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3月25日晨8時，柏林東郊，特格爾湖畔。前幾日下了大雪，但這一天陽光明媚。[1]七位普魯士貴族聚到這個偏僻地點，見證一場決鬥。
比武雙方：奧托·馮·俾斯麥男爵和格奧爾格·馮·芬克，兩人都是普魯士青年政客，他們約定，這場決鬥既分高下，也決生死。
按規矩，決鬥正式開始前中間人路德維希·馮·博德爾施文格最後一次勸雙方和解，畢竟不是什麽你死我活的深仇，雙方不肯和解，但同意，決鬥形式每人僅放一槍，然後就終止，死傷各安天命。
決鬥中間人，路德維希·馮·博德爾施文格
以下是博德爾施文格對決鬥過程描述：
我給兩支手槍裝填好子彈，讓兩位決鬥者站好位置，告訴他們：聽我喊一，兩人就掏槍；我喊二，兩人瞄準；在我喊三之前，就可以開槍。我會在二和三之前留出充足時間。我喊二的幾秒鐘之後，兩人都開了槍，幾乎同時。至少我判斷不了誰先開槍。兩人都沒打中。馮·俾斯麥先生立刻走過去，向馮·芬克先生伸出手。在決鬥現場，兩人握手言和。[2]
但俾斯麥後來如此描述這場決鬥：“兩人都安然無恙，我立刻明白這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看不到這一點，就罪孽深重了。但我不能否認，透過煙霧看到對手安然屹立時，我沒有辦法像其他人那樣歡呼雀躍。決鬥的條件被規定得很溫和，這讓我不開心。我很願意繼續打下去。但因為我不是受辱的一方，所以我只能一言不發。決鬥結束了，大家互相握手。”[3]
俾斯麥完全有可能死在這場決鬥中。那樣的話，就不會有後來的鐵血首相了，德意志是否能在普魯士長官下統一，就要存疑，德國的歷史軌跡也很可能大不相同。那麽，是什麽驅使三十七歲的外交官和議員俾斯麥男爵視死如歸呢？
青年俾斯麥，1847年
俾斯麥與芬克反目成仇
芬克和俾斯麥其實有很多共同點，都是血統古老的貴族地主，都是忠君愛國的普魯士人，都是哥廷根大學的校友，都是新教徒和法學家，都是議員，都脾氣火爆，都有極強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他倆畢生的奮鬥目標也相同：保衛普魯士國家，保衛霍亨索倫君主。
但兩人的政治立場不同。芬克傾向於自由主義，更關注德意志統一而不單單是普魯士的利益，比俾斯麥更擅長演講也更文雅。俾斯麥是堅定的保守派，有自己的明確圈子；而芬克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常和各種政治派系打交道，所以也沒有固定的盟友。
俾斯麥和芬克起初的關係不錯，但他們畢竟不是一路人，在議會和政壇不斷摩擦。1847年的普魯士地方議會裡，兩人都是議員。芬克提出效仿英國建立君主立憲製，俾斯麥則捍衛普魯士的君權神授，說德意志人反對拿破侖是為了趕走異族統治者，不是為了憲政。[4]
芬克說，未來德意志的憲政不可能通過軍事暴力來獲得，因為那樣會損害德意志的和睦。俾斯麥則認為，“當前德意志的問題需要鐵和血來解決，而不是演講和多數表決。”——這句話名言後來為他贏得“鐵血首相”的綽號。兩人的針鋒相對在普魯士議會引發了騷動。
1848年，革命風暴席卷歐洲。各國的專製君主都受到挑戰，革命者呼籲憲政和民主。3月，柏林也發生了動亂。芬克力勸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威廉四世不要動用武力鎮壓革命者。[5]國王對他頗為信任，請他出任大臣，但芬克覺得自己不適合這樣的職位。有人提議讓俾斯麥在這個多事之秋當大臣，但國王堅決拒絕，因為國王覺得俾斯麥是“嗜血的反動分子”，“只有刺刀恣意主宰局勢的時候才能用他”[6]。
格奧爾格·馮·芬克，1848年
1848年革命期間，芬克加入了自由主義者組成的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主張德意志各邦通過協商而統一，並宣揚人民主權。這些都是身為保守派的俾斯麥堅決抵製的理念。並且在隨後的危機中，俾斯麥寧願普魯士屈服於奧地利，也不願意屈服於自由主義。
