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校園霸凌案件頻發，放心校園如何打造？德威國際教育集團，在預防霸凌和校園安全上，一直走在前面。今天，德威國際兒童權益安全保護總監John Todd先生，和我們分享學生、學校與家長，應當如何面對校園霸凌。同時，我們也能借鑒美國與芬蘭的相關措施，幫助孩子健康成長。
文丨周瀅瀅 編丨Travis
前兩天，深圳一所學校爆出，30多名小學生排隊被班長毆打，男生被扇耳光，女生被腳踢。
孩子們反映說，這樣的毆打已經不止一次了，一直被威脅不準告訴家長。
令人吃驚的是，面對這樣的惡劣事件，班主任居然表示自己毫不知情，並且認為班長的這些行為很正常。
如果搜索霸凌相關的新聞，我們會發現，更多觸目驚心的案例。
2016年兒童節這一天，青海省海東市一名初中學生，因為受不了同學的欺凌，喝下一整瓶劇毒農藥，結束了自己年僅15歲的生命。
溫嶺一名女學生，被同學整整“言語霸凌”了十年，導致她學業被毀、重度抑鬱，不得不退學。多次自殺被救後，她絕望地表示，自己的一生已經被毀。
面對層出不窮的校園霸凌事件，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麽這些孩子，在一開始沒有得到有效的幫助？為什麽學校和家庭，都沒有及時發現這樣的霸凌行為？
當然，也有很多家長存有僥幸心理，認為霸凌事件，只會發生在落後的學校裡，也只有那些“壞孩子”才會有霸凌行為。
可是真的如此嗎？
德威國際教育集團兒童權益安全保護總監John Todd先生，作為這所老牌國際學校“安全問題掌門人”，他斬釘截鐵地表示：
“校園傷害，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一所學校，任何一位普通學生身上。要知道，每個孩子都可能不夠友好地對待彼此，這不分種族、身份和經濟地位。”
在反霸凌和校園安全問題上，德威，一直以來堪稱“典範”。
它將《校園安全保護政策》（Safeguarding Policy）作為重中之重，發起了“說出來，遠離危險”（Speak out and Stay Safe）的全方位兒童保護，並將安全培訓覆蓋到每一位教職工。
官網截圖
儘管目前對“霸凌”的定義是：“一段時間內重複進行的身體或心理上的攻擊性行為”。
但是Todd堅持認為：只要一個孩子強迫另一個孩子，做他不想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稱為霸凌。
“霸凌不分程度、不管是否屬於持續傷害，哪怕只有一次欺負性行為，也要引起重視”。
他將現有的校園霸凌，分為四種類型：身體虐待、心理傷害、性侵、以及忽視。
其中，除了拳腳相加的身體虐待，最容易忽視的是冷嘲熱諷、謠言、被集體孤立等更為“微妙”的攻擊方式，而這種“心理傷害”造成的影響更為深遠。
John Todd
“孩子的安全成長，離不開學校和家庭的兩方面努力”。
我們採訪了John Todd，和這位著名國際學校的“安全問題掌管人”，聊一聊“德威有哪些經驗”，以及作為父母可以做些什麽。
對霸凌大膽Say No
梳理很多嚴重的校園霸凌事件，我們會發現，所有問題都是循序漸進、愈演愈烈的，所以防微杜漸很重要，在一開始遇到不合理的對待時，就要鼓勵孩子說出來。
很多霸凌的受害者，他們都曾錯過至少兩次的求助機會：
第一次是霸凌行為發生時，他們沒有擺出強硬的態度，大膽地對霸凌者Say No；
第二次是霸凌事件發生後，他們可能因為害怕、恐懼等各種原因，悶著不說，不敢尋求學校甚至家長的幫助。
這樣一來，就會讓霸凌者更加有機可乘，變相地鼓勵和容忍了霸凌的行為。
為此，Todd提出，校園安全保護最重要的是，從以下兩方面出發，讓孩子有應對霸凌的能力。
1. 培養批判性思維，大膽Say No
Todd表示，如果一個學生，他在面對霸凌問題，或者一切不合理的要求時，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拒絕say no，這可能和他一直以來受到的文化、教育有關。
