數十學者文人及工人司機的共同努力、密切配合、無私奉獻，才能在上海“孤島”敵偽窺伺偵察下，以短短三四個月時間，就將六百萬字皇皇二十巨冊的中國第一部《魯迅全集》的三種裝幀版本奇跡般地神速出齊。依據全集初版本版權頁的記載，它們分別是：1938年6月15日“魯迅全集出版社”初版的普及本（1500部）；同年8月1日以“複社”名義出版的甲、乙兩種精製的紀念本——每部書上均特別標明為“非賣品”，且各有順序編號，都隻印了二百部。據了解，現在上海魯迅紀念館保存著的一部《魯迅全集》即為乙種紀念本（非賣品），其順序號為第一號。原來這是許廣平自己的珍藏，她於1950年捐贈該館，現已作為館藏一級文物珍藏。
正如《魯迅全集發刊緣起》所說：魯迅“不僅是一位現代最偉大的作者”，“也是現代最偉大的一位學者，一位思想家。他結束了一個‘樸學’的舊時代，他開辟了一個‘戰鬥’的新時代。他的學術，是承前啟後的；他的思想，是貫通中外的。”因之，被譽為“現代中國社會的百科全書”的《魯迅全集》，剛一出版，即受到國內外各方人土和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由於它是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整理魯迅的著作、翻譯及部分古籍輯錄，內中既有不少業已絕版多年的譯著，如《月界旅行》、《會稽郡故書雜集》，和一般讀者當時極難覓求的蘇聯名著《毀滅》等，還有不少是首次問世與讀者見面的未刊稿，如《漢文學史綱要》、《古小說鉤沉》等。所以初版普及本1500部出乎意料地很快定購淨盡；國外方面購者亦很踴躍，而“南洋方面，索書巨數，致成供不應求之勢”。當年它不僅對於保存和傳播魯迅遺著起到積極作用，為以後編纂的各種類型魯迅著作（全集、譯文集、選集、單行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58年10卷本含注釋版《魯迅全集》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魯迅著作的整理和出版。
為了更好地宣傳魯迅精神，規範魯迅著作出版，防止盜版和向廣大讀者群眾普及魯迅作品，許廣平於1950年在把北京西三條魯迅故居及相關遺物全部捐獻給國家的同時，又提出要將魯迅著作出版權上交給國家的請求。政府有關部門認真考慮了她的請求，國家出版總署為此於1950年10月7日召開了有文化部、中宣部負責人鄭振鐸、葉聖陶、胡喬木、胡愈之以及馮雪峰、許廣平等10人參加的座談會。許廣平在會上重申了把魯迅著作的版權“無條件捐獻給國家”。經過認真討論，會議最後決定：魯迅先生家屬仍然保有魯迅著作權，但可由家屬申請授權國家出版總署處理國內外編選、翻譯、出版等事宜。
從此，由出版總署代表魯迅家屬向各私營書店收回魯迅著作的版權，禁止投機商人胡亂編選與偷印盜版，並在上海建立魯迅著作編刊社，任命馮雪峰為社長兼總編輯。雪峰不僅是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和詩人、作家，而且是魯迅晚年的學生和親密戰友，堪稱是熟悉魯迅著作、了解魯迅思想的“通人”。他一面著手草擬了《魯迅著作編校和注釋的工作方針和計劃方案》，一面很快調集了王士菁、孫用、楊霽雲、林辰等幾位全國知名的魯迅研究專家，還有工作人員殷維漢。其中孫用和楊霽雲系經許廣平推薦，林辰則是由雪峰專門致函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長楚圖南，將其從西南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教學崗位調來上海的。他們在雪峰的直接長官下，組成一個精乾而敬業的編校班子，開始漫長的兢兢業業的從事魯迅著作的搜集、整理、編輯、注釋工作。
解放之初，百廢待興，一切都因陋就簡，工作條件相當艱苦。名為“編刊社”，實際連一個最起碼的“社址”也沒有。因為雪峰時任“上海文協”主席，便由其出面借用武進路309弄12號“作協”二樓兩間屋子作為辦公地方。當時尋找參考書籍資料也十分困難。幸而，許廣平考慮得十分細致周到。1950年她從上海搬家到北京時，曾將魯迅的遺物一分為三：首先將與魯迅在上海和北京生活工作時有關的紀念物品分別移贈上海魯迅紀念館和北京魯迅故居；而將另一份與魯迅著作注釋有關的許多手稿和剪報，他人寫給魯迅的信函以及魯迅生前搜求的碑帖等則都送交魯迅著作編刊社，成為編注全集最重要的依據和第一手珍貴參考資料。
