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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495篇原創首發文章
1989年，日本稱“平成元年”，股市達到最高峰後，還是有很多日本人堅信隨著經濟的再度發展，新高峰肯定會像海浪一樣再度到來。但是當平成時代（1989年到2019年）即將在4月30日結束時，誰也沒有看到股市再度回到平成元年的高位。不僅股市，土地及房地產價格也沒有回到1993年日本民眾體驗過的那個高位上。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平成剛剛開始的那幾年都是日本最好的時期。而現在，這個結論已經可以下了：一個輝煌的時代在成為過去後，就再也不會回來了。
要不日本的年輕人現在怎麽這麽淡定？對金錢、社會地位，甚至對婚姻已經沒有什麽欲望。很多時候日本社會的平靜讓人不安。捷運中、高鐵上永遠是埋頭看手機的乘客，連兩、三歲的孩子都只會靜靜地看外面密集而無任何特色的低矮住房，不會在車上瘋跑，更不會哭鬧。走在日本街道上，雖然很多住戶也養了狗，但很少能聽到狗叫，更不可能在街道上遇到一隻未拴繩子的狗追著人亂跑的情況。
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比如日本的企業家總數、市民的生活狀況等，數字也很說明問題。日本2018年《小規模企業白皮書》給出的數字是，包括個體戶在內的中小企業家總數在1986年為533萬人，到2014年這個總數僅剩下了381萬人。平成時代，企業家的數量一共減少了150萬人。
2019年1月發表的日本政府《月例經濟報告》，特別強調了自2012年12月開始的經濟增長已經持續了六整年，“有可能超過戰後最長的2002年2月至2008年2月”。這給安倍晉三首相臉上重重地抹上一層24K金。安倍是2012年12月上台的，自那時開始日本經濟進入增長階段，至今已經維持了六年零一個月，安倍今後還能做三年首相，日本很有可能延續這次的經濟增長。但是，筆者在日本接觸的人中，幾乎無人感受到了增長，更不用說享受到了增長的恩惠。
泡沫經濟崩潰後，看得見的是蕭條，感受不到的是經濟增長。
平成時代的“改革”，串起來的結果是“敗北”
筆者在1989年帶著一顆虔誠的心去日本留學。
上個世紀80年代，1985年南京建設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當時國內並沒有太多的人知道這座紀念館，基本也沒有著名政治家到這裡來主持祭奠儀式。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專業圖書少之又少。筆者當時能看到的是對日本戰後經濟發展、企業經營表示由衷欽佩的各種書籍。中國國內稱頌日本的相關報導、節目，感覺比今天我們看到的抗日連續劇在總量上還要多很多。
到日本後，在研究生院裡再次接觸了傅高義的《日本第一》。日本學者對這本書的寫作內容、敘述手法相當不滿，反覆當著筆者的面說，那本書很不真實。這和筆者在國內見過的學者、官員對此書的極力讚美大不一樣，簡直讓人不敢相信。
再以後，讀碩士，又讀博士，有了相當多的和日本政治家接觸的機會。在泡沫崩潰後，經濟每況愈下的時候，真的能感受到日本對改革的迫切希望，企業開始大膽嘗試，技術研發不斷進行，中央及地方的改革如火如荼，特別是筆者博士畢業後，到地方大學工作時，直接和地方上的政治家接觸，更能夠深切地感受到日本的改革：不論是支出方面的縮減，還是冗員的剪裁，日本中央及地方議會的制度，改革在整個平成時代貫穿始終。
在平成時期稱讚中國的鋼鐵、水泥、橋梁架設技術、BAT異軍突起，不是筆者的專長；按圖索驥在日本企業中尋找GAFA（谷歌、亞馬遜、臉書及蘋果），也不是筆者想做的事。去一趟京都，發現京瓷、村田、歐姆龍、堀場等企業後，得出如果沒有這些公司，世界IT業將難以為繼的結論，或者讀了安倍內閣的相關報告高呼“日本將迎來黃金10年”，筆者也不至於如此幼稚。認認真真回顧日本這三十餘年的“第一”“改革”，最後能得到的僅僅是“敗北”而已。日本大企業家、真正參與了政治經濟改革的專家學者，在平成就要結束的時候，他們心中最多的感觸恐怕就是這些。
比如，2019年1月30日，《朝日新聞》獨家專訪了經濟同友會代表乾事（會長）小林喜光（注：三菱化學控股公司會長）。文章的題目是“日本敗北，還能否生存？”經濟同友會大致相當於中國的企業家協會，代表乾事是日本財界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其與政治、政府的關係非常近。每當政府出了新政策，同友會代表乾事出來談談自己的觀點，往往對日本輿論界影響很大。
