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說《宋書》八志的編修與得失

《志》通三代之事

在既有的二十五部正史中，沈約《宋書》的知名度一般，並不為大眾所熟悉。按完成年代算，它是第五個成書的，晚於名聲最盛的“前四史”，也就是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和范曄《後漢書》。但要說史料價值，它卻在《後漢書》和《三國志》之上。

《後漢書》作者范曄出生在398年，距東漢滅亡（220）已快兩個世紀，故該書史料均為二手材料，其各部參考書中，東晉袁巨集的《後漢紀》依然存世，東漢史臣先後編成的一手史料《東觀漢記》雖久散佚，但經清代以來學者的努力，輯本也早已推出，這使得《後漢書》不具備壟斷主要史料的獨一性。《宋書》則不然，沈約（441-513）在劉宋度過了半生時光，劉宋的江山被蕭齊篡代時他已年近不惑，他和他的祖父沈林子（387-422）、父親沈璞（416-453）都活動在劉宋政治相對核心的圈層，共同經歷了劉宋的興亡，因此沈約不僅是劉宋歷史的見證者，更是當事人，屬於當代人寫當代史，這一點范曄《後漢書》無法與之相比。再者，記錄劉宋歷史的著作，南朝另有多部問世，包括沈約曾重點參考的徐爰《宋書》，但今天它們都已亡佚，斷簡殘篇皆不足觀，《宋書》是研究劉宋歷史唯一完整的一手史料，這點亦勝於《後漢書》。其三，范曄死前隻完成了《後漢書》的紀、傳部分，雖與他人合作了幾篇志，但他下獄後合作者害怕牽連，將已完成的志稿全部毀棄，遂致《後漢書》無志，後人只好將西晉司馬彪的《續漢書》八志整體挪移過來，借此構成一部完整的史冊，《宋書》之志則完好存世，且篇幅巨集大，此其勝於《後漢書》的又一方面。

至於陳壽《三國志》，內容雖可算作一手史料，且史料頗具壟斷性，但它有一致命缺陷，那是通常所說的“《三國志》無志”，只有紀、傳而已。因此可說，《宋書》勝於《三國志》和《後漢書》，共通的關鍵點就在於《宋書》的志。

正史有志始自《漢書》，《漢書》十志又是借鑒《史記》八書而來，志、書異名同實，說到底是司馬遷的創造。一般人說自己熟悉歷史，其實熟悉的不過是種種人物故事，充其量對應於正史的紀傳部分，很少有業餘愛好者會去讀志。因為紀傳是關於人的，而志是關於物的，志的故事性弱而專業性強，沒接受過一定的史學訓練很難讀通，而縱使受過良好訓練，倘缺乏專門的問題意識，讀志也只會昏昏欲睡。從某種意義上說，志是區別中國古代史專業研究者和普通票友的試金石、分水嶺。

“紀”是皇帝生平加政權大事記，“傳”是名人傳記，僅憑兩者，絕難窺見一個時代的整體面貌：國家有多少土地人口，天下有哪些大小都市，乃至山川神祗、物產民俗，讀者都將近乎無知。正因《史記》有書，《漢書》有志，將紀傳所不能涵蓋的歷史背景知識列於其中，通讀《史》《漢》，我們腦中方才得以形成一個立體的、具有縱深的先秦秦漢史影像。而若沒有志作為支撐，則正史只剩下故事，我們將很難區分史書和傳說的界限。後現代史學強調語言對歷史建構的決定性意義，習慣從歷史書寫等角度入手，拷問乃至顛覆史料的真實性。正史的紀、傳都可被這套方法輕鬆解構，志則相對能夠“免疫”。畢竟，在志上作假是相當吃力不討好的，能構建一套完整、細密且自洽的世界觀作為故事背景的小說家，至今都屬鳳毛麟角。也因如此，基於正史諸志從事制度史研究的學者，一般不太容易接受後現代史學的玩法。