1951年春，馮雪峰又被任命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開始籌組國家級規模巨集大的專業文學出版社，肩上的擔子異常沉重。為工作方便，減少奔波，翌年7月，編刊社遷來北京，並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並經調整作為其下屬的“魯迅著作編輯室”，又調入原上海華東人民文藝創作叢書編委會的編輯楊立平，專門負責魯迅日記的人名索引及注釋工作。經過魯編室同仁幾個寒暑的辛勤編纂，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第一部附有注釋的十卷本《魯迅全集》終於在1958年10月誕生了。
十卷注釋本全集與1938年版最大不同則在於，它“專收魯迅的創作、評論和文學史著作”以及部分書信。而翻譯作品和古籍輯校則另行整理與編輯。故以後又有十卷本《魯迅譯文集》與四卷本《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58年12月和1999年7月分別出版。
人所公認，魯迅著作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才華橫溢的著名愛國作家鬱達夫早在1937年所寫《魯迅的偉大》一文中就曾推崇說：“如問中國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魯迅的小說，比之中國幾千年來所有這方面的傑作，更高一籌。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當我們熱衷去掌握現實時，他已把握了古今與未來。要全面了解中國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以外，別無捷徑。”
然而，思想內涵博大精深的魯迅著作，要普及到廣大群眾中去，讓他們大致讀懂弄通，又真是談何容易！對魯迅作品的寫作背景、涉及的古今人物、歷史事件以及社團、書籍、報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語、引文出處等等，盡可能一一加以注釋疏證，就成為閱讀魯迅和研究魯迅的一樁最基礎的而又十分艱辛的工程建設了。十卷本全集正是為適應需要和深入普及，在沒有先例可以參照依傍的困難條件下，篳路藍縷地草創出一條注釋魯迅著作的新路，的確是歷經艱難十分可貴！在雪峰親自主持與長官下，“魯編室”的幾位專家，嘔心瀝血，費時數載，終於合作完成。工作程式大致是：先認真細致地各自負責自己承擔的作品的校勘和注釋，這自然需要付出心血時間查閱大量書刊。完成初稿後，即互相傳閱。對於“互見”或“參看”之處，彼此隨即交換意見或開會討論。有時為準確注好一個詞條，落實一個引文出處，所付出的心血、時間、代價，往往是局外人所無法想像的。
例如，一位專家承擔《南腔北調集》注釋時，為查證《〈蕭伯納在上海〉序》一文中，引用宋人筆記裡“打是不打，不打是打”一句笑話的具體出處，以使讀者更好地理解魯迅原文意思時，幾乎翻遍了宋人筆記，最終才從張耒《明道雜誌》中予以查出落實，整整查找了兩個星期。管中窺豹由此可見一斑。總之，十卷本對魯迅著作，特別是大量雜文所加一些必要注釋多達5800余條，約54萬字，這對廣大讀者讀懂和加深理解魯迅原著思想內涵，起到良好的輔助作用，是一次具有開創意義的嘗試，的確功不可沒。
十卷本《魯迅全集》當年分別以灰漆布面精裝本、灰布書脊普精裝本以及重磅道林紙精印的灰布硬封面大開本精裝三種裝幀出版，以後又陸續再版重印，累計近10萬套。值得一提的，其後還曾印製兩種裝幀非同尋常的罕見版本：
其一是為準備參加在萊比錫舉行的國際圖書博覽會而於1959年4月印製的深紅色羊皮封面的特精裝本，書脊上的圖案和書名均為燙金，全書外套楠木書盒，裝幀異常精美，達到以往魯迅著作出版的最高水準；
另一特殊版本是為適應方便中央長官與老同志學習魯迅著作需要，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十年浩劫期間，還出版了大字線裝本《魯迅全集》，全書十函，每函7至11冊不等，全書共88冊，正文用二號仿宋體直排，篇末附注釋，白絲線中式裝訂，米色布函套，典雅古樸，相當考究，外帶特製香樟木書箱。但版權頁上無出版日期、版次和印數。數十年過去，如今已成極難覓見的稀本書了。據有關當事人撰文回憶，該書系據中央指示，於1972年出版，僅印500套，為非賣品。
