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弼德：從社會網絡討論道學興起

包弼德

Peter K. Bol（包弼德），現為哈佛大學副教務長和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其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史，重點關注7世紀到17世紀中國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的文化精英，其主要著作中，1992年出版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已被翻譯成中文，2008年發表的《歷史上的理學》的中文版已於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Bol教授被任命為哈佛大學地理分析中心主任，隨後指導CHGIS和CBDB兩個數據庫的建設。

本文來源：包弼德所作《群體、地理與中國歷史：基於CBDB 和CHGIS》（《量化歷史研究》第三四合輯）。

“Populations are clustered in places.”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Peter K. Bol（包弼德）教授用這句話引出地理位置與歷史的互動（Bol，2013）。

人群在一個具體的區域內聚集，為了生存采取合作，不同的群體在爭奪有限資源的過程中產生衝突，劃定相應的領土和疆域；地理條件篩選了適合生存的人群，人群在適應環境的同時改變環境。儘管還有諸如氣候等因素的影響，歷史這一時間概念，大體而言，產生於太空與群體的互動。歷史，作為過去的記載，持續地發生著變化。一直以來，學者試圖從各個方面了解歷史，解讀歷史的進程。群體和地理是兩個解讀歷史的核心要素。

從群體角度解讀歷史有兩種方向，其一是集中於精英群體，如美國議員或英國內閣成員（Marvick，1961）、俄國蘇維埃領袖或中國共產黨長官人等（Lasswell and Lerner，1965），這部分研究一般基於一個假設，世界的運轉和歷史的形成很大程度是由這部分具有經濟和政治權利的群體推動的；其二是關注更一般化的社會群體，如 Plakans 和Wetherell（1988）考察19世紀中期東歐農民群體的親族關係和社會網絡，以分析現代化之前歐洲社會結構，此類研究更希望從群體研究中反映社會結構和社會流動。儘管目標群體不一樣，這兩種研究思路都基於一個假設：歷史由群體意見的變化決定，因此可以通過研究群體的政治和經濟利益、關係網絡，去解讀歷史。

從地理角度解釋歷史則在解釋程度上出現了分歧。持地理決定論（geographical determinism）的學者認為，地理條件決定了當地民眾的生活和勞動方式，進一步影響人的思維和價值觀，從而決定一個地區的發達程度和發展路徑。2006年翻譯出版的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和鋼鐵》一書認為，世界上不同地區間，適宜生存並可加以馴化的動植物類型不同，直接影響了後續文明進程。儘管該觀點的反對者認為不能忽視人的能動性，但地理條件在塑造歷史中的地位是無法忽視的。

總體而言，群體和地理是研究歷史的兩個重要角度。然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從群體和地理的角度研究歷史是受到限制的。一方面是材料的收集和整合程度不高，另一方面是可供利用的技術工具不成熟。在這些限制下，從群體和地理角度研究歷史只能局限在很小的範圍內進行。到了今天，數據庫和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等技術日益成熟，使得大量碎片化的資訊可以在一個平台內得以整合，極大提高了歷史資訊的完整性和系統性，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技術支持。

對於從事中國量化歷史研究的學者而言，中國歷代人物傳記項目（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CBDB）和中國歷史地理資訊系統項目（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CHGIS）是兩份核心數據資料。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Peter K. Bol（包弼德）是這兩個重要項目的主編和指導人。在第四屆量化歷史講習班中，Bol教授基於CBDB和CHGIS兩個數據庫，講述了傳記和地理資訊系統的構建，以及用計算方法對群體和地理資訊進行收集和分析的理論基礎和技術操作。本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展現Bol教授的課程內容和研究成果：第一部分討論CHGIS的構建和應用，第二部分回顧群體分析的兩個核心方法，即群體傳記學和社會網絡分析，第三部分討論CBDB的構建和應用，第四部分以Bol教授對宋朝道學興起的研究為案例，展現CHGIS和CBDB在實際研究中的應用。

