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和，我不是大神，處在鏈條的最底層

提起三和人才市場，人們通常會想到那個由所謂“三和大神”定義的奇異之地。這個稱謂開始於三和打工者的自我調侃，進而發酵於網絡，成為三和的代名詞。

杜立安為尋找“三和大神”而來，卻發現人數更多的，更為典型的是駐留此地的底層勞動者們，然而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被無視和消音。

以一具勞工的身體，更深入地觀察這些勞工，杜立安在三和開始了自己的為期一周的“身體打卡”之旅。

他在電子廠的流水線上擰螺絲接線，在物流廠裡通宵分揀快遞，在工地大樓裡運垃圾。三份日結工作，累計實際工時超過30小時，總計賺取350塊錢。在他的敘述中，雖然少了幾分戲劇性，但卻能感受到那個遊離於網絡之外的真實三和，以及更為普遍的駐留此地的勞動者們。

日結：僧多粥少

八月份，在做了些準備之後，我（又）來到了深圳三和。

為了在某種程度上不那麽扎眼，我在網上買了最便宜的黑色襯衣和黑膠鞋，翻出了從本科之後就再也沒穿過的放了十年的牛仔褲。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我感覺有了幾分勞動者的樣子，並對此次“身體打卡”之旅有了點信心。

為了保證重體力勞動後的休息，猶豫再三，我還是訂了附近的酒店，沒有像預想的露宿街頭或者在網咖刷夜。

一夜安眠，次日清晨，我來到“海信大酒店”前的小廣場，等著搶日結。

早上五點一刻，天還沒亮，這裡已經人群聚集，在昏暗晃動的燈光中低語著。間或下著小雨，人群躲進兩旁的屋簷下，黑沉而擁擠。即使是這樣的氣象，工頭和中介也很快如期而至。

首先出現的是給工地招人的，直著嗓子喊了幾聲“工地雜工！”，也不說多少錢，具體幹什麽工作。但這無關緊要，很快就有一堆人圍了上去，遞上身份證作為乾活的憑證。沒幾分鐘就收了厚厚一摞，大約三十多張。

“人夠了，走了走了。”工頭喊了幾聲，帶著一隊人馬離去。

沒有應聘的人群則開始在旁邊議論這份工作的各種細節，有做過的人說他們工作太重，錢少不值得。而旁邊一堆人也附和，下雨了，在工地上乾個毛。

不一會，又來了一個滿臉戾氣的打著傘的黑衣人。當人群圍上去詢問時，他板著臉不耐煩地說：“不要不要，我只要熟人。後面大把招工的。你們等著去。”撥開人群，他似乎看到跟著自己做過工的人，便指著一邊對他們說：到那邊等我。

這波招工最終只有寥寥數人。“夠了夠了。走吧。”他們也迅速地乘車離去。沒找到工作的人們不滿於他的態度，紛紛嗤之以鼻：“他就是要賣菊花的。”

屋簷下的人群越來越多，有點超現實的味道。大家都在說著下雨不好幹了，來招人的也少。零星出現的幾個工頭很快就招夠了人離開，圍觀者也隨之一哄而散。“掛逼嘍，掛逼嘍。”周圍的人都在喊。

突然，有兩個人發生了口角，甚至快打起來了。一個說要掛逼了，給多少錢都做，另一個人不幹了，說三和大神要有原則，不能賣命。於是兩人在起哄人群的圍觀下直著嗓子對罵。

事實上，工價的確低得發指。普遍是在一天一百出頭的價格，即使那些最重的體力活，也都沒有什麽超過兩百塊錢的工作。即便這樣，大部分的工頭也都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招到工，而務工者們則幾乎沒有什麽討價還價的可能性。

