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義利之爭的角度，看西漢各派爭論不休的鹽鐵會議

前言

會議是從人類有智慧後出現的一項不成文的“制度”，大到國家部落，小到個人家庭，大大小小的事務都需要通過會議商談解決。會議開始是議論，後確定決定結果，最終展開行動。首要目的就是得出決定。古時候的中國政府最高會議一般是朝會，其中小朝會天天有，大朝會需間隔數天或數月。朝會一詞頗有講究，古代臣見君為朝，君見臣為會，因而合稱朝會。西漢史上，漢武帝是絕對的有道之君、有為之君，說西漢王朝必須提及他，看那東漢王朝的開創者劉秀，廟號不也是“漢光武帝”嗎？即光紹前業之意，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有著劉秀光複漢武帝時期的霸業之意。

漢武盛世素來毀譽參半，既不能說他大部分好，也不能說說他大部分壞，各自一半一半吧，否則這論證怎樣都論不完。劉徹在你心中有多好，那他實際歷史中就有多壞；在你心中有多壞，他在實際歷史中就有多好。世界分陰陽、好壞、對錯、黑白、天地、上下等兩面，萬事萬物皆是有兩面性的，無論是多偉大的歷史人物都不能免俗。漢武帝離世時，留下一大堆爛攤子，而西漢前所未有的會議——鹽鐵會議，專為解決武帝身後事舉辦。

鹽鐵會議決定著武帝死後西漢王朝的走向、各方利益的分配、各派思想的增強或削弱。朝野各派人士爭論不休，最終爭出個結果，顯而易見，這次會議儒家獲勝。而鹽鐵會議的核心思想所在，就是那“義利之爭”。

武帝死後的輔政之爭

漢武帝臨終前寫下遺詔，命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桑弘羊為禦史大夫，這四位為輔政大臣，輔佐幼小的新帝漢昭帝劉弗陵統治這個國家。漢武帝在有立劉弗陵為太子、作西漢王朝的皇帝時，就將其母鉤弋夫人處死，防止主少母壯、呂後之事重演。新帝劉弗陵即位時不過是個未滿八歲的小孩，什麽都不懂，什麽也不會，因此國家大權在霍光這四位輔政大臣手中。當時漢王朝面臨著一個困境：漢武帝連年征伐匈奴致使經濟崩潰、民生凋敝、政府腐敗，新帝即位後國策該定成什麽樣，漢王朝該何去何從。

關於此事，四位顧命大臣各持己見不肯退步，這已不是簡單的政見不合，而是關係到各自的切身利益和派系利益。此事主要是霍去病和桑弘羊在爭，霍光主張依照“輪台詔令”，實行緩和調整的政策；桑弘羊則主張堅持繼續執行漢武帝執政前期的一系列興利政策。由此可見，漢武帝之雄才偉略和積威甚重，死後還深深影響著王朝的運轉。霍光和桑弘羊兩人都是以先帝劉徹的策略作為背書所堅持的，誰也不肯退一步。公元前82年，諫大夫杜延年認為“武帝鋪張奢侈，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向霍光提議“宜修孝文時政，示以簡約寬和”，霍光十分讚同，上疏年少已知事的昭帝，並以此召開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為主題的鹽鐵會議。

鹽鐵會議的背景

鹽鐵會議的主要參與者是國家中樞官員和地方郡國舉薦的賢良文學，這幾乎囊括了西漢王朝的社會精英、統治階層代表和各派思想家。鹽鐵會議的召開，標誌著桑弘羊（上官桀與其一派）和霍光三位輔政大臣的矛盾徹底激化（金日磾在前86年離世，他是與霍光站一邊的），西漢國策之爭達到一個高潮。鹽鐵會議涉及的方面極廣，如鹽鐵國家壟斷、酒類專賣、均輸、平準、國防、刑法等；其實這些東西的爭論在漢武帝時期便有，但由於漢武帝的威嚴和權柄，沒有大臣敢直面諫言請求更改。

漢武帝死後、鹽鐵會議沒召開前，西漢王朝存在有各種頗大的問題：第一，壓製了近百年的地方勢力逐漸發展起來，並且擁有割據力量，有著威脅國家中央的能力。諸侯王和民間豪強的經濟勢力大到可以威脅到中央穩定，並且搜索流民壯大自身，“遂其貪心，眾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製，而並兼之徒奸形成也”。第二，長達三十九年的漢匈戰爭致使漢王朝財政虧空，為湊齊足夠的軍費征伐匈奴，漢武帝實行了一系列的戰時政策，如納錢除罪，入粟補官、算緡、均輸、鹽鐵、酒榷官營等。

第三，百姓被統治階層壓榨得失去土地，淪為流民和貧民，他們為謀生計只好發動起義，這對當時社會的穩定造成極大的惡劣影響。第四，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留在表面，漢武帝治國讓大量法家人士湧入朝廷成為官吏，儒生們表面風光，實際話語權並不大。