從社會網絡討論道學興起

在12世紀，道學作為一種新的儒學思想流派在中國興起，迅速在地方文人精英群體間傳播，Bol教授稱其為新儒學（Neo- Confucianism）。在其收錄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卷）》（張聰和姚平，2012）中的《宋明理學與地方社會：一個12—16世紀間的個案》一文裡，Bol教授提到，南宋末年的科舉考試將道學的教義、概念和重要文本納入考試範圍，元、明兩朝延續這一做法，道學也成為宋與以後各代政治和社會延續性和思想文化發展的主線之一。道學是否僅僅是正統思想的延續？道學的傳播有什麽特點，是否與其觀點主張相契合？這是本節將要討論的問題。

與之前的儒家思想不同的是，道學的興起有明顯的思想領袖，如朱熹、張栻和呂祖謙，他們共同的目標是建立一種新的道德秩序（如三綱五常），一種新的學習方式（如格物致知），並且通過辦學推廣思想。道學的傳播發生在南北宋交際之時，在這個時期，文人精英的本質發生變化，仕宦家族逐漸將自身轉變為地方精英，他們參與地方政治，有較高文化道德水準，對道學的傳播產生極大影響，使得道學不僅僅是一場思想運動，同時也是一場社會運動。

古代先賢在缺乏傳記數據庫和SNA分析技術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了社會網絡在思想文化領域的作用，明末清初理學大家孫奇逢（1584—1675年）撰寫的《理學宗傳》有意識地歸納了文人領袖及其門人弟子的學說，被譽為“海內三大鴻儒”之一的黃宗羲先生所著的《明儒學案》更是依據時間次序推移和歸納了學術流派的傳承關係，均體現了樸素的社會網絡分析思想。宋明時期思想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是由思想領袖及其門人推動的。依據這一思路，思想文化領袖憑借辦學和吸收弟子，與思想的傳播有較強的相關關係。但不管是孫奇逢還是黃宗羲，他們的分析均只能著眼於某一個學派的人及其學生，Bol教授則希望借助CBDB中較為完備的文人傳記資料，盡可能地分析道學傳播大趨勢。

從圖1可知，道學三位領袖的社會關係人的分布有明顯的地理集聚現象，這意味著理解道學的傳播必須考慮其太空特徵。實際上，這與南北宋期間文人的集聚密不可分。Bol（2012）採用一個地區在一段時間內考取進士的學子數量作為該地區對教育投資的度量，以此來定位文人集聚的中心，這是因為在府級層面，進士配額與申請者數量成比例。Bol教授從CBDB中提取出北宋（公元960—1126年）年間4073個進士，如圖2中上圖，可以觀察到進士數量集中在兩浙東西、福建、江南東西、四川西部和揚子江中部。同樣的，CBDB中南宋（1127—1279年）年間6150個進士也集聚在大體相同的位置，如圖2中下圖所示，區別僅在於揚子江中部地區的集聚情況消失。CBDB還提供了南宋期間出版作品的作者和學院所在位置，可以發現同樣的太空集聚現象。這些現象意味著，南北宋期間的文人集中於東南地區和四川西部，為了討論這一時期地方文人思想的變動，可以著重分析這部分州府和縣（圖3）。

圖1 朱熹、張栻和呂祖謙社會關係人分布示意圖

圖2 北宋（960—1126）和南宋（1127—1279）各地區進士數量示意圖

將太空和社會網絡分析結合起來，可以帶來許多新的對當時政治和文化界結構的理解。Bol教授以北宋的司馬光（1018—1086）和王安石（1021—1086）為例進行分析，司馬光和王安石分別是北宋新舊黨爭的代表人，王安石主張推行新法富國強兵，而司馬光主張恢復舊制度。有人認為王安石的政治勢力主要在南方，而司馬光則在北方，學界對此種說法進行過批評。Bol教授通過標記司馬光和王安石除了反對者之外的社會關係人的位置，對這一爭論提供了新的思路：司馬光和王安石在開封和洛陽這兩個世家大族居住的中心均有社會關係人，並且兩人均有覆蓋全國主要地區的社會網絡，儘管如此，通過密度分析依然可以發現司馬光的重心在北方而王安石的重心在南方。