我在一旁聽著，思考著到底去應征什麽工作，但往往是一猶豫，工頭就招夠人並離開了。僧多粥少，好的工作根本搶不到，不好的也不缺應征者。

逐漸地，天亮起來。廣場上仍然還剩著幾百個沒找到工作的人。賣西瓜的來了，周圍的人群開始陸續散開，或者坐在牆邊發呆。

現在，我真的是個流水線工人了

在第一波工地招工的人消失之後，逐漸開始有些奇怪的工作機會出現了。

先是來了個招挖溝工人的，說要挖三米深的溝，一天一百八。招獻血漿的也出現了，白胖中介用嘲諷的語氣喊著獻成分血不累錢多，有三百塊錢，下午就能回來。還有人招往六樓搬床的，說有八十張床，不管多長時間，搬完就給三百。甚至還有幫人換行車執照的，說是去代體檢，不用乾活，但只有四十塊。

這些招工者都是收身份證走人。我拿著身份證走來走去，一臉焦慮。快七點的時候，我終於下定決心抓住機會，找到一份在電子廠流水線上螺絲的工作。

深圳的工廠實際上都不是很遠，分散在從深圳灣到龍崗、龍華一帶附近。我們這些在各個招工集散地的日結工們被工頭雇來的小巴運往各個工廠。七點四十，我和另外十幾位工友們擠在一輛拆除了座位的小車裡如沙丁魚般被送到了電子工廠。

透過貼黑的車窗向外看去，這一路似乎都在寬闊而熙攘的街道上穿行，從未離開過城市的範圍。我們目的工廠在一個工業園區的二樓，到達時還沒到八點半的上班時間，於是我們全都蹲坐在樓下等待開工，目睹著穿著工服的正式工們陸續談笑著走進廠房——此刻距離我起床找工作已經三個多小時了。

八點半，列隊，訓話，乾活。我被分配在一條流水線開始的崗位上，這意味著若非手腳麻利，我將影響到整條生產線的效率。

手頭的工作比想象中還簡單：上緊三顆螺釘，把電線固定在轉接盒裡。從上到下依次是藍線、黃線和棕線。任何一個正常的人經過幾分鐘熟悉就能不過腦子地做，毫無技術含量：畢竟是給日結工做的活，需要隨時上手，同時也隨時能夠被替換。

在我乾活之前，已經有人在這裡幹了一整夜了。我之前一班是個妹子，明顯疲憊而無精打采。在領班的要求下，她沒好氣地教了我一遍如何使用緊螺絲的電動起，如何連接三條線：“藍線，黃線，咖啡色的線，順序不能錯，錯了要返工。”

我試著做了一個給她看，她說：“電線往裡太深了，現在壓著膠皮，沒壓著芯，重做。”第二次做時我便掌握了關竅，她看了看沒說什麽，和領班打了個招呼揚長而去。

接下來便是十幾個小時工作的開始，在幾次簡短的嘗試後，我很快進入了加速的工作狀態。

工作本身真的很簡單，簡單到整個流程沒有太多可以推敲和優化的地方：要接的三條線中，黃線是根獨立的短線，而藍線和棕線則是連接在一塊集成電路板上。我在台面上排開五個接線盒，先上黃線，再依次藍線和棕線，然後拉拉看有沒有緊，便把它放在旁邊的紙板上，十二個作一版，進入流水線的下一級。黃線，藍線，棕線，拉拉，放一邊。我就這樣機械地做下去。

在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還暗暗想著自己的身份，並為成功的“混進”工人階級隊伍而暗自竊喜。在這種輕微錯位中，我似乎有著某種表演感，並有了某種程度上的分裂感：身體上在機械重複而加速，腦海中則在想著自己這次打工試圖處理的問題，想著那些理論框架。

然而這樣的狀態卻沒持續多久，我的腦子很快就因為手上單調重複動作而進入了放空狀態。

“象徵資本包括著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藍線，哎我好像接錯了，得把黃線退出來……趣味實際上是結構性的身份區隔……啊呀接線盒不夠用了，剛才她說多餘的放在哪裡來著？……政治是使不可見者變得可見，是製造無分者之分……工頭又來了，他怎麽在旁邊看著我？是我太慢了嗎？哎呀怎麽插不進去，要被罵了嗎……”

