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投給的是熱鬧，而選手拚的是技術。
作者| 周矗
編輯| 石燦
口碑極高的《這！就是街舞》第二季，迎來了爭議最大的一次判決。
在第七期戰隊賽中，韓庚的態度大師戰隊兩次敗於易烊千璽的易燃裝置戰隊，要直接淘汰四人。
在韓庚戰隊還在收拾落寞的心情時，選手重陽壓抑不住憤懣，對著台下投票的觀眾評審怒吼 ：“你們喜歡看的是跳舞嗎！”
在他看來，觀眾投給的是熱鬧，而他們拚的則是技術。
這種“外行評判內行”的衝突，屢次出現在國內各大綜藝中。從專業評審、流量明星，到現場觀眾評審，無論人怎麽換，最終的判決結果總是難以讓人滿意。
螢幕外的人無法左右結果，只能甩上一句“這屆觀眾不行”，悻悻而去。
國綜越做越好了，評審真的越做越差了嘛？
觀眾到底想要什麽？
“我不知道觀眾想要什麽東西，他們的評判標準是在什麽樣的一個位置上？”
戰隊落敗後，韓庚在節目中發出了這樣的疑問。這個疑問，縈繞在整場比賽當中。
在第二輪比賽中，韓庚隊與易烊千璽隊用《Made in China》這首歌，分別跳出兩段齊舞。最後，韓庚隊以三票之差惜敗。
《這！就是街舞》第七期媒體評審壹張葉子，把票投給了韓庚的態度大師戰隊。他認為，態度大師其實這一輪贏得很明顯，但卻輸在了戰略上。
在他看來，態度大師的這支舞編的非常漂亮：“舞蹈銜接非常漂亮，一重一重展開，層次分明 ；這裡隊伍散開是一個Freeze，馬上又緊密銜接到下一個層次，縱收開闔，複疊交錯；我曾經提到過我特別看重一種‘和諧’，即舞蹈的行進跟音樂的發展是緊密貼合的，無過無不及，一切都恰到好處，似乎並不存在什麽問題 。這支舞就是這麽個狀態——舒服。”
相比之下，易燃裝置戰隊的舞蹈相對薄弱，像是一個又一個炸點的拚接。
然而，他們贏在了策略上。
壹張葉子回憶，在現場錄製時，一隊在跳的時候，另一隊是可以進行“騷擾”的。易燃裝置戰隊的舞獅、雜耍等設計，很容易吸引觀眾眼球，大部分觀眾甚至都沒有好好看清態度大師的舞蹈。
“觀眾大多不懂舞蹈，非舞者觀眾能從舞蹈本身獲取的信息是極少的，所以各種點子的轟濫炸地反而給出了許多鮮明的記憶點。”壹張葉子周圍的很多媒體，都把票投給了易燃裝置。
我也曾以觀眾評審的身份，參與過幾檔熱門綜藝的錄製。
常規綜藝節目的錄製，是從下午到晚上。被選中的觀眾，需要提前幾個小時到達錄製地點簽到，領取入場手環。此後，便會排隊等待入場，一般在1-2小時左右。
綜藝錄製對現場觀眾有一個很大的考驗：為了防止節目素材外泄，大部分節目組都不允許觀眾攜帶手機進場，手機通常會在簽到後被統一保管。
等待入場時間就像一場“戒網大賽”，觀眾需要在完全脫離互聯網的狀態下，竭盡所能，消磨未知的等待時間。入場後，觀眾還要經歷反覆的等待與熱場，熱情與精力再次減半。
此時，他們最需要的，就是一場能“嗨起來”的表演。
這便能解釋，為什麽現場觀眾喜歡把票投給“炸”的表演，而不是“精彩但不炸”的表演。這和看Live表演相似，即現場觀眾能切實感受到的是氣氛、情緒，表演內容只是點燃情緒的導火索。
否則，他們會說，“等了這麽久，你讓我看這個？”
螢幕外的觀眾可就不一樣了，他們吹著空調，吃著瓜，以“評委視角”去欣賞、審視這次表演。比起“炸點”，他們要的是一場完整的、繞梁三日的作品。
情緒可以人際傳染，但暫時還無法打破螢幕的結界。
《樂隊的夏天》專業樂迷、音樂先聲創始人范志輝認為，現場音樂的氣氛、衝擊力會比電視節目更強烈，在相對固定的空間裡會有一種包裹感。
但是播出後的節目，會將這些現場優勢削減，也會將一些現場不容易聽到的細節凸顯，所以容易形成評價差異。
現場和隔屏的差異，大概就像“網戀”與“現實戀愛”一樣大。“螢幕裡的人是冷的，但是現場看到的是活的。
綜藝評審“放權”史
國內綜藝節目的評審權，正在逐漸下放。
13年前，國內現象級選秀節目是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系列。在那個年代，專業評審一般由歌手、專業樂評人或行業人士擔任。
他們可以在海選中篩選選手，並直接頒發PASS卡，還能在晉級賽中直接決定選手去留。
2009年《快樂女聲》20強突圍賽中，歌手包小柏與音樂人沈黎暉曾因某一位唱功頗受爭議的選手，現場翻臉。包小柏認為這位選手的唱功沒有達到基本水準，而沈黎暉卻很看重她在寫詞上的才華。
最終，沈黎暉與幾位評委還是決定讓這位選手晉級。極度不滿的包小柏則留下一句“她留，我走”，憤然離席。
2012年，《中國好聲音》開啟了“雙選製”選秀風潮。
這檔節目裡，評審開始由非一線音樂人，變成了劉歡、那英等一線藝人。他們的名稱從“專業評審”，變成了“明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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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仍手握選手的“生殺大權”，但選手同樣擁有了“反選”的權力。只有導師和選手“雙向”選擇彼此，選手加入該導師戰隊，才算是晉級成功。