摘幾句小林的發言：
“比較一下30年前的世界企業股價時價總額的話，能進入前10名的除了兩家美國企業外，其他8家企業全來自日本，其中有NTT及大型銀行。那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中國企業形影全無。——（但現在）豐田汽車也只能排在第四十幾位。”
“在5G、半導體、量子電腦等下一代人使用的技術上，日本的研究開發費用，比歐美及中國都要落後。”
“平成30年間，日本處於敗北的時代。”
主要工業生產國中最低的勞動生產率
去日本留學前，筆者在中國農村下放過三年，之後回到北京。上大學前，基本在工廠做工，對中國的農村、工廠算是熟悉。上世紀80年代末到日本後，一看人家的農業、工業，技術水準之高，簡直不敢相信。用經濟學的說法，日本勞動生產率該是中國的幾倍到十幾倍。感覺有了現代化的機械設備後，我們在農村肩挑手推，運那麽一點公糧，在日本一個農民開輛卡車就全部解決了，他一人差不多有我們那時一個生產隊的運送能力。我們天天在田裡乾活，但還是抵不上日本農民兩天打漁三天曬網的工作效率。到了工廠一看，幾百個零組件，其中勞動能手的成品率能達到80-90%左右，日本工廠一個車工管幾台機器，一個小時差不多是我們一個車間的工作量，更重要的是，他們幾乎不會出廢品。
現在再去日本農村、工廠，幾乎完全沒有了三十年前的那種感動、感歎。中國農村各個地方的情況不大一樣，論機械化的程度，很多地方由於是大規模農業，比日本先進多了，到工廠一看，中國的不少機械設備要比很多日本企業還要先進。筆者現在在中國經常看日資企業，同時也會看該企業在日本的工廠，感覺中國工廠比日本的效率要高很多，管理上與日本沒有什麽差別。論勞動生產率，同一家日資企業，中國工廠比母公司的工廠高。
中日之間勞動生產率的比較，筆者沒有官方統計數字，看了一下2017年12月日本生產性（勞動生產率）本部發布的報告，從每小時工作的勞動生產率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35個經濟體中，日本排名第20位；看G7（7國集團）的相關數據，日本比意大利、加拿大的勞動生產率要低，是7國中的最後一名。和10年前、20年前比完全不在一個等級上。
我們更想知道為什麽進入平成年以後，日本會出現這樣淒慘的結果。
在經濟同友會代表乾事小林喜光那裡，他的最大感觸是：“過去我們在半導體、太陽能電池、雷射刻錄盤、鋰離子電池等都是日本最先著手做的，而且曾經有過很高的市場佔有率，但現在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及韓國的產品席卷了全球，那些早已不是日本領先的技術了。”
換句話說，日本拘泥於老式的製造方法，能開發出新產品，但並不具有讓新產品大量生產的技術及設備，更不肯在相關產品的製造上進行投資。沒有了技術設備的更新，純靠一線改革、改善，能提高的生產效率，其空間實在有限。
從未來的產業發展布局看，在小林眼裡，“下一代通訊標準是5G，日本廠家保有的市場份額只有很小的一點，發揮領頭作用的是中國的華為，緊跟其後的是北歐的愛立信及諾基亞。汽車的自動駕駛及遠程遙控醫療等下一代基礎技術建立在5G之上，（日本不能有所作為）這要是不叫‘敗北’，還有什麽能稱之為‘敗北’呢？”
當然日本在很多方面保有5G的關鍵技術，但在4G落後以後，5G振奮不起來，看到美國欺負華為，趕緊趁火打劫，宣布“排除”華為等中國企業在日本做業務的機會。日本政府能做的也僅有這些，早已經沒有了鼓勵企業在5G上發奮努力的能力了。
日本在勞動生產率方面不能追趕G7其他國家，在OECD中35個經濟體中僅僅排在20名，這是過去十餘年的結果。對於在今後十年發生改變的可能性，筆者接觸到的日本技術專家、經濟評論家中，持樂觀觀點的人非常少。
但是在中國，人的思維往往具有某種慣性，尤其是歲數大的人，比如熟知三十年前日本情況、對日本感興趣的人，很容易用自己年輕時的觀念看今天的日本，相信未來日本會特別有前途，會再次鋪設出金光大道，對日本有種不切實際的期望。2018年以後，中國國內忽然冒出了一大批對日本經濟特別期待的文章與輿論，和國際國內社會歷史大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碎片化、貧困化讓個人消費嚴重不足
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筆者到日本後，除了感覺工農業方面中日差距外，對日常生活、消費理念的不同更是有切身體會。