很快，那些來自布迪厄和朗西埃的片段便被三條電線徹底打敗了，而腦子裡便只剩下三種顏色的線和白色的小接線盒，並時不時被消耗光的材料打個岔，而在補充後又繼續重複這個過程。黃線，藍線，棕線，拉拉，放一邊。現在，我真的是個流水線工人了。

我們到底做的是什麽？

就這樣不知過了多久(也許才一個小時？)，我才開始能夠再注意到周圍的事情和人。

用餘光瞟瞟，正對面是一位穿紅色衣服的小夥，他和我做著同樣的活。左前方是流水線下一級的大姐，她把我們做好的原件組裝到一個白色盒子裡去，給到我左邊的大叔，他需要為盒子上四個螺絲，然後放在旁邊的傳送帶上，進入流水線的再下一級。

我突然意識到，我並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麽東西。這個問題充斥了我的腦海：我們做的是什麽呢？說它是燈的一部分而又有點不像，難道是某種煙霧報警器嗎？

我邊想著，邊重複著手上的活計，邊感受著某種與勞動相分離的無產階級化的真實處境：我們已經不再理解自己的勞動，並和這個勞動的結果相分離，只是在操作一個黑箱，並在這個過程中把自己由一個具體的人化約為一個抽象的以時間計的勞動力。

我們到底做的是什麽？這個問題在此刻似乎變成了我生命的某種終極問題，我想忍住不問，看能否從蛛絲馬跡中判斷出來，但卻只能尋得各種似是而非的東西。

終於忍不住，我和對面的工友搭訕，結果他也不知道。不知什麽時候，一位衣著靚麗戴著耳環的小廠妹替代了旁邊的大叔，我搭訕問她，咱們做的是什麽呀？她燦然一笑，說“xx燈。”

隔著工廠風扇和傳送帶的巨大噪聲，我沒聽清，便回問“什麽？高壓燈嗎？”“藍牙燈。”我終於聽清了，而這個答案似乎又什麽都不是，只是把我丟回到之前的重複勞動中去。

加速，加速，加速

日漸當午，我手心和身上開始出汗。於是再多解開一顆紐扣。當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在做的事情上之後，我發現擰螺絲的活計並不容易。因為是一字螺絲，電起子需要以一個平行於螺口的角度進入，但擰完螺絲後的起子頭卻總是一個隨機的角度，無法直接對準螺口，從而每次都需要調整一個不同的角度才能順利進行下去。這種細微的偏差被時間逐漸放大，讓我精神緊張而焦躁。

同時被放大的還有我身體上原本微不足道的感覺。緊張的背部變得更加緊張而至於痙攣，腰椎似乎開始承受不了我上半身的重量開始刺痛，尤其是左手大拇指和食指尖：由於需要用來扶住電路板，它們被電路板的輕微起伏磨損而開始紅腫。

這些小的細節伴隨著不斷重複的肉體單調動作將我推到了某種特殊的緊張狀態之中，我開始不由自主地加速，加速，加速，似乎想要在將這種動作推到極限處而衝破牢籠。

每個在流水線中的人都在進行著類似的加速運動，整條流水線便越來越快地運轉起來。並不存在什麽極限之處，仿佛這種加速是一個自動完成的指令，身處其中的肉體在這樣的結構中被規訓，被刨除思考和行動的可能，只剩下一個不斷重複而加速的動作。

時間變得無限緩慢，注意力則被擴張到整個身體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消費已經變得具有了某種注意力經濟的特徵，生產端也伴隨著類似改變。如何佔據時間，如何更有效率地佔據內在於肉體的時間並將之用於生產，是這個系統的要求。

