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舉辦了整理本《新元史》座談會，邀請了複旦大學的姚大力教授、傅傑教授、蒙元史青年學者邱軼皓，上海師范大學的虞雲國教授，上海交通大學的江曉原教授，以及本書整理者黃曙輝先生、李偉國先生一起圍繞柯劭忞和《新元史》進行了討論。
整理本《新元史》
柯劭忞“半路出家”重寫元史
“二十四史”是對二十四部正史的總稱，加上後來的《清史稿》即為“二十五史”，其實，早在此之前，開明書店在民國時就出版過一套《二十五史》，除二十四史外，另一部被收入其中的就是《新元史》。
《新元史》的著者柯劭忞（1848-1933），字鳳蓀，又字鳳笙，別號蓼園，山東膠州人。清同治九年舉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曾任翰林院日講起居注。宣統二年選為資政院議員，出任山東宣慰使，兼督辦山東團練大臣。民國三年，選為參政院參政、約法會議議員，均辭未就。任清史館總纂，又代理館長，纂修《清史稿》，總閱全書。《新元史》是他個人的一部重要著作。姚大力教授在座談會上就這一點特別肯定了柯劭忞在史學史上的地位，他說，二十世紀初期有三部舊式史書，《清史稿》之外的兩部，一是《新元史》，一是《元史新編》，這兩部元史都是後代學者以一己之力重寫過去的歷史，延續乾嘉學派的傳統、輿地之學的路徑，成就中國史學編纂史上舊史書之絕響，而在這三部著作中，柯劭忞可謂佔了一半之功。
柯劭忞一生治學，身兼小學、經學、史學、詞章四段。張爾田稱他於“天文、歷算、輿地、聲韻、訓詁，靡不綜貫”。於經學，柯氏治《穀梁》，有《春秋穀梁傳注》行世。而在詩詞上，王國維更是稱許道：“今世之詩，當推柯鳳老為第一。”雖說《新元史》是柯劭忞的重要著作，但事實上，他四十歲前專力於校注《文獻通考》，可惜由於撚軍戰事影響，稿本全失，這才改治元史。作為一個“半路出家”治元史的學者，柯劭忞為何會選擇重寫元史？他的《新元史》究竟價值如何呢？
《元史》成書倉促，多有不足。因此，不斷有學者補訂、考證元史。這大概也是柯劭忞決心重寫元史的原因之一，另外，座談會上李偉國先生提到，柯劭忞認為自己當時再寫宋史已無什麽新材料，而元史在他看來當時是有一些新材料的，雖然這些材料在後人看來也沒那麽新了。柯氏所著《新元史》共二百五十七卷，廣泛參考了西方史料和清代錢大昕以來各家研究《元史》的成果，可謂總其大成。所以，書成之後，即由教育部呈送當時的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由他頒令，將其列入正史。章太炎則評價說：“柯書繁富，視舊史為優，列入正史可無愧色。”
《新元史》的尷尬：地位不低，評價不高
據介紹，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次出版的整理本《新元史》，以庚午重訂本為底本，“退耕堂開雕”初刻本為校本，參校以《元史》、《續文獻通考》、元人碑傳、文集等，遇有異同之處，凡可判定為《新元史》明顯訛誤者，適當改字出校，否則以異同校列之，或不出校勘記，以盡量保持《新元史》原著面貌。這項工作自2012年啟動，歷時五六年，中間曾因整理難度大，工作推進慢，後在李偉國先生努力複校之下才終於完成。整理有難度，一則來自考訂不同版本之間的訛誤，二則是《新元史》在總各家之成的同時又將自己的觀點、判斷雜糅其中而未作說明，所以要辨析起來實為不易。這一點也是《新元史》頗受批評質疑之處，雖位列“二十五史”之中，史學界卻未真正把它利用起來，甚至連一些基本問題在此前都尚不明朗。座談會上，李偉國先生說，此次整理本《新元史》搞清楚了一些過去沒弄清楚的問題。比如，柯劭忞是什麽時候萌生編纂想法的，什麽時候搜集資料，什麽時候開始撰寫，什麽時候初具規模，什麽時候成書，排印刊刻，什麽時候被定位為“二十五史”之一的？雖然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了這些問題，但已有相當的了解。
座談會現場
《新元史》未能被學界所重視，最主要的原因是柯劭忞集各家之成，但在引用他人之說和自己的考證之間卻沒有做明確的說明，以至於閱讀、使用者難以辨析。就這一點，邱軼皓在發言中說，雖然《元史》文字粗糙，資料不足，但還是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柯劭忞著《新元史》雖說是想要補充《元史》史料之不足，但作為私人著說，他集合各家之言，挑揀篩選融進了自己著史之框架，雖說組織嚴密但反而增加了一些不應該出現的錯誤。