不過，十卷本全集的缺陷與問題亦無法回避。首先是仍舊未收1912年至1936年間的魯迅日記；其次，大量的魯迅書信被人為砍掉不收。前面提到早在1946年10月許廣平就已編好《魯迅書簡（上下）》出版，內中收信855封。十年過去，到1956年10月全集第1卷印行時，《出版說明》上白紙黑字明確寫道，將收入至那時為止“已經搜集到的全部書信”約1100多封，但待到1958年第9、10兩卷書信出版時，由於其間發生了驚心動魄的反右鬥爭，主持全集工作的馮雪峰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錯打成右派開除黨籍而靠邊站，全集的書信編輯方針也就發生了令人驚詫莫名的“突變”。
十卷本還有令人遺憾的是，因受當時國內外政治大氣候影響，連魯迅的個別文章也遭到被刪改的厄運。如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調集》的《（豎琴）前記》一文在介紹蘇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按：現通譯“謝拉皮翁兄弟”）這一“同路人”文學團體時，就將魯迅原文中“托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這至關重要的一句給悄悄地不留任何痕跡地刪除了。這樣一刪，改變了上下文的含意，不僅違背了魯迅原文主旨，也不符合當年蘇聯歷史的真實。
1973年簡化字重排38年版《魯迅全集》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總理原擬贈其一套《魯迅全集》作為紀念，鑒於十卷本此時已被視為“禁書”，於是改而尋覓一套珍貴的1938年版紀念本。這一下不僅忙壞了魯迅哲嗣周海嬰，也急壞了魯迅博物館的有關同志。因為年代實在久遠，歷經幾十年戰亂和“文革”動亂，要覓找一部像樣的拿得出手，作為泱泱大國總理贈送外國元首的珍稀禮品，真是談何容易啊！
有鑒於此，人民文學出版社曾專門打報告向上級請示，並經周總理同意，於1973年12月重版了一次沒有注釋的二十卷本《魯迅全集》，以解燃眉之急。全書一律改為簡化字重排。封面等裝幀亦重新設計。分為甲乙兩種出版。甲種本道林紙印，系藍布面精裝，書脊文字燙金，有書套，每套售價80元。乙種本，報紙印，硬封面藍布脊，書名文字等燙金，有書套，每部售價50元。
這套全集除請老專家孫用認真仔細校勘，改正原版許多錯訛外，它與1938年版還有兩點重要不同之處：一是卷首蔡元培原序的落款“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一日”不得不刪去了；二是由於“撥亂反正”後被譽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黨的早期傑出長官人瞿秋白，因當年英勇就義前曾在獄中寫下可貴的歷史文獻《多餘的話》及一些詩詞，而此時正被誣為“叛徒”，八寶山所立墓碑也被砸毀；那麽1933年他在上海與魯迅親密合作執筆撰寫的十多篇雜文究竟如何處理為好，也令人頗費一番心思。最終用心良苦地在全集第4卷《偽自由書·王道詩話》文末增寫一條“新注”，對瞿秋白、魯迅合作的十二篇雜文撰寫經過情況作了“說明”，並將“合作重心”盡力向魯迅這一面傾斜。毋庸諱言，這都是囿於當時的特殊歷史條件與政治氣候，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此書裝幀華貴典雅，令人愛不釋手，約印行了4000余套。
1981年16卷本權威性版《魯迅全集》
歷經種種曲折和干擾，1981年3月新版注釋十六卷本《魯迅全集》第1卷問世，至8月全套出齊，全國發行。