120塊，這是我賺得最困難的一筆錢

十二點，午休鈴聲響起。流水線轟然而止。所有人放下手中做了一半的活計，沒有絲毫不捨。

下午，一個半小時的午休後，我們繼續回到流水線工作。時間開始緩慢地持續著。我盼著今天的十二小時工作迅速結束，但每次看表時它卻只是過了十分鐘或者十五分鐘。這種煎熬讓我想起了曾經的軍訓——從對身體的規訓角度而言，此二者的確有著共同的來源。

終於，晚上十點半，下工的鈴聲響起。我迅速停下手中的活計，此刻已經毫無念想甚至毫無感覺，只是一片空白和空虛感。

從早上不到5點起床，到此刻已經過了十七個半小時。最終，當我拿到了今天工作所得的一百二十塊錢時，突然意識到，這是我迄今賺到的最困難的一筆錢。

晚班日結：快遞分揀工

沒想到，上一句判斷在一天之後過時。

睡了一個晚上和一個白天之後，我又來到小廣場，在人群中等候晚班中介。此時是晚上7點左右，天沒黑透，人聲嘈雜，各種在我看來奇異的事情隨時發生著。比如有人砸爛一塊地磚，然後用地磚敲開一輛共享單車，騎上揚長而去。又有人到處推銷一台手機，不知道是從哪裡偷的，或是哪個“大神”賣了的，圍了一圈人看。

中介陸續冒了出來。在隧道裡清淤泥，裝袋，八小時一百三。圍觀的人們嗤之以鼻，說給錢太少活又太累，中介反唇相譏：你們這些人不乾活就掛逼在這裡吧。吵吵嚷嚷間他招夠人迅速離開了。一個穿著特勤製服的人來招保安，一百一八個小時，要身高一米七以上，黑鞋子。我沒有黑鞋子，於是又不能去了。又來一個招高空作業，裝玻璃，一百五一天，要願意爬腳手架到房頂的工人。周圍的人似乎對這個中介比較抵觸，都在小聲罵著。一個大神則直接跑過來怒斥：“你不就是看我們在這裡掛逼了麽！給那麽低的工資你去其他地方找得到人麽！”

錯過很多機會之後，我選擇了一個去快遞公司通宵分揀包裹的工作。工作地點在蛇口的物流園，我們坐上小巴很快出發了。到達目的地後，工友們三三兩兩地在車間門口抽著煙刷著手機，沉默地等待著開工的時間——這個工作是兩班倒，夜班從晚上九點半到次日早上八點，中間休息一個小時。

九點整，在工頭的召集下，人們在物流工廠裡列隊集合了，大家鬆鬆垮垮，領了反光安全馬甲後隨意地站在一起。承包工廠的老闆出來訓話，倒是意外地和氣。他先說安全第一，如果出了事會賠，但請大家多注意安全，畢竟受傷自己遭罪，然後強調說不論如何不能偷快遞，最後加了句說不乾到早上八點是不給錢的，少一個小時都不能領錢，請各位做好心理準備。大家站在下面懶散地聽著，明顯大部分人已經來過很多次了。

接下來是分組，每個快遞公司的正式工過來帶走幾位日結工。有些日結工明顯是老油條，笑嘻嘻地和其中幾位正式工人勾肩搭背地走了。而我和其他三位工友則被分配給了一位看上去靦腆和善的四十歲上下的工人。我們跟著他到了分揀和掃描的流水線，他把幾個熟面孔先安排好了，然後把我安排在最邊上的一個位置，負責207和209兩個區域。

我處在這個鏈條的最底層

面前是堆滿快遞的傳送帶，由正式工擔任的分揀員會把快遞按配送區域撿出來，丟在各區域前面的地上，而我則需要掃描這些快遞，把它們拋到後面臨近裝車點的位置，讓相應的裝車工人裝進卡車裡。這些分揀和裝車的稍有技術含量的工作都是由正式工來做，而掃描和拋擲這樣的純體力活則交給我們這些臨時工。