1848年革命被鎮壓下去之後，歐洲處於君主力量回潮的“反動年代”。德意志各邦恢復了“德意志邦聯”，以奧地利為長官者，這讓普魯士不滿。新任普魯士派駐德意志邦聯的公使俾斯麥的使命就是盡可能破壞邦聯的聲望，也就是奧地利的聲望。也就是在俾斯麥擔任該職務期間，發生了著名的“燃燒雪茄”傳奇，大致的情節是這樣的：奧地利公使擔任德意志邦聯議會主席；只有主席有權在會議室抽煙；俾斯麥拒絕接受奧地利獨享特權，就故意也點起雪茄來抽。在俾斯麥帶領下，巴伐利亞公使也抽起煙來。最後就連平時不抽煙的其他邦國公使為了自己國家的尊嚴，也不得不抽煙。在普魯士國內，大家覺得這是針對奧地利的一次外交勝利。
1852年3月，在普魯士議會上，俾斯麥與芬克等自由派政治家唇槍舌劍，發生言語衝突。俾斯麥表示，普魯士軍人和大部分民眾是忠誠的，只有大城市裡的民主派對國王的忠誠度可疑。這句話被各大報紙炒得火熱，引發了種種挖苦和抨擊。芬克對俾斯麥的外交成績冷嘲熱諷，提起了“燃燒雪茄”的故事。媒體對俾斯麥的話也有曲解，比如說俾斯麥的意思是政府不信任甚至敵視民眾，俾斯麥想要消滅大城市等等。
當時諷刺俾斯麥想要消滅大城市的漫畫
議會的另一個議題是，是否為修複霍亨索倫城堡的工程撥款10萬塔勒。芬克指出，這座城堡的駐防人員僅150人，軍事意義不大。他懷疑該項目僅僅是霍亨索倫王室為了光宗耀祖，搞的面子工程而已，這筆錢不如用到修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上。芬克還對俾斯麥預測六個月內可能發生戰爭的話大加挖苦。一時間自由派輿論對俾斯麥十分不利，把他描繪成好戰、嗜血、說話不靠譜、自吹自擂的可笑人物。俾斯麥對芬克的攻擊十分憤怒，他對芬克的反擊就是，芬克沒有教養，配不上自己的貴族身份。
這下子惹惱了芬克，他通過中間人向俾斯麥發起了決鬥挑戰。俾斯麥也承認自己的話對芬克是侮辱，但這不僅是私人恩怨，更事關政治立場。
雙方通過中間人籌備決鬥，俾斯麥原希望用軍刀決鬥，因為雙方都曾是大學生兄弟會成員，都劍術高超。俾斯麥自己在大學期間參加過25次鬥劍決鬥，隻輸了一次；而他對手槍決鬥沒有經驗。芬克也是鬥劍的老手，1833年為此受過要塞監禁。但最後還是約定用手槍。於是有了本章開始的那一幕。
什麽是決鬥？
俾斯麥後來成為偉人，芬克則被淹沒在歷史長河裡。很多俾斯麥傳記，比如西德歷史學家洛塔爾·加爾（Lothar Gall，1936— ）和東德歷史學家恩斯特·恩格爾貝格（Ernst Engelberg，1919—2010）的俾斯麥傳記，甚至提都不提這次決鬥。
俾斯麥在1865年向他的另一位政敵，著名的醫生、病理學家和自由派議員魯道夫·菲爾紹（RudolfVirchow，1821—1902）發起了決鬥挑戰，具體什麽原因我們不清楚。菲爾紹支持社會福利、少數民族權益，反對擴大軍備、反對戰爭，大約很容易和俾斯麥發生政治衝突吧。菲爾紹拒絕同俾斯麥決鬥，說這不是符合時代精神的解決爭議的方式。[7]的確，在這樣一位出身資產階級的高級知識分子眼中，帶著封建時代貴族氣的決鬥的確與時代格格不入。而俾斯麥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老派的貴族，所以熱衷於決鬥。
決鬥不是專屬於貴族的，但在德意志歷史上與貴族緊密聯繫在一起。
這裡說的決鬥不是戰場上的單挑，也不是中世紀用來判定某人是否有罪的決鬥審判；而是社會生活中為了榮譽、臉面而進行的武力衝突，古時用劍，近現代用手槍，雙方預先約定好時間地點和規矩（用什麽武器？如何操作？），在助手和醫生陪同下，來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
在16和17世紀的法國、意大利與德意志，決鬥都相當常見，甚至是一種時尚。法國的弗朗索瓦·德·蒙莫朗西（Fran?ois de Montmorency）伯爵是臭名昭著的決鬥狂熱愛好者，據說一年就殺死了22名決鬥對手（也有說法是超過40人），最後路易十三政府不能容忍他的凶殘和目無朝廷，將他處決。當然也是因為現代專製國家需要壟斷暴力和司法權，不能接受哪怕是貴族擅自動用暴力“私了”或自設法庭。
決鬥的規則非常複雜，有成文的規則供人學習可參看。比如奧匈帝國軍官弗朗茨·馮·博爾加爾（Franz von Bolgár，1851—1923）編寫的《決鬥規則》和另一位奧地利軍官古斯塔夫·赫爾格澤爾（GustavHergsell）於1891年發表的《決鬥法則》[8]。
