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為什麽沒像秦漢一樣建立統一國家

秦和羅馬最初都是規模小的邦國。

秦在西周末年，才被冊封為諸侯國。春秋時的秦國，頗受諸夏輕視， “諸夏賓之，比於戎翟”。秦的強大，是在戰國時期。秦孝公在位時，任用商鞅變法，使國家的實力大為增強。史稱：“孝公用商鞅，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疆。”秦兵強糧足後，即發動對東鄰魏國的戰爭，迫使魏棄安邑而遷都大梁，盡奪魏之河西之地。此時的秦一躍而成為與山東六國並列的地域性大國。之後，秦之兵鋒直指中原，以“連橫”破六國之“合縱”，不斷削弱六國的力量秦王政繼位後，承先輩之大業，全力投入翦滅六國的戰爭，最終統一了中國。可見，秦的發展經歷了從小邦至地域性國家再至帝國的過程。

羅馬也經歷了類似的發展過程。羅馬立國之初，只是一個位於台伯河畔的小邦，經常受到鄰近的沃爾斯奇人、埃魁人和伊達拉裡亞城市的侵擾。從公元前5世紀初開始，羅馬對外進行了一系列戰爭，先後擊敗鄰近的敵對部落和城市。之後，羅馬向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擴張，征服薩莫奈人和他林敦等城市，控制了除波河流域之外的意大利全境，成為地中海地區的強國。公元前264年，羅馬與迦太基之間爆發戰爭，史稱第一次布匿戰爭。自此，羅馬走上了海外擴張的道路。羅馬與迦太基、馬其頓、塞琉古等國為奪取地中海地區的控制權進行了長期、反覆的爭奪，最終取得成功，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大帝國。

雖然秦與羅馬都經歷了由小邦發展至帝國的過程，但羅馬帝國沒有像秦漢帝國那樣建立在統一的基礎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應是中西歷史文化傳統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中國古代文明自古以來就存在統一的因素，而古代西方文明則缺乏此類因素。

中國至少從夏商周三代以來，就有一個普遍認同的政治中心。夏王朝時，代表東夷勢力的有窮氏篡權，斟尋氏、斟灌氏等力助夏王復國。《詩經·商頌·玄鳥》雲：“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詩意為商是一個大邦，它的人民居住地只有千里，但作為各邦共同擁戴的王朝，它領有四海。周王朝建立後，分封諸侯， “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以藩屏周”。周王還用宗法制來加強與同姓和異姓諸侯的聯繫。同姓諸侯有兄弟之稱，異姓諸侯多為甥舅。血緣關係將諸侯國與王室緊緊地聯繫在一起。諸侯國對王室要承擔義務，《詩經》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意為周王“有權直接或間接向庶民取得貢賦” 。可以認為，在周王身上已經存在一定程度的統一性。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之間的紛爭不斷，與爭奪政治中心的權力是有密切關係的。此類爭奪，不僅促使了小邦向地域性王國的過渡，而且促使了分封製向郡縣製的轉變，從而為秦漢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中國至少從夏商周三代以來，就有普遍認同的文化傳統。秦統一六國文字，然而秦漢的小篆和隸書與先秦六國古文是有共同淵源的。它們都源於甲骨文和金文。從甲骨文、金文到秦漢文字，不管字形發生多大的變化，文字的結構總是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為共同原則的。在西周時期，中原諸國共同認同的文化即華夏文化已經成熟。儘管中原各國之間的紛爭不斷，但在維護華夏文化這點上態度卻是一致的。例如，西周末年，夷狄的侵犯對華夏諸國造成巨大的危害，以致有“中國不絕若線”之說。齊國名臣管仲指出：“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 他協助齊桓公，舉“尊王攘夷”之大旗，聯合眾諸侯痛擊山戎，使邢免於亡國，衛王得以複位，並且扼住蠻楚北上中原的勢頭。管仲的功業，受到人們廣泛的讚譽。孔子就不無感歎地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中國自古以來就形成了以文化為區分標準的民族觀。血緣關係和種族的區別，沒有成為各民族交融的障礙。根據《史記》的說法，蚩尤和炎帝被黃帝擊敗後，大概融入了黃帝一族。《孟子·離婁》說：“文王生於歧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歧周、畢郢均在今陝西省，早期是夷人所居之地。然而文王卻是華夏族赫赫有名的先王。周自稱“夏” (按，大概有繼承夏文化之意) ，周王朝和從屬於其的中原諸侯國都稱為“諸夏”，後又有華夏之稱。華夏族與蠻、夷、狄等少數民族區分是非常明顯的。不過，夷狄等少數民族只要接受了華夏文化，就很容易融入華夏族。楚人與南方苗蠻長期相處，自認為是蠻夷。楚王熊渠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秦僻居西方，受戎狄的影響，被華夏諸國視為戎狄。然而秦楚接受華夏文化後，就沒有人視其為夷狄，他們也不將自己歸於夷狄之流了。以文化而不以血統為區分標準的民族觀，是中國古代文明所具有的重要特點之一，對華夏民族的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秦漢時期，邊地少數民族不斷地融入漢族，各民族認同先進的漢族文化，與這一觀念是有密切關係的。