圖3 司馬光和王安石社會關係人分布示意圖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分析道學傳播的三位領袖：朱熹、張栻和呂祖謙。這三個人間相互認識並且聯繫頻繁，尤其是在教學項目中。從圖1展現的這三個人的社會關係的分布與圖8南宋進士數量分布的對比可以看出，這三個人在太空分布上有較高程度的重合。但如果我們進一步放大進行分析，聚焦於進士集中的東南地區，可以發現，這三個人的社會關係人在東南地區也不是均勻分布的，在某些地方聯繫緊密，在某些地方則聯繫較少甚至沒有聯繫。分別觀察這三個人的社會關係人分布可以發現，呂祖謙的社會關係人較多居住在婺州（今金華），張栻的社會關係人多在衡州（今衡陽），而朱熹的社會關係人多在建寧府（今福建省北部）。將這三個人的社會關係分布與司馬光和王安石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儘管諸如朱熹和呂祖謙在他們所處的朝代都非常有名，並且也均四處遊歷並在臨安府（今杭州）供職，但他們的社會網絡的太空範圍卻遠比司馬光和王安石小，即使是在他們自身所處的較小範圍區域內，也並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建立了聯繫。如果我們將與他們建立了關係的地方視為道學開始興起的場所，則可以發現道學的傳播是有區域選擇的，那麽道學更容易在哪些地方開始傳播呢？

為了理解這一過程，首先需要討論南宋士人階層的興起。南宋時期，文人和參與科舉考試的考生數量不斷增加，而政府規模卻沒有同步遞增，於是考取功名的成功概率降低了，許多家族由此降低了讓其子弟進入仕途的期望。與此同時，地方家族中祖上有人當過官的比例不斷上升，這使得地方家族把參與政治轉移到參與地方社區的建設，如興辦私人書院、組織私人福利組織、組建宗族等。朱熹和呂祖謙在建立自身的社會聯繫的時候便依賴於這種地方精英家族的力量，通過在其家鄉或在其任職的地區教書培養學生，以傳播道學。這種傳播途徑的前提在於，當地有大量願意接受教育的學生。如圖4所示，我們可以看出，朱熹、張栻和呂祖謙建立社會聯繫的地區剛好是進士數量較多的地區，即，在一個更重視教育的地區，這些道學領袖更可能通過教育傳播思想。

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了，依然有部分縣和府進士數量非常多，但朱熹等卻沒有成功在那些地區建立聯繫，這些地方是福建和兩浙的沿海城市以及江南的中心地區，從杭州到揚子江區域。在CBDB，朱熹等三人的社會關係人中有籍貫記載的545個人中，僅有38個人居住在兩浙西路，這種現象應該如何理解？

圖4 朱熹、張栻和呂祖謙的社會關係人與CBDB中的南宋進士示意圖

為了進一步解釋該問題，Bol教授將朱熹等三人的社會關係人分布與1077年府級、縣級和市場城鎮商業稅配額在地圖上進行合並。如圖 11，可以發現在商業稅配額較高的地區往往伴隨著朱熹等三人較少的社會關係。商品經濟在南宋期間持續發展，而蘇杭地區更是商業中心，在這些區域，朱熹等三人社會關係人較少。由此，Bol教授認為道學更容易在重視教育的地區傳播，而不容易在重視私人商業經濟的地區傳播，道學的傳播更多依賴於在農業經濟下的世家大族的支持。這一結果與道學家們的社會經濟觀點相契合，他們更傾向於推廣地方道學家的思想而不是鼓勵政府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基礎建設的支持。

為了進一步表現這一結果，Bol教授以12—14世紀的婺州（金華府）為例做進一步分析。婺州地處浙江內陸，三面被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山包圍，境內也是山陵密布。實際上，婺州在11世紀之前一直處於默默無聞的狀態，無論是政治還是文化、景觀方面都沒有在全國範圍內能引起注意的東西。