不是人人都有資格決鬥。起初只有那些可以合法攜帶武器的人，也就是貴族、軍官和大學生，有資格決鬥。到了19世紀，市民階層，只要出身體面並且願意服從規矩，也可以參加決鬥。下層人民是沒有資格決鬥的，他們之間的暴力衝突只能是鬥毆。
1837年，哥廷根大學的學生用劍決鬥
決鬥的目的不是殺死對方，而是為自己受到的侮辱（言語攻擊、辱罵、含沙射影，以及自己的妻子、姐妹、未婚妻等女性親友受到侮辱乃至性侵犯）得到“滿足”（Satisfaktion）。所謂侮辱可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雙方為了捍衛自己的“榮譽”願意冒負傷甚至喪命的危險，不管決鬥的結果如何，雙方都可以“滿足”，也就恢復了榮譽。這裡的榮譽不止是個人榮譽，也是整個階層的榮譽。為了榮譽挺身而出，是屬於該階層的人義不容辭的責任。逃避決鬥責任，就喪失了榮譽，會遭到同階層夥伴的唾棄。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和奧匈帝國，軍官階層為貴族所主宰，“榮譽”感特別強。受到別人挑戰而拒絕應戰的軍官不僅喪失榮譽，甚至可能因此丟掉軍職，因為軍方高層會覺得他沒有軍人所需的榮譽感，不配當軍官。
侮辱榮譽的行為發生後，受辱一方可以在24小時之後通過中間人向對方發起挑戰。如果是軍官或大學生，同伴們可能組成榮譽法庭來裁決是否允許決鬥。確定要決鬥之後，中間人負責安排時間地點和其他細節。決鬥武器一般是軍刀或手槍，如果要用其他武器，需要事先談好。因為政府禁止決鬥，所以商談盡量秘密進行。決鬥一般選在清晨，在偏僻地點進行，以掩人耳目。雙方助手和醫生會在場，可能還會請中立的第三方監督。雙方武器必須完全相同，19世紀常見的選擇是12mm至17mm口徑的前裝滑膛手槍。這種槍的精度不高，但口徑大、威力大，傷者往往會在幾天后死亡。決鬥條件的危險程度取決於侮辱的嚴重程度。如果用手槍決鬥，一般互相輪流射擊一到三次，雙方間隔的距離是事先規定好的，可能在15到100步之間。最恐怖的一種方式是，雙方各揪著同一張手絹的對角線兩角，在這麽近的距離同時開槍，但只有一支手槍有子彈。根據一項統計，手槍決鬥造成的死亡率是29%。[9]
一對決鬥用的精美手槍，現存費城藝術博物館
如果用軍刀決鬥，有的是打到第一次出血為止，有的是打到不能繼續為止。1830年，哥廷根大學的法律系大學生馮·凱特勒男爵與同學弗裡德裡希·洛曼用劍決鬥，洛曼的劍將凱特勒的鼻尖削到只剩一點點皮肉還連著，於是中間人宣布決鬥結束。凱特勒自己把無法治愈的鼻尖撕掉了，後來做了假的鼻尖。他後來成為天主教的主教和帝國議會議員。這是有史可查的唯一一起有（未來的）主教參與的決鬥。
到了近代，無論在哪個國家，參與和協助決鬥都是違法的。德意志也是這樣。從1882年到1912年的30年裡，第二帝國的刑事檔案記載了2111起針對決鬥者的司法程式。沒有鬧到公堂的決鬥肯定還有很多。[10]但在鼓勵貴族風格“榮譽感”的第二帝國，對決鬥的懲罰非常輕。1871年的《德意志帝國刑法》規定，以致命武器決鬥者，將被處以三個月到五年的“要塞監禁”。所謂要塞監禁，是一種不損榮譽的徒刑，犯人享有相當多的自由。希特勒在啤酒館政變之後就被判處要塞監禁，在此期間可以著書立說，可以相對自由地接待訪客。並且在實踐中，政府和軍事法庭甚至更為寬大，被判刑的決鬥者有很大機會得到赦免和減刑。[11]
因為決鬥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捍衛榮譽，所以一般來講，只要走完整個決鬥程式，雙方的面子就保全了。所以雙方可以預先商量好，各自手下留情，不要取對方的性命；甚至約定只打非要害的部分，或者乾脆約定都故意打不準。
決鬥在德意志
決鬥一直遭到社會各方面的抨擊。因為它和舊的等級社會與貴族統治緊密聯繫在一起，19世紀後半期的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經常批評它，天主教會也譴責決鬥。19世紀90年代，連續發生多起著名的決鬥事件，相關的爭吵一直鬧到帝國議會，但最後也沒什麽結果。這裡介紹幾起在德國特別有名的決鬥。