一般來說，強調“集體”“服從”等價值觀念的亞洲孩子，往往更難於say no，他們更傾向於聽從於老師、父母的權威指令，這也使得他們在面對強者的霸凌時，從心理上就已經屈服。
Todd舉例說，在香港的一所學校裡，研究人員觀察孩子們會如何對待教室的規定。
最後一節課，老師讓每個孩子都站在自己的桌子上。“這顯然會有危險性，但是所有的孩子都照做了，爬上了桌子，居然沒有一個孩子對這個不合理的要求，提出反對和質疑。”
雖然文化觀念的影響，不可避免，但是，對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卻是抵製這一影響的有力武器。
無論是IB國際課程，還是“兒童哲學課”，都在提倡對批判性思維的培養。這種辯證思考的能力，讓孩子在面對不合理的對待和要求時，擁有思考和質疑的習慣。
“他的行為合理嗎？我需要照做嗎？為什麽他可以這樣對待我？”當學生停下來，多一些思考，會避免很多潛在的危險，也能增強他們作為監視者，抵製霸凌的勇氣。
Todd還提出了“理性拒絕”的概念：
“我們需要告訴孩子，在很多情況下，如果你覺得不安全，完全可以對包括父母在內的成年人Say No！對那些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對待，都能大聲說，Stop！”
2. 提倡一種“Speak Out”的校園文化
無論是學生之間的霸凌，還是任何形式的校園傷害事件，都只能在暗處滋生，一旦被發現，暴露在“陽光下”，就會變得不堪一擊。
在德威學校，正在提倡一種“Speak Out and Stay Safe”的校園文化，鼓勵孩子們遇到任何問題，或者看到任何欺凌事件，都要大聲說出來。
“只要有需要，孩子們可以和任何人交談。他們可能是輔導員、班主任、學校顧問，也可能是保安、保潔員等後勤人員。
當然，我們還提供了一種在線渠道，學生可以很方便地通過學校官網上的紅色按鈕，匿名留言。”
為了提醒孩子們“Speak Out”，德威校園裡到處都有這樣的標誌，上面寫著“如果你需要，請告訴別人”；很多角落裡，會貼有一張讓學生去放心交談的名單，上面有工作人員的照片、名字、電話號碼、電子郵件……
“我們希望提供每一個可能的機會和渠道，讓孩子可以聯繫到我們。”
Todd笑著說，曾經一段時間，學校洗手間裡甚至直接貼了自己的照片，上面寫著：如果你不想和其他人交談，可以直接打電話給John Todd。
作為負責校園安全的“掌門人”，Todd提供的“綠色通道”，更表明了學校鼓勵發聲，對霸凌問題零容忍的態度。
“當孩子找到了我們任何一個人，信任孩子所說的話，並及時匯報，也是我們的首要職責”，Todd強調。
如何將安全問題，融入校園日常？
每當發生一起安全事件，學校就開始高度重視，召開討論會議，緊接著做一周“反霸凌宣傳”……這似乎是很多學校的處理風格。
但是，這真的能解決問題嗎？Todd對此表示懷疑。
“安全問題，如果不能融入校園日常，成為每個人頭腦中的意識，那麽就只能陷入‘發生，治理，再發生’的往複循環，收效甚微。”
那麽，德威是怎樣反霸凌等校園安全問題，變成時時刻刻的警鍾？
首先，不得不提它強大的安全培訓。
每一位校園工作者，當學生找到自己，或者發現學生有什麽異常，都應該知道第一時間該怎麽處理，該去向誰匯報。
因此在德威，需要接受安全培訓的，絕不僅僅是老師，還有保安、司機、保潔阿姨，每個人都是Safeguard(安全保護)系統的一份子。
在這裡，Todd還特別強調了保潔阿姨等後勤人員的重要性，稱他們為守護校園安全的“隱形力量”。
他們可能出現在校園的每一個角落，因而更容易發現一些問題，也是孩子們最容易尋求幫助的對象。
而與此相對應的安全培訓，也必須要接地氣，保證每一位工作人員都明確知道，自己該怎麽做，而非空喊口號。
Todd表示，安全培訓會議上，我們會直接討論校園裡可能會發生的場景。