其過程極其漫長，不僅是因為卷帙浩繁、工程龐大，還由於它醞釀、啟動於“文革”浩劫期間，曾受到“四人幫”特別是姚文元的阻撓干擾。幸好魯編室同人頗具遠見，考慮到為普及魯迅著作，對1958年版全集的舊注進行一次系統整理與必要補充勢在必行。於是自己動手於1975年上半年先行組織社會力量，將魯迅著作的二十多種單行本注釋工作開展起來，其協作部門遍及十三個省、市和自治區的二十多所大專院校中文系與某些研究部門，如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複旦大學、魯迅研究室等等；又因當時很多工作都要搞“三結合”，所以這些部門又自行物色聯繫相關工廠、部隊、公社組成眾多“注釋小組”，在全國各地開展調查研究，大量查證積累資料。這種“大兵團式作戰”儘管耗費眾多人力、大量時間和物質上的相當代價，但也畢竟取得不少成果。1975年12月中旬人民文學出版社據此新注釋出版了被簡稱作“紅皮本”的“征求意見本”的第一種《且介亭雜文末編》。以後又用相當長的時間陸陸續續出版了魯迅其他各種著作的“征求意見本”，總共為26種（非賣品，無定價，每種僅印400冊），分發高校與研究部門有關專家、學者等征詢意見。例如，年高德劭的葉聖陶，儘管視力很差，收到“紅皮本”後，竟然借助放大鏡逐字逐句看完，並提出詳盡的修改補充意見，實在令人感佩！
當新注釋本全集工作在艱難中跋涉行進時，忽然峰回路轉，柳暗花明：此時一封“上書”和一個“批示”徹底改變了陰霾局面。1975年10月28日周海嬰就魯迅書信、著作的出版上書毛澤東主席。此信曾經胡喬木修改潤色後轉呈最高長官。三天后即11月1日毛澤東及時作了重要批示：“我讚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國家出版局為此作出規劃：立即著手出版包括現存全部魯迅書信的《魯迅書信集》；新注魯迅著作單行本26種和重新編注《魯迅全集》。黨中央與毛澤東於1975年12月5日批準了這個規劃，為具體貫徹落實這一切，1976年4月出版局主持在濟南召開了魯迅著作注釋工作座談會，傳達並討論了“批示”，無疑有力地推動了工作的進展速度。不久，由馮雪峰花費許多心血據手跡影印件細致校勘後重排的《魯迅日記》（1976年7月人文社版；過去1951年4～5月上海出版公司有過影印本，僅印1050部，1959年8月人文社據此排出鉛印本，但標點斷句錯訛較多），還有首次入編信函最全竟多達1381封的《魯迅書信集》相繼問世（1976年8月人文社版；1959年8月，人文社據十卷本全集所收書信，出版單行本《魯迅書信（注釋本）》，僅收信334封）。兩書儘管均無注釋，但畢竟滿足了廣大讀者對魯迅著作的強烈渴求，首印均多達10萬冊以上；這也為新版十六卷本全集準備了可靠的文本。
1977年9月11日在出版局新長官向中央作了《關於魯迅著作注釋出版工作的請示報告》後，中央決定派胡喬木、林默涵前來長官與主持這項重點文化建設工程。由胡喬木同志掌握方針和對注釋中的重大問題加以指導、審定；林默涵則負責主持具體工作，又借調馮牧（時間很短）、秦牧等充實加強編輯力量。同年底又聘請郭沫若、周建人、沈雁冰、王冶秋、曹靖華、李何林、楊霽雲、周海嬰八位作顧問。同時，根據胡喬木意見，經國家出版局同意，成立了“《魯迅全集》長官小組”，其成員由秦牧等五人組成，林默涵任組長，負責長官魯編室工作。至此一切步入正軌，速度加快。此後又借調了陳湧、周振甫等國內知名學者與社內老專家林辰、資深編輯王仰晨以及中年研究者分別組成四個注釋定稿小組，以加速工作進度。新版全集注釋定位於以“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讀者為對象”，以1958年版十卷本為基礎，用“征求意見本”作參照，充分吸收其新成果。經過眾多同志長年奮戰日以繼夜地辛勤勞作，通力合作：或查閱大量書籍報刊，或尋訪當事人知情者，或發信向國內外函詢（國外有日本、美國、英國、匈牙利等等），乃至去警察部門提審罪犯，查閱歷史檔案，終於將注釋條目中的疑難問題盡可能地一一落實攻破。許多專家學者的忘我工作態度，無私奉獻精神，令人肅然起敬，值得後人學習。如年近八旬且患有白內障的孫用，不僅積極提供資料解答疑難，承擔了《譯文序跋集》的校訂，還為全集的校勘作出他人難以取代的貢獻。年逾花甲的林辰，有很長一段時間，風雨無阻，天天跑北京圖書館善本室，終於發現了不少長期被湮沒的魯迅手稿和題跋一類的佚文，為《古籍序跋集》的編注作出重要貢獻。又如老作家、教授蔣錫金以及同樣遭受過政治運動磨難、歷經坎坷的中年研究者包子衍、朱正等不僅全力以赴地埋頭工作，且將自己多年對魯迅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包子衍對魯迅日記的研究——無私地奉獻給集體。