我被分發了兩隻掃描槍，對應兩個區域：207是去往羅湖區的一部分，而209則是鹽田區。

我要用不同的兩隻槍掃描對應區域的快遞上的條碼。這看上去簡單的活其實並不簡單。開始我手忙腳亂地按錯了鍵，要交回給正式工去恢復設定。很多快遞上的條碼估計已經因為之前的暴力運輸而模糊不清，或者因為貼在了紙箱蓋子的縫隙上，發生形變無法掃描。我只好使勁扒平，或者手動輸入單號。

這樣的延誤使得我面前的箱子和焦慮迅速堆積——只要我停下手中的活計兩三分鐘，兩個區域的面前都能堆起二十多個包裹，而我便只能連續勞動，加速清理，讓它再一點一點地消下去。

在工作中，很快就能看出某種等級的差異。最上層的是快遞公司的正式工們，他們有專屬座位，能相對輕鬆地坐在傳送帶前進行分揀。邊分揀邊扯著家長裡短，甚至拿出藍牙音箱來聽音樂。但他們卻很少和我搭話，即使我主動和他們打招呼——除了他們丟下來的快遞偶爾打到我的頭時，會吱一聲表示歉意。

日結工的待遇也各不相同——每個區域的快遞量不同，離對應車的遠近也不同。我對面的208和210區域幾乎和卡車挨著，而我這裡的區域則因為高層傳送帶的阻隔，和車隔了五米左右。所以，我每一個快遞都需要比別人丟得更遠。我這樣的新面孔日結工處在了這個鏈條的最底層。

煩躁升起，憤怒滋生

彎腰撿拾，掃描，往後拋擲。我重複著這樣的動作。已經多少年沒熬夜了啊，更沒真正做過這樣持續性的重體力勞動，我很快精疲力竭了，但時間又過得如此緩慢。

我開始體會到不同包裹帶來的感受和情緒——那種輕重適中的軟裝包裹是最好的，可以捏著一個角輕鬆丟出很遠。一隻手能拿住的紙盒子也不錯。大的箱子就比較麻煩了，特別是那些尤其笨重的和尤其巨型的，對於後者，找到條碼都是個問題。

心情一點點沉下去，煩躁升起，仿佛每個包裹都成了敵人。真是什麽千奇百怪的包裹都有，從兩米多高的梯子，到散裝的桂圓(已被壓得全是汁液)，到密度大到讓我以為是鐵塊的神秘物體。據他們說，有人還寄了一隻活雞。

我開始擔心自己手裡的包裹：如果它裡面有爆炸物怎麽辦？如果有腐蝕性物品怎麽辦？我會不會莫名其妙地犧牲在這裡？

我也終於理解他們為何都帶著巨大的水壺了。快遞分揀真是一項極重的體力勞動，需要不斷補充水分，但如果長時間離開崗位打水，則會造成快遞堆積，流水線崩潰。

我很後悔自己沒有早對此進行預判：我隻帶著一瓶500毫升的礦泉水，只能一趟趟跑向車間門口打水。即使跑得再快，一趟也要三四分鐘，因此回到流水線時往往需要面對堆積成山的快遞。

這一晚上我喝了七八瓶水，但竟然沒有上廁所。全是汗，順著頭髮在彎腰和起身間一滴滴甩出去。有的進入眼睛，刺痛。然而無法擦拭，我手上全是灰——在三個多小時的勞動後，手套磨破了，左手大拇指也起了水泡。腰椎開始咯咯地響。包裹越來越沉重，彎腰越來越艱難。

莫名地，我出現了某種憤怒感，但卻找不到一個明確的憤怒對象。我對快遞公司憤怒：為何不把利潤用在更加智能化的分揀系統更新上，或者至少多雇傭一些分揀工人？現在的情況是幾乎極限地使用日結工的勞動力，工資卻是少得可憐。