比如，你看到一個孩子在走廊裡哭，可能發生了什麽？你會做什麽? 需要在最快的時間，向誰報告？
這需要每一位校園工作者保持警醒和思考。“如果員工這次回答錯了，經過大家討論，他下次可以做得更好。”
此外，對教職工提出“不能有的行為”清單。
儘管霸凌常常發生在學生之間，但是老師等工作人員，同樣可能對學生造成傷害。
德威有一份“不能有的行為”清單，確保教職工明白自己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一旦違反其中任何一條，將被毫不留情地開除。
外灘君發現，這份清單規定地非常細致，比如，“老師不能和學生發生不必要的肢體接觸。”
Todd解釋說，除了鋼琴課、舞蹈課等教學需要，其他任何形式的肢體接觸，包括擁抱、搭學生肩膀，都是不被允許的。
還有比如，“不能擅自對孩子們進行拍照，上傳到網絡。”
這一點很多學校的老師，都沒有意識到，他們在社交網絡上隨手發布的學生照片，都是一種肖像權的侵犯，甚至會有安全隱患。
Todd強調，遵守這樣一份“教師行為清單”，也可以保護老師免受無端的指責和控告，對教師而言，同樣是一種保護。
最重要的是，將安全問題，上升到校園文化的一部分。
出乎意料的是，對安全如此重視的德威，並沒有像外灘君想象的那樣，會開設有一門如何應對霸凌的“具體課程”。
在Todd看來，對霸凌的預防和應對，應該成為校園文化的一部分，必須從價值觀出發，營造一種理解、尊重和包容的校園文化，而不是將它作為單獨學習的“課程或任務”。
為了打造更開放的校園文化，從根源上做好安全問題的防範，德威推出了PSHE教育—Personal, Social, and Health Education（個人、社會與健康教育）。
這一教育理念，鼓勵老師和孩子們建立真正積極、信賴的關係，暢所欲言，和孩子們討論欺凌、毒品、酒精、性等各種安全問題，和可能面臨的挑戰。
此外，當孩子犯了錯，不僅要讓家長參與進來，商討對策，也需要深入了解孩子。
“為什麽他會這麽做? 在他看來，這是正常的行為嗎? 因為有人對他們做了這種事嗎？還是因為不開心想引起別人的注意? ”
如果能從內在層面，改變孩子的錯誤觀念和認知，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抵禦霸凌，父母可以做些什麽？
有一句諺語，“撫養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
同樣，為孩子創造一個安全的成長環境，也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
Todd提醒父母，如果家庭教育做得好，可以讓孩子更好地應對和避免霸凌問題。
1. 加強和學校的聯繫
孩子在家庭裡的表現，不等於他在學校的表現。
很多有欺凌傾向的學生，在家裡卻表現出另一番樣子，因此事發之後，家長完全想象不到，孩子居然會對別人有身體、言語等方面的霸凌。
同樣，孩子在學校怯懦自卑的一面，家長可能也不知道。
“很多安全問題，就來自家庭和學校的分離，它給了危險乘虛而入的機會。”
Todd提醒家長，與學校保持聯繫很重要，經常走進學校，向老師了解在校表現，可以幫助家長認識更完整的孩子。
同樣，如果學生向學校反映，在家庭受到了傷害或虐待，校園安全保護委員會也有責任打電話提醒父母，和他們討論這件事。
如果家庭問題比較嚴重，親子關係很差，學校可以為父母尋求心理谘詢師，或者兒童行為心理專家的專業幫助。
“總之，支持孩子，意味著學校和家庭必須相互配合，更好地解決問題。”
2. 減少對孩子的情感忽視
在校園裡，Todd常問學生這樣的問題，“如果發生了不好的事情，你會去和誰傾訴 ? ”
很遺憾，很多時候，自以為和孩子最親密的父母，往往不在名單上。
這是為什麽？
Todd表示，很多父母雖然每天都能看到孩子，卻很少和孩子敞開心扉的交談，也不能捕捉到孩子的心理變化。
這樣的情感忽視，在家庭中很常見。導致的結果是，哪怕孩子遇到了問題，也不願告訴家長。