比如在第二帝國鬧得沸沸揚揚的考策醜聞。萊貝雷希特·馮·考策是帝國宮廷禮儀總管。19世紀末柏林上流社會和皇室成員收到了很多匿名的同性戀色情書信，有人懷疑是考策乾的。當時德國宮廷發生了多起同性戀醜聞，包括威廉二世皇帝的親信奧伊倫堡侯爵的同性戀身份被揭穿，掀起了軒然大波，所以這個書信事件影響特別壞。調查無法證明考策有罪，但宮廷官員卡爾·馮·施拉德爾等人仍然糾纏考策，譴責他是下流貨、給宮廷抹黑。考策忍無可忍，與施拉德爾決鬥，將其打死，被判兩年三個月的要塞監禁，但很快得到皇帝赦免。不過，因為醜聞太大，考策的婚姻破裂。[12]究竟誰是色情書信的始作俑者，至今不明。
考策，約1895年
考策案件中帶色情圖片的書信
帝國海軍少尉漢斯·馮·克特爾霍特男爵給律師岑克爾戴了綠帽，遭到對方的挑戰，在決鬥中打死了岑克爾。這件事引起了特別大的轟動，漢諾威省省長魯道夫·馮·本尼格森因為此事大力譴責決鬥，說通過這種方式能否捍衛榮譽是值得懷疑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久之後的1902年，本尼格森自己的兒子，因為妻子與別的男人的關係說不清，於1902年死於決鬥。[13]舉國嘩然，組建了“反決鬥聯盟”。
大學生時代的阿道夫·馮·本尼格森
從此之後，儘管德國軍官和貴族固守決鬥的理念，但實際發生的決鬥越來越少。德國高級貴族參與的最後一次決鬥可能要數1908年卡爾·波爾文·祖·梅克倫堡公爵在埃爾薩斯-洛林決鬥身死。卡爾·波爾文的姐姐瑪麗下嫁給法國一位商人出身的新晉伯爵，這對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大公國來說是貴賤通婚，已經損害了家族的榮譽。不料法國伯爵又與別的女人有染，這對瑪麗和整個大公家族來說是更大的恥辱。十九歲的卡爾·波爾文為了捍衛姐姐和家族的面子，向法國伯爵發起決鬥挑戰，不幸喪命。
卡爾·波爾文·祖·梅克倫堡公爵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軍人如果有了決鬥的由頭，一般約定推遲至戰爭結束。1917年11月4日，奧匈帝國皇帝卡爾明文禁止軍人決鬥。一戰結束後，帝製滅亡，社會動蕩，貴族喪失了曾經的主宰地位，決鬥也更加罕見。魏瑪共和國的法律禁止決鬥。納粹上台後放鬆了相關的禁令。希姆萊在黨衛軍框架內允許決鬥，但必須遵照他制定的規則。
1937年10月22日，德國著名的戰地記者和黨衛軍成員羅蘭·施特龍克與希特勒青年團官員霍斯特·克魯特西納用手槍決鬥，起因是施特龍克懷疑克魯特西納與自己的妻子有染。施特龍克是享有國際聲譽的傳奇人物，一戰期間是奧地利軍官，曾在俄國敵後執行秘密任務，戰後成為記者，報導了凱末爾抵抗希臘的軍事行動、日軍侵佔中國東三省、墨索裡尼侵略埃塞爾比亞、佛朗哥進攻馬德裡等戰事，成為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的戰地記者，頗得希特勒器重。此次決鬥中施特龍克喪命，希特勒因為失去了對宣傳工作特別重要的國際名記而大為震怒，在全德範圍嚴令禁止決鬥。希特勒和席拉赫都給施特龍克的葬禮送了花圈，克魯特西納則丟掉了在青年團的工作。
真正意義上的決鬥在德國的歷史到此為止。當然德國大學生兄弟會的鬥劍（Mensur）傳統延續至今，不過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這不是為了榮譽而廝殺的決鬥，而是大學生培養自己品格的一種手段。
注釋：
[1] Bismarck im Brief an seine Schwiegermutter vom 4. April 1852,Herbert von Bismarck (Hg): Fürst Bismarcks Briefe an seine Braut und Gattin. J.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1906, S. 328.