司馬遷評漢武帝時期的政治經濟政策：“有亡秦之失而免於亡秦之禍”。秦之失不就是法家思想嗎？綜上所述，佔據社會主流的儒家思想只是形式上的霸主，對國家政策的制定和朝廷的運轉影響甚微；反而是秦末漢初人人喊打、人人厭惡的法家“統治”著這個國家。桑弘羊一派視法家思想為最佳治國方略，賢良文學一派（霍光在幕後）認為儒家思想才應該作為治國根本，所以鹽鐵會議的爭辯是儒家和法家之間自秦始皇之後的再一次激烈交鋒。誰輸誰贏，沒人說的定，因為這局勢和秦始皇時期沒差多少（就差個秦始皇作裁判），儒家是社會思想的主流，法家是國家權力的實際擁有者（漢武帝執政讓法家思想的人士遍布各級官府），這才讓霍光不敢走到台前，免得滿盤皆輸；同樣，個人認為位極人臣的霍光沒必要上場。

參與會議的雙方

這場會議實在是涇渭分明，中間人及表面裁判是百官之首的丞相田千秋，不過他的發言不多（免得得罪人），只在雙方辯論太過激烈快要動手的時候會站出來說幾句調解折中的話。田千秋雖是丞相，然而“時政大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

民間人士是賢良、文學，賢良是已取得功名的儒生，漢武帝時期而言，凡是是“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均不能入選為賢良作為國家人才；文學則是師從孔孟的儒生名士，他們出身比較低，並非士族。賢良文學共有六十餘人，全是儒家思想。《漢書》描寫：“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鹹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智）者讚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他們是重義的一方，霍光是他們的靠山。

政府官員是禦史大夫桑弘羊，丞相府的屬官丞相史和禦史大夫的屬官禦史等，人數應該是不比儒生們多，史料記載禦史大夫的桑弘羊共發言一百一十四次，禦史發言十九次，丞相史發言十五次。桑弘羊是政府方面和法家思想方面的主要發言人，基本代表著整個政府的意見，其他官員說話多是附和他。漢武帝在位時期，桑弘羊主張采取的一些措施讓國家財政收入得到保障，一步步走上高位。而桑弘羊的措施，簡直是商鞅變法中法家富國思想的翻版，差異甚小。他們是重利一方，若是辯論失敗，意味著其權柄將失。

會議上的義利之爭

漢宣帝時期的桓寬根據會議記錄，編撰《鹽鐵論》一書，其間內容“上自禮樂刑法，下逮農耕商賈，內則少府頒齎，外及蠻夷戰守”。從商朝到春秋戰國，義利思想就已經出現。《左傳》記有這麽一件事：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這裡邾文公認為，百姓利益是義，君主利益為利，自己私利應該讓步百姓利益的義。孔子提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主張，是儒家思想的主張。先秦諸子思想不一，因而對義利的理解也不同，儒家是重義輕利，墨家是義利合一，道家是義利俱輕，法家是重利輕義。所以先秦思想中，法家和儒家的義利分歧最大。

鹽鐵會議上雙方的義利辯論，說到底就是兩家思想誰治理國家更為有效的爭論，不是從哲學思想上闡述辯論，而是在具體的政治經濟開始。賢良文學從更好維持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認為上天賜予百姓的山川樹木等自然資源，從沒有君主禁止百姓從自然資源獲取財富，百姓繳稅開採資源，官府收稅就能運轉，這不是很好嗎。而且君主坐擁天下，根本沒必要搶奪百姓資源，應當“下藏於民”，這樣一來國家自然富強。之後順便譴責反對了武帝時期勞民傷財對匈奴發動的戰爭，這也難怪漢武帝不喜他們。

桑弘羊則是從現實中的國家利益角度看，鹽鐵官營的收入可以讓政府做防禦匈奴、抑製兼並、打擊豪強等很多事情。“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益於國。”從國家角度看，鹽鐵官營的確會讓國家走向繁榮穩定、統一和平。而那些賢良文學等儒生，會讓中央勢弱，無法遏製匈奴從而威脅到國家安全。

會議結果

個人認為，雙方講得都在理，沒偏離關於國家富強的主要問題，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桑弘羊一派的法家思想已經不適合當時的西漢王朝，若不再改變，接二連三的起義將把這個王朝推向滅亡的深淵。鹽鐵會議結束後，最高統治者們采納了賢良文學的建議，罷黜均輸、酒榷官營政策，但獨留鹽鐵政策。這意味著，賢良文學的建議並沒有被完整推行，不過誰說采納了其建議，就是表示全部讚成、表示要全盤接收去做？西漢朝廷留下鹽鐵官營政策，就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證明。

此次會議的裁判不是幾個人、幾十個人，而是西漢三公九卿等眾多高官和列侯們，共同判定賢良文學勝利，不過這種勝利，只是西漢義利之爭的開始，重義輕利的思想徹底成為國策運用，還有很長一段路走。鹽鐵會議最終結果是調整漢武帝時期的法家政策，讓國家更好的運轉和延續。而此次會議也標誌著霍光壓過桑弘羊。

結語

鹽鐵會議中尚仁義或務權利之間的爭論，簡單概括是儒法之爭，也是國家意識形態是否真正為儒家。儒家是王道，法家的霸道，漢朝自始至終都是“王霸雜之”，皇帝治世和朝廷統治，都是朝著這個方向進發，沒有過度使用霸道，也不會過度使用王道。二者在解決社會實際問題中皆有缺陷，朝廷諸公清楚，漢朝統治者們清楚，所以兼用王道與霸道，這才沒讓兩漢像兩晉、兩宋、元朝一樣高不成低不就。義和利不能太偏向哪方，否則過猶不及，還是中庸可靠。

參考文獻：《史記》《漢書》《鹽鐵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