憤怒還指向了那些寄包裹的人：為何那麽奇異的物件要走快遞而不走物流？有些在身邊市場就能買到的大件物品，為何還要網購？有沒有考慮到一個快遞工人在搬著長寬高都超過一米，或者重二三十公斤的箱子時的感受？

最終，憤怒指向了那些包裹，指向了所有的體積和重量。我開始越來越暴力地扔出那些快遞，能扔多遠扔多遠，就這樣一件一件地甩出去，看它們劃出一道拋物線，然後落到散亂堆積的快遞堆上，再滾落在穩定的地方。

那些本來就被前序分揀摧殘得夠嗆的紙箱或塑料套，在我這最後一級分揀中又進一步被摧殘，甚至有些快遞的包裝散開，東西灑落出來。而這樣的快遞會被撿出來放在一邊，最後退回發貨地。

接近天亮，時間越來越慢，整個人幾乎要昏過去，腳步是飄著的，腦子裡在嗡嗡響。以至於真的結束之後，一切都沒真實感了，接過一百一十元酬勞，我站在工廠門口，什麽都沒法想。

回到住處，在極度的疲憊中倒頭就睡，睡了一天。晚上去超市，我竟然在葡萄酒的架子前站了好久，想喝酒，想找一瓶勃艮第的霞多麗，結果沒有，只有各種長相思。店員過來問我有什麽可以幫到的嗎，我想想說沒有。討論產區，討論口感的區別，冰鎮到十度，醒酒，輕輕抿入，讓酒流過舌尖，舌側和舌根——我突然從身體上感到虛偽、厭惡和疲憊。在結账時，我無法彎下腰去從籃子裡拿東西，只好把籃子整個提起來。

之後看到快遞資訊時，我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那個從分揀中心發往街道片區的資訊背後，就是一位我這樣的掃描分揀工人，十有八九是臨時工，十有八九和我一樣憤怒，把我的快遞遠遠地砸過去。那些我們都沒有意識到的工業品和便利，後面都有著這樣憤怒的世界。

嘗試一份不同的工作

昏睡整日整夜，而疲累依舊，每一寸肌肉都在疼痛中。次日，我決定繼續打工的計劃。在離開深圳前的最後一天，我準備嘗試不同的工作。

還是清晨五點，一陣陣地下著大雨，人群與中介無懸念地如約而至。有個大嗓門的中介打著黑雨傘，來回走動著吆喝。他招工去惠州的工地，包來回，乾九個小時，中間包一餐，薪水一百六。這個報酬算是相對很高的了，但大家都不想去。說是這種太遠的工地，工頭不一定會像約定地找車把你送回來，而且耽擱在路上的時間太久，算下來就很不劃算了。然而中介仍然很有信心甚至帶著輕蔑吆喝著：“去不去不去拉倒。下雨找不到工作。”“雨天的工作多了。”人們回應。

的確更多的中介很快出現，加入吆喝的行列。有個中介說要找去鳳崗工地做衛生的工作，不需要搬重物，一天乾七個小時，一百二。我想了想自己的身體狀況，稍微猶豫了一下就遞上身份證報名了。“我們這裡不需要身份證。”對方說。我被迅速塞上了停在一旁的麵包車裡。

車上早已有幾位工友，拿著安全帽，低頭閉目沉默著。我問其中一位這個中介靠不靠譜，他哼了一聲說：“什麽七個小時，別聽他忽悠。”果然，看著一時招不滿人，中介開始繼續吆喝：“去鳳崗搞衛生，四個小時。不用乾活，去了就睡覺。”我心裡暗想：果然是在忽悠，當我們三和人傻呀。

但還是有如我一樣的人陸續上車坐定，而小車很快把我們拉到某個工地門口。車門轟地被拉開了，一個新面孔在外面吼：“一半人下車，到對面坐大巴！”大家似乎都不太情願，嘴裡嘟囔著。看著之前搭話的工友不願下車，我想下車一定不是啥好事，便假裝沒聽到，還往裡蹭了蹭。