在文本校勘上，由專門設定的校勘小組，定出統一的原則與體例，並據初版本，參照魯迅手稿和原始發表報刊，進行認真系統的校勘，取得可喜的成績。即以全集前六卷來說，“這些作品從1938年版起，就曾校勘過多次，一般來說是較為準確的，但這一次的校改仍有一千余處”。
人民文學出版社魯編室“全盛”時期，包括本社與從外面借調來共同奮戰的同志多達三十餘人。正因為這個團結戰鬥的集體，共同拚搏奉獻，終於趕在1981年魯迅先生百年誕辰前夕，將十六卷本全集全部出齊，作為一份厚禮獻給魯迅。此版全集分為普精裝本（紙封面咖啡色綢脊，奶白色書名）、特精裝本（深咖啡綢封面，書名燙金字）、特精裝紀念本（深咖啡綢封面，書名燙金字，書口、書脊、天地兩頭，都用真金燙飾，外帶有機玻璃函套，函套正面上端刻印金字：“魯迅誕辰百年紀念”。四卷一函，共四函。這是為特殊需要而精心印製的紀念本，僅僅印了十套，成為魯迅著作出版史上極為罕見的版本，彌足珍貴）以及平裝本（米黃色木紋紙封面，黑字書名）四種裝幀。
由於眾多專家和編注者長年累月艱辛勞動，廣泛吸收了文化學術界，特別是魯研界二十多年來大量新發現新成果，所以從總體上說，當時確是一個收集較完備、校勘較精細、注釋較科學的嶄新版本，其編校品質和學術水準又是十卷本全集所遠不及的。確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概括比較，1981年版有兩大顯著特點。
從內容上說，篇幅大大擴展，不僅新增收兩卷厚厚的日記，補收書信1100多封（十卷本僅334封，現為1456封，另斷簡12則），恢復了《集外集》、《集外集拾遺》兩書的初版原貌，而且還增添了《集外集拾遺補編》和《譯文序跋集》、《古籍序跋集》。此三集合計比十卷本又多出約200篇文章，使全集文本擴編至十五卷，魯迅的著述從十卷本的253萬字增至現在的近400萬字。最後另加“附集”一卷收《魯迅著譯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釋索引》等，以便於廣大讀者、研究者學習、查檢、研究。
從注釋上說，十卷本全集雖已做了開創性的工作，就其翔實、準確、精練等方面來說尚遠遠不夠；況且《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要》兩部學術性很強的專著，當年因趕時間還未及加注。現將它們與新增收的日記、序跋集等按統一體例要求全部加注，而對原有注釋條目作了細致的刪改、修訂與增補。這樣便從原有的5800余條，約54萬字，擴充為23400余條，總字數約近240萬字。內中僅日記裡所載與魯迅有過交往的人就多達2100餘位，所購書籍5000余種，均一一加注。全集中有許多注釋條目，關涉的人與事都非常敏感，波及面既廣，影響也很大，如有關“革命文學論爭”、“左聯”、“兩個口號論爭”等。尤其是“答徐懋庸文”的題注更為複雜棘手。前面談及1958年版此注在經歷反右鬥爭風暴的特殊政治氣候下，由於文藝界某些長官出於“私心”，下達“指示”，並直接做過“手腳”，所以該題注儘管長達約500字，卻有悖於歷史真實，且將已錯打右派的雪峰、徐懋庸進一步落井下石，變成了“歷史的罪人”。新版此注卻客觀真實地恢復了歷史原貌：將其誕生背景，定稿經過，左聯自動解散緣由，“文藝家協會”的誕生，兩個口號論爭的原因、性質以及魯迅的鮮明態度表述得全面、準確、清晰。
為方便廣大讀者、研究者閱讀、學習，1981年版全集，在排印設計上也比1958年版作了很多改進。例如，每卷的正文之上排有一目了然的書眉，全部注釋由原來集中放在每卷書末，改為分排在每篇文章的末尾。最後還用第16卷整整一卷，編輯魯迅著譯年表、全集篇目、以及人物、書籍、作品、歷史事件等各類注釋索引，方便大家隨時查閱全集的所有文章與注條，深得專家、學者的讚許。
由於新版十六卷本全集收集文章較為完備，校勘較為精細，尤其在注釋方面狠下工夫，取得上述這些突破和特點，使它成為最具權威性和影響力的魯迅全集版本。1994年2月，十六卷本全集被新聞出版署評為第一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
2005年18卷本新世紀版《魯迅全集》
為適應時代發展變化和廣大讀者迫切需要，盡心盡力做好對1981年版16卷本《魯迅全集》的全面修訂工作，由全國二十多位專家、學者組成的陣容強大的修訂編委會曾先後召開三次大型工作會議，認真研討，細致規劃，集思廣益，確定了修訂工作的指導思想和修訂原則。專門聘請了全國各地14位魯迅研究專家，分別承擔各卷的具體修訂工作。