志文難讀，更難修撰。列傳的內容尚可通過採訪征集獲得，志的內容則否：某郡管轄幾縣，某縣置於何年，某月某日出現何種天相，歷法的演變，職官的設定，都須參考專門的檔案，仔細爬梳方能知曉，難度不亞於今日的專業研究。而在當時，這些檔案又集中收於宮禁之內，若無相應職務，或未經皇帝特批，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另外，有的王朝忙於戰爭，不重視歷史檔案的整理（比如蜀漢），或雖有整理，卻因動亂、滅國而遭破壞，這些因素都會給修志工作造成莫大障礙。蕭子顯獲梁武帝特許負責《南齊書》的編修，卻因無法查到南齊一代的州郡戶籍資訊，遂致其《州郡志》缺載天下戶口，內容失於簡略。

要之，資料、時間、精力，於修志而言，三者缺一不可。唐代以前，正史均出自少數人的接力修撰，個人能齊備上述三項條件的少之又少。陳壽雖有史才，且被授予史官之任，而終不能作志。東晉初年王隱修《晉書》，雖曾作志，卻因免官貧困而未告竣，殘稿後亦散佚。於是，西晉司馬彪《續漢志》之後，直到劉宋文帝元嘉年間南方政局穩定、皇權鞏固，才又有志問世，此即何承天領銜的《宋書》諸志，兩志之間，約一個半世紀竟無人完全成功。

鑒於當時面世的三國兩晉史書均無全志，何承天《宋志》在時間斷限上突破了劉宋範圍，而以三國初年為上限，內容直接承接《續漢志》。何氏元嘉十六年（439）起奉命修《宋書》，元嘉二十四年（447）病故，他死時，劉宋歷史剛過去不到一半，後來的種種變化他自然無法顧及。於是在其基礎上，後任史官相繼補缺，到沈約時，終於完成了傳世至今的《宋書》八志。這部宋志的主要內容上起220年，下至479年，包羅魏、晉、劉宋三朝，部分篇目遠溯上古秦漢，雖屬斷代志，卻兼具通代志的特徵，是研究劉宋制度的核心史料，也是研究魏晉制度的必備參考。唐代官修《晉書》諸志，借鑒摘抄《宋志》原文之處甚多。《宋志》的價值，由茲可見。

浙江金華市婺州公園的沈約雕像，圖片來自網絡。金華古為東陽郡，沈約五十四歲時曾出任東陽太守。該雕像過於正氣凜然，可能與其人真實氣質相去甚遠。

《宋志》的編修

沈約《宋書》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完成的，最終責任人是他，但他本人所做的貢獻其實並不佔多數。以紀傳部分言之，何承天（370-447）有開創之功，粗備《武帝紀》和開國功臣列傳，蘇寶生（？-458）續成宋文帝一朝名臣傳，到徐爰（394-475）手中，在丘巨源等人的協助下，不僅“勒為一史”也就是完成了統稿工作，且紀傳斷限問題也告解決，即決定以東晉義熙元年（405）作為敘事開端。徐書內容下限為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故沈約的工作，主要是補完劉宋最後十五年的歷史。

據《宋書·自序》，沈約向齊武帝獻上紀傳定稿時，曾批評徐爰之書“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於是他“謹更創立，製成新史”，似乎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但是，除了沈氏自己所明說的，將桓玄、譙縱、盧循、司馬休之、魯宗之、吳隱、郗僧施、謝混、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等十四人的列傳刪去，劃到東晉史範疇中，此外他還做了多大貢獻，其實很值得推敲。同據沈約《自序》，他接到修《宋書》的任務是在南齊永明五年（487）春，六年（488）二月就把紀傳先行獻上，前後僅僅一年。按《梁書·沈約傳》和《南齊書·文學·王智深傳》，沈約以著作郎身份撰史只是兼職，他同時還擔任著文惠太子蕭長懋的太子家令，且“特被親遇”，每每被太子接見，常常“影斜方出”，一聊就是大半天。所以，留給他寫作的時間其實更少。筆者粗略統計《宋書》大明八年以後的紀、傳字數，達十多萬字，在沈約當時的寫作條件下，一年能撰著如此篇幅，恐已近乎極限。所謂“謹更創立”，大抵是沈氏借以表功的自誇之詞，他主要還是基於當時的“政治正確”，對徐爰底稿增刪修補，及為部分篇章親撰引言、評論，“穿靴戴帽”罷了。《宋書》紀傳全體凡四十萬餘字，沈約所直接貢獻的，也就其中三分之一左右。