最終，靠近門的幾位被陸續勸下去了，而我正好處在安全的位置而幸免。車再次啟動。之前的工友說，下車坐大巴是去更遠的工地，不劃算。我們坐在這裡去的地方比較近，不是鳳崗。果然，沒幾分鐘，小車就開到了南山區的一處接近完工的大樓工地前。

領取了安全帽後，我們進入工地大門。老闆娘將我們的名字登記在一張白紙上之後開始分發工具，然後拍照：這是為了給上一級的公司看每天實際參與工作的人數。而後，工頭安排兩位熟悉的工人在最後一排多舉了兩頂安全帽，以再冒領兩份工資。

我們要乾的活比較輕鬆：將初裝修後的建築垃圾從27樓的工地現場運到1樓倒掉。有的人負責用鏟子和掃把打掃裝運，而我和另外一位約莫50多歲的工友則被要求負責推手推車運送垃圾。

很快便開始乾活。推車上27樓，等別人裝車，再拉回1樓傾倒。而電梯有些問題，常常過樓層不停，這麽等上一趟差不多得十多分鐘。我則樂得清閑，抱手在旁邊休息。和流水線或分揀工作相比，這實在是輕鬆得有點不成樣子了，我開始覺得早上忽悠的中介也不完全是騙人。

畫地圖

和我一同等電梯的是那位同拉小車的大叔，我們很快攀談起來。他一口東北口音，這在深圳這樣的移民城市不算鮮見，但卻讓我覺得親切。

他說老家是黑龍江七台河的。我一聽樂了，說我一個特別要好的朋友也是七台河的啊，是朝鮮族。他問我是姓樸還是姓金，我說姓樸。他說那大概率是他們鄉的，說那裡有兩個朝鮮族村，大多姓樸，說他們都喜歡吃狗肉，原來老一輩是朝鮮那邊過來的。然後便聊到朝鮮。大爺說，朝鮮那邊現在工價低，“朝鮮窮，他們那邊的工人一個月才一千塊錢。”

我問現在還有沒有從朝鮮過來的人，他說他們那邊不多，遼寧多。說著，他拿起個小棍子，在滿是水泥粉塵的地面上給我畫地圖：“這裡是黑龍江，這裡是吉林，這裡是遼寧，朝鮮接著遼寧。”一個歪歪扭扭的中國和朝鮮半島就這樣出現在了地上。東三省在這個地圖裡特別大，幾乎佔到了中國的三分之一。“繞著這裡的是俄羅斯，從這邊到那邊，全是俄國的。”說著，他在地圖頂部加了一個大圈。

話題又繞回我們的工作。我好奇這位大叔為什麽那麽大年紀還要出來打工。他說，他們那邊原本都是在當地做煤礦的，但最近幾年不好做了。一是很多煤礦都挖空了，二是現在管得比過去嚴，哪個礦一出事，周圍的礦都要停工整改。這樣一來就沒工可做了，只能來到深圳打工。在工地做，或者做綠化，或其他能找得到的工作。

但還是工地的工作好做，特別是像現在這樣不用曬太陽的大樓工地。“我原來乾過綠化，不好乾，這個季節太熱，曬太陽，皮要曬掉的。”

我問他：“一個這樣的大樓工地有多長時間？是不是我們都可以隨時來打工？”

“至少三四年，就是修地下室麻煩。現在不都要地下室停車嘛，至少修三層，有的五層。上面的容易。都沒幾個人乾。乾活的都是長期工，錢多呢，一個月六七千。技術活不會讓零時工做，我們就是打些雜活。灌水泥那些都有標準，要培訓的。”

日結工的上帝視角

一邊說著，我們一邊慢悠悠地推著小車一趟趟跑。似乎所有人都懶洋洋，甚至工頭自己也沒多少積極性。我覺得奇怪，便問：“我們那麽慢沒人來管嗎？誰發錢啊？”

“張老闆。”

“那誰給張老闆發錢?”

