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俠美學及其中國文化本位

近日，金庸先生的辭世，在華語世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我們在網絡與媒體上看到鋪天蓋地的惋惜、敬意、紀念與評價。其人格魅力與“江湖”地位，毋庸置疑。讚譽之聲如洪流大潮，但即使如此，稍不留神，可能就會淹沒或遮蔽主人公某些重要的方面。正如同守著電視看武俠劇，也難免錯過或錯會某些重要情節與涵義。依筆者之見，在20世紀後半葉中國文化的發展情境與地緣格局中，金庸有著極其特殊的位置、角色、功能、使命與貢獻。而這集中體現在其所創造的獨特的金庸式武俠美學及其中國文化本位。

從1955年《書劍恩仇錄》始，經《碧血劍》《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雪山飛狐》《飛狐外傳》《倚天屠龍記》《鴛鴦刀》《白馬嘯西風》《連城訣》《天龍八部》《俠客行》《笑傲江湖》等，至1972年《鹿鼎記》連載完畢，金庸的武俠小說寫作歷時近二十載，伴隨其報業生涯的浮沉發展。縱觀這14部作品，部部精彩，雖然卷帙浩繁，其故事情節、角色設定、人物性格、歷史背景等至為紛繁複雜，豐富多樣，但細究之則不難發現其中有很多類似、接近或相同的風格、套路、模式與寫作策略，是有規律可循的。要而言之，金庸的武俠小說超越了舊派武俠小說的藩籬，人文含金量更重，將言情小說、歷史小說與武俠小說雜糅於一體，文字清透、通脫、含蓄、凝練，具有蒙太奇等影視畫面感，而內容則囊括武學思想、人格結構、歷史事件、宗教流派、詩詞歌賦、琴曲書畫、典章文物、文士政要、風土民俗、河山名勝、地理堪輿、天文星象、醫學心學等等知識，可謂博大精深，磅礴巨集約。

而能讓億萬讀者、觀眾為之魂牽夢繞、念念不忘者，除過一段段充滿刀光劍影的江湖恩怨，一個個可歌可泣的俠客義士、浪子佳人，抑或纏綿悱惻、天老地荒的愛恨離合，還有這些諸多因素所糅合、提煉、凝化而成的一種特殊的美——武俠之美。借助於影視劇的流行，這種美從盜版到正版，從文字系統到視聽系統，從視覺、聽覺到心理，回環往複，積澱發酵，構成了立體式、歷時性的綜合審美經驗，姑且稱之為金庸式武俠美學。僅舉《神雕俠侶》中楊過在深谷劍塚前“考古”獨孤遺劍一節為例，第一柄紫薇軟劍，長約四尺，“凌厲剛猛，無堅不摧”，三十歲前所用，因誤傷義士，棄之深谷；第二柄，玄鐵重劍，三尺多長，不僅奇重，而且鋒為鈍口，劍尖亦圓，“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四十歲前恃之橫行天下；第三柄木劍，“拿在手中卻輕飄飄的渾似無物”，“四十歲後，不滯於物，草木竹石均可為劍。自此精修，漸進於無劍勝有劍之境”。這三柄劍所體現的武俠美學體系，雖是金庸虛構的武學精華，卻明通暗合了中國古代書法、繪畫、醫學、琴學、音律等藝術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學趨向在根本上是同源而一致的。金庸的武俠美學，即是以這種虛擬的傳統武學為核心載體，以道家虛靈、禪家空寂等審美特徵為主要內容，重在構成古典意象，渲染出寫意化的浪漫主義情境，大量運用象徵、誇張、比擬、襯托等手法，動靜結合，注重眼、耳、鼻、舌、身、意的通感體驗，將動作美與音律美、建築美、服飾美、形象美、環境美、氛圍變化、心理活動等會通和合，構成一個系統化的武俠審美語境。

而這種審美語境，是完全中國式的。這種獨特的武俠美學，是完全脫胎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而且將傳統文化藝術諸門類貫通融合，有鮮明而強烈的中國文化本位。貫穿或隱含在其武俠作品中的，主要有傳統文化的四大方面：一是道家陰陽相生相克、虛實互有、矛盾的辯證統一等範疇，比如王重陽與林朝英的關係，比如情花劇毒與解藥斷腸草的關係，金庸善於運用比喻、象徵等手法來演繹人生哲學命題；二是禪宗的空寂、頓入；三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四是儒家的濟世擔當精神，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20世紀下半葉，因為歷次政治運動的干擾，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與傳承相對來說很匱乏而薄弱的，又因為大陸、香港、台灣、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不通暢，中國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滲透與交流互動也是極度匱乏的。在這種歷史情形下，金庸的武俠小說在上述地區及越南、泰國、日本、英國等以各種方式流通傳播，其意義是十分重要的。在各自發展不同步不均衡且意識形態有隔閡與障礙的時期，“中國”的概念有些支離破碎，而金庸的武俠小說正是在這種特殊時期創造了一種民間行為的對中國文化認知的“公約”，這實際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起到了普及與紐帶連結的積極作用。它在華人世界建立或“複原”了中國人心目中的“古代”的概念，而古代的俠客義士，又成了古代的“中國人”的概念，實則是樹立了理想的中國文化人格。有多少人曾幻想過自己是劇中人物，其實這是中國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召喚。相對於象牙塔中學者專家們的學術成果和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流文化宣傳而言，金庸這種通俗文學所具有的普世價值是其無法比擬，難以望其項背的。

錢穆嘗言：“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金庸的武俠文學，不正是在最大的範圍內培植了華人對中國歷史的這種溫情與敬意嗎？因為它基於中國文化所希冀養成的人心與人性、理想與幻想，因而具有深厚廣大的生命力，它具有中國文化的基本基因與人格指向。雖或有王朔之輩譏諷其為“四大俗之一”，雖或有北京大學等高校將之納入課堂、課題，但是億萬粉絲、十數種語言的全球讀者與觀眾更在乎的，或許只是俠的本質、俠的魅力以及俠的美。

俠之如金庸者，豈非百年而一遇哉！

作者：鄭偉斌，80後，工作於陝西國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