“作為父母，你能給孩子最寶貴的東西就是時間。花時間和他們交談吧，和孩子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親密連接。”
在交談中，當孩子傾訴遇到了霸凌，或任何不公正的對待，父母不妨舉一些自己曾經遭遇類似情況，如何表現的例子，幫助他們降低恐懼感，讓孩子意識到霸凌問題，並非只有自己會遇到。
3. 冷靜地處理問題
當霸凌發生在孩子身上，歇斯底裡的憤怒，並不能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變得更糟，也會加深孩子的恐懼感。
作為家長，我們必須冷靜下來，了解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看看可以采取什麽樣的措施，從中吸取什麽教訓。
“如果一聽到孩子在學校遇到了什麽麻煩，就迅速爆發，走進教室對老師大喊大叫，這只會讓父母在孩子面前失去尊重。”
Todd提醒家長，遇到問題，不妨先和孩子好好聊一聊，再找學校了解情況。
另外，對於低齡兒童來說，父母無疑是生命中最有影響力的人，你的舉手投足，可能都被孩子看在眼裡，為他們的行為方式提供參考。
而對於青少年來說，如果遇到的問題不嚴重，不妨讓他們自主解決，提升孩子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自信。
國際上的反霸凌經驗與思考
校園霸凌問題，在全球範圍內，都有一定的普遍性。美國和芬蘭的反霸凌經驗，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思考。
1. 美國在校園霸凌方面的處理
美國全國犯罪預防委員會表示，有多達四分之三的美國兒童曾是校園霸凌的受害者。
為解決這個問題，美國加強立法，逐漸降低對“霸凌”的容忍度，並將反霸凌的觸角，延伸到網絡霸凌領域，比如在社交媒體上辱罵、攻擊或披露同學隱私的行為，都被稱為“網絡霸凌”。
各州都明確規定了學校在反霸凌上的責任，並將懲罰權交給學校。
一旦學校發現霸凌事件，必須立即采取行動，召集家長、老師、學區領導一起開會，制定處理方案；如果情節嚴重，學校可以直接開除學生，甚至要求司法部門介入。
很多美國學校都成立了“學校安全委員會”，充分接觸家長和學生，負責提出計劃、實施計劃及評估學校反霸凌工作是否執行到位等。
這些舉措在美國學校形成一種強烈的氛圍：校園霸凌，零容忍！
為防患未然，美國政府部門甚至開設了一個“反校園霸凌”的網站，學校可以根據網站提供的調查表評估自己學校的校園霸凌情況。
2. 芬蘭學校Kiva全面反欺凌項目
在芬蘭，有為預防校園霸凌而專門研發的Kiva全面反欺凌項目。Kiva一詞，正是芬蘭語Kiusaamista Vastaan（反對欺凌）的縮寫。
芬蘭學校認為，預防校園霸凌，培養同理心至關重要。因此，將焦點從施虐者或受虐者，轉移到校園霸凌行為中最廣泛的群體——監視者，告訴他們該如何表現。
在具體項目中，可能通過角色扮演練習和線上模擬遊戲，讓學生目睹霸凌行為，甚至在課堂上模擬霸凌場景，讓學生對霸凌行為做出自己的選擇。
當然，僅僅選擇與受害同伴站在一邊，是不夠的，芬蘭還會為學生提供安全的策略，教授學生具體如何做。
截至2018年，芬蘭90％的學校（約1500所學校）都已經使用了Kiva反欺凌項目。通過對監視者群體的引導和關注，芬蘭學校的霸凌行為，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自2009年反霸凌項目大規模推廣以來，芬蘭學校的霸凌事件已經下降了一半左右。
研究人員還發現，連學生的自尊水準和學業成績都有所提高。
如何有效的預防和處理校園霸凌？這個全世界都存在的難題，還需要更多學校、家長，乃至政府部門，提高重視，從根源上解決問題，並將傷害降到最低。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