“他跟公司拿錢。”

“慢慢做，我們今天拉了四車了吧？現在十點，等下十點半再往下走，等電梯十五分鐘，差不多下來就吃飯了。讓拉六車拉了五車，也差不多了。”樂得慢慢拉，我便也懶散了下來。

接近中午的時候，七台河大叔突然問我有沒有去過樓頂。我說沒有。“要不咱們去樓頂看看？我也沒去過。”他提議。“去！” 於是我們就丟下小車，坐電梯去了樓頂。

這棟大樓一共六十層，樓頂風很大。往南看去，可以看到深圳繁華的天際線，再遠處是深圳灣的海岸線，以及對岸的九龍半島。向下望去，則是車水馬龍，車輛小如螻蟻，使得這樣的上帝視角不再真實。而當我在使用“上帝視角”的時候，我實際指代的是兩個建築工人——準確地說，是地位最低的工地日結雜工。

我們在這裡吹著風，看著這個與我們有關又無關的城市之熙攘。七台河大叔指著遠處對我說：“你看那邊，那棟樓是深圳最高的樓，說是全國第一高，世界第三高，好像有一百多層……那邊那棟叫玉米樓，你看像不像個玉米棒子？又說是子彈樓，是個地標。”

他抽了一根煙，又站在樓邊上，拉開褲子往下撒了一泡尿，我猶豫了一下沒有加入。沉默了一會兒，我們重新走向電梯。

他們攥著兩塊零錢，我拿著公交卡

下午，為了完成工作量，我們明顯地加速了，卻也的確不累。時間便在如此的做做停停中度過了。這一天，我往樓下運了二十多車垃圾，身上也沾滿了粉塵和垃圾的酸臭味。

下工後，工頭雇來的司機並沒有把我們直接送回三和，而是送到了龍華區另一個村子，那是工頭住的地方，我們要在那裡和老闆娘結算當日工錢。老闆娘姍姍來遲，當我們拿到工錢時天已黑透。走在街上，我們如隱形人般。

衣著光鮮的市民笑著、沉默著從我們身邊擦肩而過，絲毫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存在，似乎彼此並不共享著同一個世界。

回三和需要再乘公交，九個站。他們每人攥著兩塊錢的零錢，而我則拿著一張公交卡。等車時，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廣東的各個類似三和的打工聚集點，比如廣州的東區和東莞的人才市場。他們比較了各處的房屋租金，感歎在東莞能租到一百塊一個月的房子。

其中兩位工友拉著我，說看你說話，學歷一定比我們高。有什麽事別想不開，別在三和長呆，這裡沒有希望。你做了日結也看到了，和外面聽說的不同，中介會坑你。你在別處能有機會，而這裡是坑，會陷進去。

我非常難過，又無法直接說明我的真實動機，只好聽著他們一直安慰我。他們約我明天再一起去工地，我推脫太累，不想動了。他們又改問後天要不要一起，我只好說，我準備回一趟老家。“回老家好，這裡不能呆下去。”耳邊一直回響著那句話：“這裡沒有希望”。

車來了，隨著我們的上車，人們紛紛掩鼻讓座，我們便這樣自動地佔據了最後幾排座位圍成的一整個太空。

我們一路聊著政府準備改造三和附近城中村的傳聞，說是被某著名房地產商承包了，要改造提升，變成廉租公寓租出去，而租金則差不多變成了每月兩千元以上。這個價格顯然不再與日結工有關。大家繼續討論，說如果沒有了三和，他們這些做散工的人還能往哪裡去。或許是東莞，或許是珠三角其他更遠的地方。

是啊，還能往哪裡去。

x 撰文 / 攝影 |杜立安

x 編輯 |周雙玲

x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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