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箋”是中華文化發展中一道亮麗的景致。古時，箋字意為竹簡，後來發展、引申出注釋、文體、書信、紙張等意，最終定義為一種品質較好的小幅紙張，供題詩、寫信之用。在此定義的基礎上，箋紙又向著精致華美的方向發展，出現了花箋、彩箋、錦箋等，使題詩、寫信之事俞發風雅文藝

清代色箋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箋紙的發展軌跡

紙張的發明和使用，使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得以大幅提升。當眾多風雅之士為書法與繪畫趨之若鶩時，他們對紙張的要求就並不僅僅局限於其精良的質地，而更多地傾向於紙張表面的精致典雅，以增加人們書寫或繪畫時的情趣。箋紙正是在文人對紙張外表的美觀程度越來越高的追求下應運而生的。

紙張由最初單調的一種顏色，轉變成五彩繽紛的色彩，設計多種圖案，灑以金銀細粉等手法增加其多樣性，相應地研製出許多新品種。出於對不同顏色的偏愛，文人開始使用單色漂染過的紙張作為信箋、詩箋。某種程度上，單色箋的發明源於名人對箋紙的個性化設計和推廣。例如，魏晉時期文人提倡風度，寫信講究“書儀”，也就是要求書寫令人賞心悅目。被後世稱作“二王”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信劄被奉為至寶，甚至刻入法帖，其選用的便是上乘麻紙，“薄如金葉，沙沙有聲”。

雙龍紋箋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唐代盛行色箋，染色方法各有不同，有的是在紙漿中加入顏料，有的是在紙張製作完成後再染色。唐代以後，各類箋紙名目繁多，如“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龍鳳”（紅與金）和“桃紅酒金”等，尤以彩色蜀箋最為著名。

古人書寫的信箋 私人收藏

蜀地自古物產豐饒，造紙業發達，多產佳紙，在唐以前，就有綠、青、紅等色的桃花箋，相傳為桓玄所作；著名的“薛濤箋”，正是彩色蜀箋中的翹楚。唐代女詩人薛濤（768～831年），字洪度，長安人，隨父入蜀，居於成都東南郊岷江支流浣花溪，長於製作箋紙與賦詩。著有《洪度集》。

古人書寫的信箋 私人收藏

常與杜牧、白居易、元稹等人來往唱和，多採用自己特製的箋紙書寫，寄贈友人，其用紙被稱為“薛濤箋”，也稱浣花箋，因為薛濤居住在成都的浣花溪旁，以溪水製箋，主要選用荷花和雞冠花的花瓣加一些膠汁調勻，所以製成的箋紙底色多為淡紅或深紅色。薛濤曾作“十離詩”，其中的《筆離手》就提到自己製作的箋紙：“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裡擎。”薛濤箋是同時代的文人墨客夢寐以求的。

古人書寫的信箋 私人收藏

曾有詩句專門描述當時人們為索求這種箋紙四處奔走的情形：“浣花溪上如花客，綠紅藏人不識。留得溪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也知價重連城璧，一紙萬金猶不惜。薛濤昨夜夢中來，殷勤勸向君邊覓。”大詩人李商隱也曾賦詩讚道：“浣花溪紙桃花色，好好題詩掛玉鉤。”清代乾隆時期錢泳所作的《履園叢話》中也記載：“書箋花樣多端，大約起於唐宋，所謂衍波箋、浣花箋，今皆不傳。”

陳鴻壽書詩藍色箋扇面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董其昌書詩灑金箋扇面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箋紙除了彩色之外，添加圖案也是重要的製作手法，可細分為兩種，一種為紙面上印有顏色的紋飾，比如蜀地的魚子箋(或稱“羅箋”)便極具特色，早期稱“暗花紙”“雲石紋紙”或“水紋紙”，紙質堅挺，隱約可見紙中花紋。各種水紋紙的花紋形狀各異，有虎皮紙、檳榔紙等數種。

十竹齋花卉奇石箋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宋代蘇易簡在《文房四譜》裡記載：唐代段成式曾收到詩人溫庭筠來信索要彩箋，段在《寄溫飛卿箋紙並序》中說自己“在九江造雲藍紙”。這種雲藍色箋推測是用旋轉式蕩簾，任染液在紙面上按照一定的構思流動而成，乾後紙面色調變幻，很是美妙。另一種為砑花，就是在箋紙表面砑出隱約的花木草蟲等紋飾。據記載，五代時便出現了五色箋，“光緊精華，砑紙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紙、花果、獅鳳、蟲魚、壽星、八仙、鍾鼎文，幅幅不同，紋縷奇細，號‘砑光小本’”。所謂砑光，就是以凹凸版壓印而成的浮雕圖案，稱為“拱版”或“撓花”，流傳的實物有故宮博物院藏宋代米芾的《韓馬帖》，紙面有雲中樓閣圖案。但砑光和明代拱花在工藝上是不同的。

十竹齋人物箋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宋元繼承了唐五代的紙張加工技術，繼而生產了許多精美、優良的箋紙。今故宮博物院所藏南宋張孝祥、范成大等人的書信就多用紅箋。與此同時，宋代在唐代箋紙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豐富了色彩。與薛濤箋齊名的謝公箋便是明證，此箋傳由謝景初(師厚)創製，又稱“十色箋”，分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十種顏色。