前後歷時約四年半，凝聚著投入這一浩大工程的眾多專家學者與編校人員1626天心血汗水的2005年版《魯迅全集》，它與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面世的也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流傳已久，影響深遠的16卷本《魯迅全集》究竟有著怎樣的血緣關係？為什麽要對81年版全集進行“全面修訂”？修訂工作遵循的原則是什麽？2005年版《魯迅全集》（以下簡稱新版全集或18卷本全集）的修訂編注歷程概況怎樣？特別是新版全集在文本內容，注釋條目，版本校勘等方面具有哪些新的亮點與特色？換句話說，它在篇目增刪、調整，注釋增補修改，文字校勘訂正等方面，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為什麽要對81年版《全集》進行“全面修訂”？ 自魯迅1936年10月逝世迄今近七十年間，在已編輯出版的眾多《魯迅全集》版本中，1981年16卷本全集，由於收集較完備，校勘較精細，注釋較翔實，被公認為是最具權威性和影響力的裡程碑式版本。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的發展，20年間國際和國內的政治格局和思想觀念也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對以往似已蓋棺論定或早有定評的魯迅著作中涉及提到的許許多多中外歷史人物和重要歷史事件，乃至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眾多文學社團、流派重新審視研究，都有了較客觀、全面、公正甚至全新的評價。
特別是20年間，魯迅學的研究作為一門顯學又有了可喜的長足的進展。由於眾多專家、學者累月經年的深入研究，挖掘史料，魯迅的佚文、佚信時有發現，日積月累，相當可觀，成果輝煌；加之魯迅和許廣平生前的《兩地書》原信陸續以鉛印本和《兩地書真跡》影印本形式發表，還有魯迅的日本弟子增田涉教授與魯迅就有關《中國小說史略》以及翻譯等問題的通信問答，被日本學者整理編輯後，以《魯迅增田涉師弟答問集》為書名，於1986年3月由日本汲古書院出版，隨即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於同年7月出版了此書的中譯本。所有這些文章、書信無疑又進一步充實、豐富了魯迅文學遺產的寶庫，理應設法盡早補充編進《魯迅全集》。
體現81年版學術水準的一大重要標誌是由專家學者們對魯迅著作文本所作高達23400多條，總字數約240多萬的注釋。這些注釋涉及魯迅著作的寫作背景、古今中外人物、歷史事件和文學社團、藝術流派、書籍報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語、引文出處等等。應該說其中絕大多數注釋基本上是準確翔實的。但也無庸諱言，由於當時的學術水準製約和時代局限，不僅許多詞條該注而未能注出，留下一些空白和遺憾；即使已然注出的詞條——特別是數以千計的眾多人物詞條——其中也往往留存明顯的“左”的印痕，帶有那個時代的政治批判色彩和結論簡單化傾向。另有不少詞條尚欠準確或似是而非，甚至因史料依據不足和主觀判斷失誤而造成若乾政治結論完全謬誤乃至張冠李戴的笑話。
同樣，81年版全集在版本文字校勘上，由於凝聚著幾代專家與編校人員的心血汗水，它所取得的顯著成績，也是其他眾多版本全集所無法相比的。然而由於諸多原因，也還確實存在不少錯訛、誤排、脫漏乃至個別文章仍沿襲數十年前初版單行本的錯誤，始終未能更正。
基於上述緣由，魯研界和廣大讀者企盼編注更為科學完善的新版全集的呼聲日益強烈。對81年版全集進行文本、校勘、注釋的全面修訂工作的條件不僅已經成熟，而且也到了刻不容緩，必須提到議事日程上，由中央有關方面直接部署，組織力量，作為21世紀伊始的一項重點文化建設工程，來實施修訂任務了。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具體籌備組織的《魯迅全集》修訂工作座談會於2001.6.12-6.18在北京郊區八大處附近某培訓中心召開，它標誌著醞釀已久的《魯迅全集》修訂工程的正式全面啟動。