古代西方文明，缺乏中國古代文明那樣的統一因素。

在古代希臘，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政治中心。希臘世界有眾多的城邦，各邦之間都是分立的。公元前8至6世紀，希臘城邦進行過大規模的海外殖民，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區建立了百餘個新城邦。這些城邦採用了母邦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母邦有多方面的聯繫，並且經常得到母邦的幫助，但它們與母邦沒有從屬關係，而是完全獨立的城邦。希臘地區先後形成過一些城邦聯盟，如伯羅奔尼撒同盟、提洛同盟、埃陀利亞同盟、亞加亞聯盟等。這些聯盟都沒有形成為政治中心。如著名的提洛同盟，聯合希臘本土和愛琴海地區的城邦近百個。按盟約規定，參加同盟的城邦地位是平等的。後來雅典人獨攬大權，濫用同盟資金，武力鎮壓對其不滿的城邦，成為事實上的盟主。但雅典的行為只不過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凌而已，並沒有哪個國家承認其為政治中心。

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亞歷山大征服了希臘地區，希臘城邦從此失去政治上的獨立性。不過，亞歷山大帝國存在的時間很短，不到二十年就崩潰了。之後，希臘地區受控於從亞歷山大帝國分裂而來的馬其頓王國。儘管希臘城邦處在馬其頓的統治之下，但它們並沒有把馬其頓視為政治中心。古代西方的民族觀，強調種族血統的區分。希臘人視非希臘人為野蠻人。他們認為，希臘民族的品性是最優秀的，而蠻族的品性則是低劣的。赫拉克利特說：“一個具有蠻族靈魂的人，他所看見的、聽到的都不能作為有力的證據。”這就是說，非希臘人是沒有誠信的。希臘人非常重視從血緣上將自己與非希臘民族區別開來。柏拉圖說：“我們的城市是多麽高貴、自由、穩定和健康。我們血統純正、沒有和蠻族混合，而且天生仇恨蠻族。”在亞裡士多德看來，希臘人是天生的統治者，而“蠻族天生是奴隸”， “希臘人誰都不願意稱優秀的希臘人為奴隸，他們隻願將奴隸這個詞局限於蠻族”。希臘人強調血統的區分，對非希臘人有強烈的排斥心理，所以非希臘人很難融入希臘民族之中。羅馬民族的情況大致相同。上文提到西塞羅的有關言論，就充分反映了羅馬強調從血統上將自己與異族人區別開來。所以，在西方古代文明史上沒有也不可能發生像中國古代文明那樣的民族融合情況。

據此，我們也可以了解，為什麽羅馬人總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對待行省居民，將他們排除在國家的政治法律主體之外；為什麽被征服者尤其是具有先進文化的希臘人和東方民族始終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而沒有將其與羅馬文化融合。中西古代文明在民族關係認識上之不同是非常明顯的。這兩種不同認識，對於中西古代民族和國家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與政治上的分立不同，古代希臘思想文化則不是分立的。

古希臘人使用同一種文字。從米利都學派到畢達哥拉斯學派、愛利亞學派、智者。進而再至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希臘哲學思想發展途徑是非常清晰的。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為全希臘人所景仰。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波利比烏等人在史學領域的辛勤耕耘，共創了西方古典史學的輝煌。伯利克利時期的雅典，作為希臘人的“學校”，幾乎匯集了全希臘最優秀的智者和文人。每四年一次的奧林匹亞競技會，表現出希臘民族精神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分立的諸邦共同遵循著同一種文化傳統，這點古希臘與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情況有些類似。

然而也有不同之處，中國華夏文化是開放的，它不排斥其他民族，而且夷狄在融入華夏民族的過程中，對華夏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這點上，希臘則遠不及中國，希臘文化是希臘人創造的，希臘人不可能與“天生是奴隸”的異族人共同發展同一種文化，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1世紀，即所謂希臘化時期，希臘文化確實吸取許多東方文化的因素。不過，此時希臘城邦已經衰落了，希臘文化已失去原有的蓬勃向上的活力。在文明程度上遠不及希臘的羅馬人，在征服希臘之後，大量地吸取了希臘文化。但是，羅馬人並沒有把希臘人視為自己的同類，所以他們不可能把先進的希臘文化作為佔主導地位的文化。羅馬人在政治軍事法律方面具有天生才能，然而在思想文學藝術方面的創造力則比不上希臘人。希臘文化甚至東方文化在許多方面遠遠高於羅馬文化。所以，羅馬文化沒有也不可能成為佔主導地位並得到境內居民普遍認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