導師與選手之間的關係，變成了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選手們不但可以為該明星導師的戰隊出戰，還能與導師同台合作。
比賽後期，導師不再擁有直接決定選手去留的權力，而是會綜合現場99家媒體評審團的意見。不變的是，《中國好聲音》與《超級女聲》的評委在總決賽中，都沒有決定權。
2017年，國內首檔Hip-hop音樂真人秀《中國有嘻哈》中出現了一位新面孔，吳亦凡。
《中國好聲音》的導師還都算得上是行業內的翹楚，但吳亦凡在說唱領域幾乎是個“新人”。
他的出現，預示著國內綜藝節目評審開始迎來“流量化”。他們的名字，也從“明星導師”變成了“明星製作人”。
隨著賽製的“花樣百出”，明星製作人的權力被進一步“下放”。進入到戰隊賽後，大多數比賽結果完全由現場觀眾評審決定，明星製作人沒有可以單獨決定的權力。他們只能依據比賽結果，選擇隊內成員淘汰、晉級。
2018年，《偶像練習生》《創造101》開啟了“全民製作人”的新時代。
明星導師的資歷被進一步弱化，有剛剛在綜藝節目中出道的周潔瓊、歐陽靖，也有同為宇宙少女組合的程瀟做導師，孟美岐、吳宣儀做選手的奇怪現象。
這意味著，選秀節目不再是選手“一夜成名”的專利，也可以成為部分偶像“翻紅”的利器。
在這些偶像選秀中，明星導師的“評審權”直接被剝奪成了“點評權”。他們只有在節目中幫助選手、點評選手的權力。而選手的去留、比賽的結果，完全由觀眾以及現場評審決定。
既然“評審權”被剝奪，明星導師的“專業度”便也無需糾結。所以，演員黃曉明成了《以團之名》的特聘導師，演員迪麗熱巴成了《創造營2019》的發起人。這些曾令觀眾瞠目結舌的“跨界評審”，也因評審權的“下放”，變得不再重要。
到了2019年，《樂隊的夏天》裡的幾位明星成了專注解說的“超級樂迷”，樂隊去留主要由專業樂迷和現場樂迷評審團決定。《這！就是街舞》第二季裡的戰隊賽勝負，也全由現場觀眾決定。
“專業評審”這一角色正在綜藝節目中逐漸淡出，這或許是十幾年前的選秀節目難以想象的。
而“全民評審製”，正在到來。
觀眾到底適不適合當評審？
非專業的觀眾，到底適不適合做專業選秀節目的評審？
與其說適不適合，不如說，這是綜藝形式變遷的選擇。從國內十幾年的選秀“評審史”來看，觀眾做評委，是一個更有利的選擇。
李誕曾在《吐槽大會》裡，大膽地說過這麽一句話，“選秀節目的評委，就是用語言藝術，把節目組安排的人選進去，並在需要挨罵的時候挨罵。”
這一句話生動地詮釋了選秀評審權力過大的弊端，即觀眾對“黑幕”的質疑。
2017年，薛之謙曾在《明日之子》直播中罷錄，並痛斥選秀“黑幕”。據他爆料，在虛擬偶像荷茲和新秀選手趙天宇中間，節目組曾在錄製前告訴他，不要讓赫茲輸得難看，要他投赫茲一票。
選秀“黑幕”，曾經是選秀節目博取收視率的噱頭。但隨著網綜時代的開啟，觀眾有足夠大選擇節目的權力，各大節目製作方開始“反主為客”，想盡辦法地去留住觀眾。
一旦觀眾發現，自己的選擇和節目走向不同，便會馬上棄之。“節目黑幕”在“流量時代”的商業模式下，是很難行得通的。
把評審權過渡給觀眾，既可以削弱節目組買通評審的嫌疑，讓觀眾自願為節目“買單”，又可以反映出市場更加真實的選擇。
剛剛結束的愛奇藝自製節目《我是唱作人》，在觀眾評審的方式上又探索出了新的一步：節目裡的101位大眾評審，被要求在投票中全實名，並說出投票原因，把選秀評審過程進一步透明化。
用這樣殘酷的方式，主流音樂觀眾的喜好或將越發清晰。“我們要把什麽是好的流行音樂交給市場，這是我們能做到的最大範圍的誠懇和真誠。也是因為我們把這種所有的票面全部公開公正，來參賽的唱作人認為我們沒有作弊的機會，所以他們才同意這樣殘酷的賽製。”《我是唱作人》總導演車澈說。
綜藝節目是大眾化的產物，而小眾文藝形式要想“破圈”，就必須要接受大眾眼光的審視。在這個維度上，專業程度上的“好與壞”並不重要，市場接受度才是根本。
“市場裡的大部分用戶也都不是專業的，專業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代表真實的市場。”范志輝認為，無論綜藝節目如何設置，都不會讓所有觀眾滿意。所以，賽製未來的趨勢，可能還會將更多權力還給閱聽人，還給市場。
消消氣吧，無論誰輸贏與否，他們只是希望你開心而已。
周 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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