開幕式上宣布成立了經有關方面批準的《魯迅全集》修訂工作組織機構：
一、顧問（按姓氏筆劃為序，下同）
王仰晨（原《全集》長官小組成員）
王士菁（58版《全集》編注者）
陳 湧（原《全集》編注者）
周海嬰（魯迅之子）
黃 源（原《全集》編注者）
二、工作委員會
主 任：石宗源（新聞出版總署署長）
副主任：李從軍（中宣部副部長）
成 員：孫玉石（北京大學教授）
楊牧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
張小影（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長）
陳漱渝（魯迅博物館副館長）
林 辰（原《全集》長官小組成員）
林 非（魯迅研究會會長，社科院研究員）
林默涵（原《全集》長官小組組長）
聶震寧（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郭豫適（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三、編輯委員會
主 任：林默涵
副主任：林非 陳漱渝 聶震寧
成 員：丁錫根（複旦大學教授）
王國綬（天津師范大學教授）
王海波（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室主任）
王景山（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王錫榮（上海魯迅紀念館副館長）
朱 正（湖南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
莊鍾慶（廈門大學教授）
劉玉山（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
孫玉石（北京大學教授）
孫黨伯（武漢大學教授）
李文兵（人民文學出版社原副總編輯）
楊佔升（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張小鼎（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
張菊香（南開大學教授）
陳子善（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陳早春（人民文學出版社原社長兼總編輯）
陳瓊芝（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
徐斯年（蘇州大學教授）
郭豫適（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韓之友（山東師范大學教授）
裘士雄（紹興魯迅紀念館館長）
後來又增補四位編輯委員，他們是：
王世家（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月刊》原副主編）
劉增人（青島大學教授）
張夢陽（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陳福康（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
會上石宗源和李從軍等先後講話，做了重要指示，明確了修訂工作的指導思想和修訂原則，當以1981年版16卷本全集為基礎，“增補不足，修訂錯訛”。《魯迅全集》修訂工作委員會直接長官部署這項重大文化建設工程；修訂編輯委員會則具體負責修訂出版工作，主要從收文、校勘和注釋三方面認真進行全面修訂。其後，包括編委會成員在內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四十多位專家、學者圍繞81年版全集在收文、注釋、校勘諸方面存在的問題、缺點與不足，爭先恐後踴躍發言，形成熱烈濃鬱的學術氣氛，真正做到了人人暢所欲言，充分各抒己見。正是在這種學術民主、彼此爭鳴的良好氛圍中，大家對修訂新版的設想，也提出不少富有創見性的看法和建議。最後擬定了《關於〈魯迅全集〉修訂原則和體例的意見》，並對各卷修訂任務做了明確分工。其中1-8卷的修訂專家依次為孫玉石、張夢陽、王國綬、劉增人、陳福康、朱正、王世家、韓之友，9卷為丁錫根、應錦襄，10卷為徐斯年；書信部分三卷為陳漱渝，日記部分二卷為王錫榮、裘士雄；時間上原擬力爭在2003年完成全部修訂工作，與廣大讀者見面。