[2] Luda, Manfred: Zur Geburtsstunde des Parlamentarismus. Abgeordneteaus der Grafschaft Mark in stürmischer Zeit (1848–1849). M?nnig, Iserlohn 1998,S. 202.
[3] Bismarck im Brief an seine Schwiegermutter vom 4. April 1852,Herbert von Bismarck (Hg): Fürst Bismarcks Briefe an seine Braut und Gattin. J.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1906, S. 328–329.
[4] Engelberg, Ernst: Bismarck. Urpreu?e und Reichsgründer. Siedler,Berlin 1985 .S. 246.
[5] Crankshaw, Edward. Bismarck. Eine Biographie. List, München 1983. S.66.
[6] Bismarck, Otto von: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Zweites Kapitel: DasJahr 1848. IV.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S.50.
[7] Lennig, Petra: Das verweigerte Duell: Bismarck gegen Virchow. URL:http://www.dhm.de/archiv/ausstellungen/gruenderzeit/exposes/Lennig%20-%20Das%20verweigerte%20Duell%20-%20Bismarck%20gegen%20Virchow.pdf
[8] http://phaidra.univie.ac.at/o:6550
[9] Aschmann, Birgit (Hrsg.): Gefühl und Kalkül. Der Einfluss vonEmotionen auf die Politik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 HistorischeMitteilungen. Beiheft 62). Steiner, Stuttgart 2005, S. 155.
[10] Frevert, Ute: Ehrenm?nner. Das Duell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Beck, München 1991. S. 15.
[11] Dieners, Peter: Das Duell und die Sonderrolle des Milit?rs. Zurpreu?isch-deutschen Entwicklung von Milit?r- und Zivilgewalt im 19. Jahrhundert.Berlin 1992, S. 81.
[12] http://www.treskowpage.com/04_personen/04_personen_14.html
[13] Kater, Herbert: Das Duell zwischen dem Landrat Adolf von Bennigsenund dem Dom?nenp?chter Oswald Falkenhagen im Saupark/Springe 1902. In: Einstund Jetzt Band 37 (1992), S. 215–227 (S. 22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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