沈約定稿《宋書》紀傳花了一年，諸志並未同步完成。以《宋志》中的避諱字為線索，蘇晉仁先生推測志稿最終定型可能是在蕭梁初年，也就是502年之後。若真如此，則前後至少經過十五年的打磨。但這似乎不合情理。

由《梁書》可知，沈約生平汲汲於功名，史稱他“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從齊永明後期到梁朝建立，沈約在宦途上投入的精力越來越多，卸任太子家令後，先是擔當過中書郎、黃門侍郎、代理尚書左丞、尚書吏部郎、五兵尚書等職，參預南齊中央的機要軍政，還一度以司徒右長史的身份在人望極高的竟陵王蕭子良（時官居司徒）門下周旋，再後來又為梁武帝代齊積極鼓吹造勢，從而得以在梁初先後升任吏部尚書、尚書仆射、尚書左仆射，乃至做到尚書令，獲得實際上的宰相權位。二十年來，從參掌機要到“久處端揆”，官位日顯，事權日重，更兼年事漸高，精力不比壯年，這一階段的沈氏，如何可能像《宋書·志序》裡所說的那樣，“每含豪握簡，杼軸忘餐”，為了修志絞盡腦汁、廢寢忘食呢？

所以筆者相信，志稿的編寫主要應該還是在沈約擔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的期間。《梁書·裴子野傳》謂“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雲雲，則最遲永明十一年（493）《宋書》已公開流布，其志書的補完或亦早於此年。至於前賢注意到的避諱問題，比如避梁武帝父親蕭順之的諱而改“宋順帝”為“宋從帝”的情況，在《宋志》裡的分布並無一定規律，比如志第二三、二四，同一篇中既有“從帝”又有“順帝”，與其說是沈約刻意為之，更像是齊梁以來歷代傳抄者隨手更改和回改所致的混亂。

在《志序》中，沈約特別肯定了何承天修志的功績，言何氏“其志十五篇”援引豐富、內容可靠，所以自己“即而因之”，沿襲何志甚多，並在其基礎上查漏補缺，然後又加上了何承天身後發生的事情。不過，所謂何志十五篇，也不都是何承天的手筆，承天“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宋書·自序》）。何承天精通天文歷算，《天文誌》和《律歷志》是他親撰，其余則均為助手山謙之的成果。

沈約不僅參考何志，也參考了徐爰《宋志》。沈氏在《志序》另一處提到徐志，說“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徐爰《宋書》不僅有志，且與何志差別較大。徐氏為使紀、傳、志的斷限保持一致，也以義熙元年作為志文內容的上限，這一辦法未被沈約採用，沈志“以魏接漢，式遵何氏”，或是出於這一原因，索性就不強調己志和徐志的關係了。儘管如此，沈志曾參考徐志內容，這是確定無疑的，《宋書·州郡志》開頭就講：“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覆。”所謂“何徐《州郡》”，就是何承天、徐爰分別編修的《宋書·州郡志》。

沈約參考徐志時，對後者的照搬痕跡比較明顯。以《州郡志》為例，沈志政區斷限“大較以大明八年為正”，大明八年是徐爰《宋書》的時間下限，可知沈志的編修正是以徐志為底本進行的。由於劉宋州、郡、縣三級政區建置在大明八年後又有諸多大的調整，沈約於是對徐志又有增補。然而，沈約並無突破徐志框架的決心，未能改造出一部以昇明三年（479）為斷限的新志，只是在局部置換零件。因在小修小補的過程中顧此失彼，結果沈志出現了斷限不嚴的大問題。例如，大明八年有東揚州而沈志無之，無越州而沈志又有之；州、郡、縣的統轄關係，則時敘大明之建置，時敘泰始（465-471）之情形。此外，沈志還存在為例不純、前後矛盾、記載疏誤、敘次不清等諸多問題，歷代學者間有批判，業師胡阿祥教授相關論述最豐，讀者可以詳參。