比如，我們在農村的時候，最多打打麻將，賭上幾分錢、幾毛錢。到了日本發現這裡有數不清的老虎機，日本人對用老虎機賭博，比我們打麻將要熱烈多了。凡是有老虎機房的地方，必定有拉麵店。凡是有捷運車站的地方，也一定會有老虎機房。
當一個客人打開老虎機房的店門，先是傳出極為嘈雜的鋼珠旋轉的聲音，那是人們賭得最為熱烈的最簡單的一種表述方式，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會讓人不由得走進去賭一把。接著便是濃濃的煙味傳了出來。日本的香煙具有那麽一點淡淡的香味，不會抽煙的人聞到後都要走進老虎機房，在嘈雜的鋼球聲中抽上一支。
很多時候，老虎機房的轟鳴讓我想到了工廠的車間；濃鬱的香煙，讓我覺得自己身處於車間休息室的環境中。所有人會在這裡一根接著一根地吸香煙。濃濃的煙氣中，看不清機器，好像也聽不見轟鳴，這是一種極為快樂的休息方式。
現在走過很多車站，看到往日的老虎機房已經消失，可能更多的是因為自己也老了，聽老虎機的轟鳴已經沒有了往日的喧囂，老虎機房客人進出時，幾乎聞不見香煙的味道。走進去一看，見老虎機房也開始禁煙，至少個別區域是禁止吸煙的。
看看相關的統計，平成元年的30兆市場，在1995年以後已經開始下滑；30年前3000萬玩老虎機的“賭徒”，如今只剩下1000萬上下。三分之二的“賭徒”消失後，老虎機的出資人自然也少了，讓日本街道變得非常安靜。
到了日本的住處，第一件事是打開電視，聽裡面的日語。最近忽然發現，同樣教人做飯的節目，平成元年前後是教人如何做四口人之家的飯菜，現在幾乎清一色地談該如何做一個人的一份飯。問電視台的朋友，對方說，“十年前我們的節目談如何做兩個人的飯菜時非常有收視率，現在是一個人。如果教人做兩個人或者兩個人以上的飯菜，節目就基本上沒有人肯看了。”現在35%的日本人一個人生活。如果筆者的記憶沒有太大的偏差，在平成元年前後，儘管大量的高中及大學畢業的人會進入到大城市中，成為一個家庭僅有一人的情況，但那時一家一人這個數字不會超過20%。進入平成年代以後，日本社會愈發的碎片化了，不論老小，人們更願意選擇一個人的生活。
去見三十年來的朋友，發現他們中間很多人未婚，或者結婚了也未育，有些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但現在這些孩子也都三十上下了，比父輩出現了更大比例的未婚未育。
現在依舊在學校工作的那些朋友，不斷感歎教育經費的縮減，日本公立教育的經費早已嚴重不足。從公立教育費用與GDP的比率看，在世界154個國家中，日本以3.47%的比例，位列第114位，法國為5.46%（第37位），美國4.99%（第59位）。教育費用主要需要個人負擔。去年安倍內閣才開始制定免費教育的相關法案，至於何時能夠看到效果，目前還很難說。
現在日本經濟增長期的長度該是戰後最長的，看了日本政府《月例經濟報告》後，一些用中文寫作的媒體人立即作出了日本將持續繁榮的結論。這裡我們不如還是看經濟界的人是如何看的。經濟同友會小林喜光說：“（過去）6年時間裡，GDP增加了60兆日元，但國家及地方的借款也擴大了175兆日元。”是GDP增加快，借款暴增？一個簡單的算術問題，這裡就不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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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時代的“失落”“敗北”是個不爭的事實。在過去的三十年時間裡，日本引領的世界技術革新、日本主導的新產業組織變革、日本企業的新技術革命、日本創立的消費潮，隨著泡沫的崩潰而消失殆盡。泡沫崩潰後，日本進入到了長長的漆黑隧道中，目前日本的主要學者、評論家還沒有看到出路。
而不少不太懂日本的中國學者、媒體人，他們已經為日本經濟發展找到了出口，宣布日本就要迎來十年黃金期了。但願這次中國學者、媒體人預測得非常準確，在我們可能會遭遇不少困難的時候，日本終於甦醒，有了讓我們再度前行的國際條件和借鑒力量。
只可惜，怕是今後10年根本看不到。
作者：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 執行院長。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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