許氏虛白齋仿古箋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謝為浙江富陽人，博學，工詩文，宋慶歷年間中進士。先做余姚縣令，後赴湖北、四川任職。謝公箋應該是其四川任內所製，很可能是受當地薛濤箋色調過於單一而受到的啟發。另外，在製作工藝上，宋代比唐代也更進一步，主要體現在紙上加蠟、塗粉、染黃檗等的技術獲得了長足發展，既滿足了人們對於美觀的追求，又同時達到了防蟲的實用目的。這類箋紙主要用於印刷書籍、抄寫經書、製作書畫手卷引首等。著名的金粟箋就是質地厚實的黃色蠟箋，紙張內外加蠟，質地堅韌且富有光澤，是對唐代硬黃紙的繼承與發展。因其發現於浙江海鹽金粟寺，為抄寫佛經而專門製作，每張紙上都有朱印“金粟山藏經紙”。

清秘閣造箋 1931年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明清在加工紙方面可謂集歷代之大成者。加工紙的品種推陳出新，仿古紙也層出不窮。箋紙的加工用紙主要來源是當時產地優良的宣紙，如宣德紙、涇縣宣紙，當然也包括浙江桑皮紙，福建、陝南地區的竹紙等。明代最著名的宣德紙，是一系列貢紙的總稱，以宣德紙為原料的加工紙主要是白箋（即素箋）、灑金箋、五碳粉箋、金花五色箋、五色大簾紙、灑金五碳粉箋、瓷青紙等十餘個品種。

十竹齋箋譜 1934年重刻本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使用灑金、染色、砑光、塗布等工藝，既增添了箋紙的藝術欣賞價值，也體現了明代造紙技藝的最高成就。宣德灑金紙、五碳粉箋等箋紙主要用於書寫經書、創作字畫作品等，而非信箋專用。明代的色箋首推瓷青紙，這種用靛藍染料染色的皮紙，色澤如青花，常用於書寫佛經，以泥金創作。在宣德瓷青紙上，用窖藏已久的羊腦和頂煙黑塗布，再經砑光成箋，黑如漆、明如鏡。用泥金書寫佛經的題簽，蟲不能蠹也。

十竹齋箋譜 1934年重刻本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而箋紙真正的黃金時期是明中後期。文人意趣盎然，對箋紙的要求日益提高，鑒賞書畫作品的同時也會對箋紙的質地與製作工藝品頭論足一番。前代的箋紙多在紙張質地、整張紙的色彩統一製作上下功夫，紙面花紋裝飾方面仍是短板。而明中期以後，在文人的悉心指導下，造紙、雕版、印刷領域的行家裡手日益增多，紙張精美、雕刻精細、印刷精致的箋紙便層出不窮，顯著特點是與刻版、繪畫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尤其是萬歷年間，木板水印箋紙開始流行，可謂精致至極，美輪美奐。箋紙藝術盛行於明萬歷、崇禎之間。魯迅曾說，“明代木刻文采絢爛，奪人目睛”。

百花詩箋譜 宣統三年文美齋套印刻本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清代的色箋更為品種繁多，琳琅滿目。多種加工方法融為一體，製作品質上乘的箋紙。主要取涇縣宣紙為原料製作加工紙，康熙乾隆時期最為盛名。

而且，箋紙的用途也在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擴展，從最初的信箋、詩箋，發展到後來的便箋。從最初的在欣賞的同時所具有的實用價值，到後來擴展到饋贈、收藏與把玩的精美收藏品，繼而出現了一批將單張箋紙設計、編訂為集子的箋譜。清代的箋譜印製技術進一步提高，因而製箋業也得到了蓬勃發展。康熙十年即1671年，李漁在《閑情偶寄》中道：“已經製就者，有韻事箋八種，織錦箋十種。”而且其對當時書坊存在的盜版和抄襲行徑大為不齒，“誓當決一死戰”，由上面的描述可見當時箋紙市場的一派繁榮景象。

北平箋譜 1933年初版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雖然到嘉慶、道光後，箋紙藝術逐漸衰落，但文人自製箋紙仍甚囂塵上，如翁方綱、王文治、吳大、陳介祺、趙之謙等，他們依據自己的喜好訂製箋紙，常以金石、古玩、書法作為箋紙圖案，形成“金石書箋流派”。道光、鹹豐以後，上海和蘇杭等地的南紙店裡還出現了著名畫家畫作的箋紙圖案，較常見的有任伯年、虛谷、吳昌碩等人的作品。不過，至清末，光緒末年，北京畫師李鍾豫、劉錫玲、朱良才等所作箋紙流於世俗、匠氣十足。而到了宣統時期，林紓（林琴南）以古人詞意繪製成的山水題材的箋紙，又給人一種高雅大氣、清新脫俗的氣質，也由此開啟了文人畫箋的先河。

百花詩箋譜 宣統三年文美齋套印刻本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北平箋譜 1933年初版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箋紙藝術發展的最後一個高峰是民國時期，這似乎與文人畫的興起相輔相成。當時，姚茫父、陳師曾等名噪一時，成為民國初年的畫壇領袖，參與箋紙的繪製，之後又出現了張大千、齊白石、溥心、王夢白、虛谷、王雪濤、傅抱石、吳待秋、陳半丁等諸多畫家均涉足箋紙，引為一時佳話。當時印製箋紙的店鋪，均選用上好宣紙，採用木板水印的印刷技術，北方有位於北京琉璃廠的榮寶齋、清秘閣、松壽堂、松古堂、淳菁閣、懿文齋等；南方有十竹齋、蘊玉堂、翠文閣、聚寶樓等。隨著現代西方書寫技術，主要是鋼筆傳入中國，箋紙逐漸失去了當初的書寫功能，轉而成為文人雅士爭相收藏的具有中國古老文化特色的藝術品。收集箋紙裝裱成冊形成箋譜，既可以像古董一樣供人欣賞把玩，也可以把它作為藝術研究的珍貴資料。

原文作者：李競輝文章來源：《收藏家》2018年5月刊《片楮製成桃花色 著好妙墨掛玉鉤——箋紙、箋譜的源流與傳承》（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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