種種跡象表明，沈志成稿倉促，乃至流於敷衍，比如最後一篇《百官志》，竟無一字引言。但這並非沈約的初心。從前揭《州郡志》引言可見，沈約是要在前人基礎上細加考證、推出精品的，他也確實下了大工夫，因此產生諸多寶貴心得。全志《志序》則顯示，他在謀篇布局上花費了不少心思，如決定設立《符瑞志》，和將郊祀、輿服內容通歸《禮志》，都屬他在前史基礎上的創新。總體來說，用“虎頭蛇尾”形容沈志，頗近於事實。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沈約巨集偉的“課題設計”須經多年不懈努力才能兌現，但他顯然沒有這樣的機遇，也沒有這樣的耐心。《宋書》相較前史的一大缺憾，是未立《食貨》《刑法》《藝文》三志，魏晉宋三朝的經濟、法律、著述狀況我們因此無法直接知曉，雖然沈約事後對此作了說明，曰“前說已該”，故不贅述，但此解釋極為牽強，三志的缺失，歸根到底還是受限於他個人的主客觀條件。

胡阿祥先生編著的《宋書州郡志匯釋》，以注釋形式匯集了古今學者研究《宋書·州郡志》的主要成果。翻閱此書，對該志的得失可獲直觀、詳細的認知。

《宋志》諸篇概覽

孫吳、梁、陳正史皆無志；《晉書》諸志晚出，內容不少因襲《宋志》；蕭子顯《南齊書》有志，但過於粗疏簡略，遠不如《宋志》翔實。《宋志》約四十萬字，體量竟佔《宋書》（約八十一萬字）一半，字數比《三國志》《南齊書》《梁書》《陳書》等正史全書都要多。因此儘管存在諸多不足，《宋志》仍不失為六朝第一志。在此，且對《宋志》諸篇作一概述。

《志序》之後緊接的《律歷志》三卷。上卷記載西漢至劉宋的音律發展史與相關理論，特別詳細記錄了各類笛子的形製。中、下卷記載由漢到宋的歷法變遷，曹魏楊偉《景初歷》、宋何承天《元嘉歷》和祖衝之《大明歷》的各項數據、算法盡在其中。該志是研究古代音樂、歷法的重要依憑。

接著是《禮志》五卷。其第一、二卷相當於《續漢書》的《禮儀志》，涉及改正朔、易服色、加冠、婚聘、元會、郊祀、拜宗廟、祠社稷、耕籍田、立國學、閱兵、巡狩、讀五時令、守喪送終等諸多方面的禮儀細節。第三、四卷對應《續漢書》的《祭祀志》，專錄種種祭祀之禮。第五卷對應《續漢書》的《輿服志》，記載帝後王公、文武官吏用車、佩刀、服飾、印綬的規製。本志大段收錄官員們圍繞禮製細節的諸多討論，作為史書而言不免繁蕪之譏，作為史料而言則頗具詳贍之美。其第二卷還收錄了宋文帝東巡期間，百官向監國的皇太子上奏時所用文書的整體格式，誠為研究南朝文書行政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其三是《樂志》四卷。《漢書·禮樂志》只是“抄舉《樂記》”（沈約語），過於草率，《續漢書》又無《樂志》，《宋志》作者遂自出胸臆，備載前史未書的八音樂器，另在敘述歷代宮廷樂舞源流、收錄各朝郊廟樂章的同時兼及“非淫哇之辭”的民間歌謠，篇幅、品質均遠超《漢志》。

其四是《天文誌》四卷，一是收錄了古代各派天體學說，包括孫吳王蕃所製渾天儀形製，二是記錄了大量天文事件，將它們與具體的軍政大事聯繫到一起。通過該志，既可了解時人的天文學成就，推算古代的天體運行，也可對六朝的占星學有所了解。