圖5 朱熹、張栻和呂祖謙社會關係人與1077年各層級商業稅配額示意圖

但在11世紀後期，各縣興辦縣學，參與科學考試的人數不斷增加。這個地區的發展可以從登記戶籍數中得知一二。如圖6所示，12世紀中期，婺州府登記在冊的人口有15.4萬戶，這一數目在12—14世紀不斷穩步上升。有關科舉人物的傳記資料顯示，婺州殷實之家子弟的“士人化”正是發生在12世紀中期（張聰和姚平，2012），不僅府學縣學得到翻修擴建，很多家庭也開始創建私學。道學便是在這個時期在婺州興起並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呂祖謙在婺州的道學興起的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呂祖謙的祖父在北宋亡國後逃往婺州，呂祖謙在婺州出生並於隆興元年（1163年）登進士第，複中博學巨集詞科，同時，呂祖謙和朱熹、

圖6 8—14世紀婺州登記戶籍數

張栻一樣，是二程道學的信徒。呂祖謙通過教育傳播道學，他為婺州本地學生講學，並且毫不猶豫地接受貧寒子弟為自己的學生，儘管呂祖謙知道很多學生是以科舉考試為目的向他學習。呂祖謙本人並不反對士人們科舉入仕，但他希望借此來擴大道學的影響，培養追隨者，具體的做法是在教學的內容上有所選擇。

呂祖謙的教育成果卓著，首先體現在其學生佔該地區進士數量的比重上，如表1所示。而他培養追隨者，擴大道學影響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圖7所展現的1100—1300年婺州地區師生關係圖中，上圖是所有師生關係的總和，可以看到該地區社會網絡集聚現象非常明顯，如果我們將集聚的中心放大，可以發現該集聚點是以呂祖謙為中心向外擴散的。即在1100—1300年，婺州地區的文人大部分是呂祖謙的學生或是學生的學生。通過計算1120—1279年，婺州人在南宋一級社會網絡關係中的中介中心性，可以發現呂祖謙以0.34的中介中心性排在第一位，其紐帶性的作用不言而喻。

表1 1150—1220年婺州進士與呂祖謙學生數量

圖7 婺州地區師生關係社會網絡圖，1100—1300

在婺州的案例中證實了之前的結論，首先是道學更容易在重視教育的地方興起。婺州從1050年開始有人科舉得中，從1150年開始得中的人越來越多，大概每三年大考都有9至10人得中進士，成為宋代科舉考試最有競爭力的三個地方之一，婺州人在政壇和學術圈也逐漸獲得聲望。其次是道學的傳播依賴地方精英群體以及地方家族。呂祖謙通過辦學傳播思想，而辦學的基礎是當地的教育投資，在1150—1200年短短五十年的時間裡，東陽縣創建了七所書院，而金華創建了三所。而道學的傳播會進一步強化當地精英對地區的建設，在1480年的地名辭典中，婺州地區包括禪院、觀、廟等在內的宗教場所多達764處，而在呂祖謙學生佔當地進士數量最多的金華縣，宗教場所最多，共163處。

總體而言，Bol教授在討論社會網絡對道學傳播的影響時，核心思路是以朱熹等三人的社會關係人所在的地理區域作為道學傳播的考察範圍。先從整體上分析這些關係人所在社會關係中的位置和這三位思想領袖的家鄉的地理位置，觀察到關係人在文人精英集聚的東南地區也呈現不均勻分布，由此引出問題：在什麽樣的地區，朱熹等三人的社會關係人會更多？通過分析進士數量和商業稅配額討論影響道學分布的原因並得出結論，道學在更重視教育投資的地區更有市場，而在重視商業發展的蘇杭地區則無法順利推廣。

本文摘編自《量化歷史研究（第三四合輯）》中由包弼德所作《群體、地理與中國歷史：基於CBDB 和CHGIS》一文，內容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