佚文佚信的豐碩成果為新版全集增光添彩。2005年《魯迅全集》為18卷：計創作9卷，學術專著1卷，書信4卷，日記3卷，另有附集（含魯迅著譯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釋索引）1卷。總字數擴增為750萬。與81年版相比，書信、日記各增1卷。
在文章篇目方面，增收新發現的上自1901年下至1934年間的佚文24篇。與新增的有限佚文相比，編入增收的魯迅各種類別信函，數量更為繁多，內容更為豐富。其中有新發現的上自1911年下至1936年的18封書信；另外增收了對了解魯迅生平、思想、創作，尤其是對研究他與許廣平心靈對話，情感發展具有獨特價值的《兩地書》中致許廣平的68封原信；還有數目更為龐大以談論學術翻譯為主的魯迅《答增田涉問信件集錄》（含日文原稿和中譯文）約10萬字。
在新增18封佚信中，較重要的有：致張琴孫（1911.11）、致胡適（1923.12.28）、致鬱達夫（1928.12.12）、致宋慶齡、蔡元培（1933.1.21）、致楊之華（1936.7.17），以及魯迅、茅盾致紅軍賀信（1936.3.29）等。
新注水準的特色亮點與文本校勘的可喜收獲。新版對240多萬字的原有注釋逐條進行審核，然後加以刪除、修改和增補，力爭更上層樓，精益求精。現從幾個方面概括加以介紹。
一、刪除若乾沒有確切把握且一時仍難以落實或今日看來已無必要加注的詞條。
二、增補新注1500余條。
三、對原注作重要或較大修改的也達1000多條。
四、因國際政治風雲變幻，《魯迅全集》中提到的許多國家地區名稱，特別是涉及原蘇聯、南斯拉夫等國解體後情況有所變化的，均做相應改動。
五、對帶有“左”的時代印記，明顯批判色彩或簡單化政治結論、輕蔑性詞語的許許多多詞條均一一修訂改寫。諸如“反動文人”、“官僚政客”、“資產階級……”、“投靠國民黨反動派”、“宣揚色情文化”……等盡量予以刪除，代之客觀公正力避主觀武斷的新撰注文。
由於81年版文字校勘上凝聚著許多前輩專家學者和編校人員的心血，已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較為精良的文本。此次修訂以其為基礎，參照魯迅親自校閱過的版本、相關手稿、初版本、報刊原載文字，再次細心核校（如第一卷校出各種差異、錯訛、更動文字及重要標點，約127處），謹慎甄別，力求更動的依據充分確鑿，保證文字的校改準確無誤。據粗略統計，包括規範標點符號在內，共又校勘改動了1000余處。
這裡還應提及全集中一個並非注釋、校勘的細微變化，即版權頁上注明封面題簽者為（魯迅老友）書法家沈尹默，浮雕像作者為著名雕塑家張松鶴，同時各卷還一一注明相關責編、設計、校對等人員名單，這不僅是對他（她）們辛勤勞作表示肯定與尊重，也從一個側面反映20年來人們知識產權意識的提高。
實際上出版社年輕的編校人員為出好新版全集確實也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和心血。例如，新版第18卷為年表和索引，而整套全集注釋近2.5萬條，每條均可能對應涉及第18卷的多條索引，為保證這一煩瑣細致的工作不出任何差錯，在社長官的安排下，出版社的會議室曾出現非常動人的工作場面：即17人每人手中各拿前17卷中的一卷，將其中每條注釋與第18卷中的注釋索引一一核對，每天中午吃食堂的便當，晚上吃社裡買來的快餐。這樣從早晨開始一直聚精會神地乾到每晚八九點鍾，整整會戰三天，方才完成這一煩難的任務。新版全集取得這些重大成就——特別是注釋方面的許多填補空白性的突破，自然首先要感謝為此付出心血汗水的14位學者；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在長達四年半修訂過程中已先後辭世作古的黃源、林辰、王仰晨、楊佔升、陳瓊芝等五位顧問與專家，在全集出版後編委會的工作總結會上，大家曾對他（她）們表示深切的懷念與敬意！
限於個人水準和時間緊迫，此文倉促草成，疏漏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方家、讀者不吝賜教。
2006年2月完稿於京郊昌平天通東苑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