其五是《符瑞志》三卷，此志前史所無。東晉王隱的《晉書》有《瑞異記》，《宋書》創立《符瑞志》系受其影響。沈約之前，何法盛《晉中興書》有《征祥說》，臧榮緒《晉書》有《瑞志》，亦屬同一性質。《漢書》和《續漢書》有《五行志》，所記均為災異，種種瑞應則在《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中有所涉及，《宋書·符瑞志》乃正史中第一部以祥瑞為主題的專志。該志記載上古以來關於聖君降世、王朝興替的預言傳說，及龍鳳、麒麟、鸞鳥、白兔、嘉禾、甘露等瑞物，目為帝王有德、政治清平之兆。因內容皆為不經之談，故長期遭評論家詬病，但另一方面，它集中反映了當時盛行的天命正統思想，是窺視古人政治文化、精神世界的一扇視窗。

其六即《五行志》五卷，系接兩漢《五行志》而作，同以廣為流行的緯書《洪范五行傳》作為基準，將各類天災人禍分為木、金、火、水、土五大類和若乾細目，雖屬迷信，但所載大風、暴雨、地震、日食、蝗災、極寒、生物異常等種種自然現象，和《符瑞志》記載的白虎出、黃河清一樣，為研究古代天文、地理、氣候、生物提供了重要線索。另外，《符瑞》《五行》兩志都涉及很多具體的人、地、官名，其中不乏可補前史與《宋書》紀傳之缺者。

其七是《州郡志》四卷。該志與《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一脈相承，然未載山川形勝、物產貢賦，更缺少對民風民俗的概括。其優於前史的地方，一是敘述政區沿革十分詳細，特別是對僑州郡縣變化的梳理，堪稱研究東晉南朝僑置政區的最珍貴材料；二是記載了各州到首都建康和各郡到州治、首都的水陸裡程，比《續漢志》隻記各郡距京裡程加詳，是研究六朝交通史的關鍵輔助；三是政區不記州、郡、國、縣等專名，而代以長官名號，如“揚州刺史”“歷陽太守”“臨川內史”“松滋伯相”之類，能夠幫助我們了解當時不同類型封國的職官制度。

最末是《百官志》兩卷。其體例因循《續漢書·百官志》。沈約《志序》雲：“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為易。”在他看來，這是編撰難度較低的一部志。該志由尊至卑，由內而外，上自公卿，下至令史、亭長，列舉曹魏至劉宋的種種官名吏號，名號之後舉其員數，述其源流置廢，遠者溯至商周。下卷後半部分記述漢魏以來王、公、侯、伯、子、男的封國官屬，兼涉食封制度，並載劉宋官品。雖無引言，然志文格式規整、內容精要，值得肯定，素為研究中古職官封爵者所倚重。

概覽《宋志》，其包羅之廣、征引之博、記述之詳，信可大體認知。針對《宋志》的整理校勘，基於《宋志》的專項研究，學界成果已極豐富，現中華修訂本《宋書》問世，在諸志校勘方面又取得和集成了若乾新成就。今天看來，《宋志》的開發太空依然很大：《州郡》《百官》已獲深耕，仍偶有拾遺補闕的余地；《禮志》研究正屬熱門，前人重梳理排比，今人重思辨聯想，結合考古發現，論述日益深入；《符瑞》《五行》論者甚夥，多從政治角度入手，或用為自然科學的資料，利用民俗、宗教等學科理論展開剖析的較少；《天文》《律歷》《樂志》向為天文、文學、音樂研究者們所熱衷，然學者多乏史學背景，能深入古人語境者更加難值難遇。隨著學界總體知識的不斷積累，學人問題意識的推陳出新，可以預見，《宋志》這座礦山還將產出更多金玉之寶。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上海書評》）

《宋書》——（全八冊）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精裝）

作者：[梁]沈約 撰

王仲犖 點校 丁福林 主持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