傅傑教授說，柯劭忞要做的是自己的史論，對於這樣一本著作，如何評價它要看是什麽人來讀。如果只是作為一般閱讀，那麽《新元史》不失為一種選擇，所以像章太炎不治元史但想了解元史的人對《新元史》的評價就很高，而對於專治元史的學者來說，就是另一種觀感了，他說，陳得芝教授對《新元史》的評價就很不高。姚大力教授則說，事實上，對元史有深入了解的人在研究中是不會把《新元史》當作史料來引用的。
如何重新看待、利用《新元史》？
對於《新元史》屢屢遭人批評之處，虞雲國教授從史料學角度談了他的看法，“為新元史的缺點做了點辯護”。虞教授指出，在史料提要、目錄學類的書籍中往往提到《新元史》，地位很高，卻評價很低，或者很簡略的提及，甚至乾脆不提，他認為這種態度應該有所轉變。就人們批評《新元史》不重資料出處，學者不敢引用的問題，虞教授認為，《新元史》本來就是另造一史，屬著述類，而不是像魏源、屠寄的書，屬於史考。所以，人們就這一點的批評恰恰是柯劭忞的史學抱負。第二，在史料價值的問題，柯劭忞在著述過程中，利用了大量他所能看到的清人成果和二手的西人研究的成果，有其獨到的史料價值。第三，有人批評說，《新元史》采納《元史》等前任成果之時繼承了其中的錯誤，同時自己又有新錯，取捨增刪，也未盡得宜。虞教授說，事實上，任何一部頗具規模的史書，都能找到這樣的問題，不能對《新元史》太過苛責。第四，有人批評柯劭忞沒有在書前說明著述體例的問題，虞教授說，史家著述的發凡體例未必一定要在前面加以說明，而就“二十四史”來說，司馬遷和班固是在書前做了說明的，而沒做體例說明的也是有的。第五，有人認為當時已是民國，柯劭忞仍在史論中言“史臣曰”，實在不合時宜。但實際上，柯劭忞本就以遺老自居，不接受國民政府給予的官職，《新元史》避諱時也是避清諱。所以，就人們批評最多的這幾點來說，虞教授認為這些都是可以放在當時的情況下加以理解的。當然，這也不是說《新元史》沒有缺點，虞教授在座談會上指出了兩點，一是《新元史》沒有藝文誌，二是柯劭忞在個別的時間斷點上有問題，比如帖木兒推翻察合台汗國，建立帖木兒汗國的時間就值得討論。
李偉國先生也認為，柯劭忞雖未明確概括體例，但全書結構一遵正史，還是清晰而嚴謹的。且柯劭忞於宣統初年所作對魏源《元史新編》的評述，也可以看作對《新元史》編例的表達。至於取材的問題，柯氏已在《新元史考證》中作了補救——雖然《新元史考證》內容相較簡單，相較《新元史》有疏漏和無法對應之處，但總得來說《新元史》仍舊是有它的價值。
虞雲國教授指出，《新元史》是當時西北史地之學大背景下的一個重要史學成果，可以與魏源的《元史新編》、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屠寄《蒙兀兒史記》做個比較。相比之下，《新元史》的價值在於它是另造一史，而且是完成稿，紀、表、志、傳都是完整的。就1840年前後西北史地之學興起之背景下的元史研究來看，虞教授認為給《新元史》一個中肯評價應該是：它廣泛採用了新材料和清人的成果，組織系統較為嚴密，不能取代《元史》，但有其價值。
虞雲國、姚大力
姚大力教授則認為，《新元史》對於重新思考和史實辨析有啟發和借鑒之用，並在發言中具體舉了三例加以說明。其中一例是關於崖山海戰的時間問題。姚教授說，《宋史》中記載的崖山海戰的時間是二月六日，大量材料也證明應該是二月六日，但奇怪的是，《元史?本紀》中對於這一事件的時間記載完全是錯的，記為“正月甲戌”，而《新元史》記載的則是二月七日，修正了《元史》的錯誤，但與二月六日又差了一天，其中有什麽緣故，已不可知，但這個日期應該是有根據的。而這麽一條有價值的改動，在《新元史考證》中卻沒有體現出來。姚大力教授說，要更好的利用《新元史》，需要重新認識柯劭忞的成就和不足。《新元史》中吸收的新材料，新成果可能是以不大準確的方式呈現出來的，可以利用，又要特別辨析，由《新元史》溫故知新，可以求得元史深一層的理解。
傅傑教授也肯定了柯劭忞的學問以及他在《新元史》中所體現出來的史學追求。他還特別指出，在重新看待《新元史》的同時，也應該重新評估柯劭忞。傅傑教授說，近代史學家牟潤孫對柯劭忞的學問尤其熟悉，他對柯劭忞的評價很高，認為他是錢大昕之後第一家，但同時牟潤孫也說，大家談柯劭忞都會談其《新元史》，但實際上，評價柯劭忞的學問不能以《新元史》為標準。也就是說，柯劭忞與其《新元史》仍需要在史學史、史學研究中被學者們給予重新思考和對待。
責任編輯：饒佳榮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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