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算起來已經從事哲學訓練整整28年了。在這28年裡，我曾經遭遇過不少尷尬的時刻，比如在火車上，來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開始試探著閑聊，每當問到我的職業和身份時，原本熱鬧的場景往往會瞬間變得尷尬，空氣也隨之凝固：‘哦，學哲學的。’”
整整10年，周濂都以這樣的方式，開講西方哲學史——那是面對剛入學新生而設立的一門通識課。
因《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等書，周濂被視為公共領域寫作的代表作家，卻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出色的教師，他主講的西方哲學史是中國人民大學最受學生歡迎的課程之一。
把哲學講成“熱門課”，絕非易事。
馬克思曾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可面對生活壓力，理論思維往往蒼白。更何況，哲學又是那麽虛無縹緲，每一代哲學家的最大工作似乎就是在推翻前人的工作。幾千年過去了，哲學的基本問題依然沒有答案。
沒有哲學，文明的發展就會失去方向，無數代人會被同一道門檻絆倒。歷史本無宿命，可一旦智慧受限，我們就注定無法掙脫歷史的周期律。
如今周濂已不再教西方哲學史，曾經的“熱門課”凝聚成《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從課堂走上讀者們的案頭。
“作為職業，哲學並不是性價比最高的職業，但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我相信哲學是值得我們用一輩子去實踐的。”在序言中，周濂這樣寫道。
哲學是一條“賊船”
北青藝評：哲學是個很冷門的專業，您當年為何要學哲學？
周濂：我高中時喜歡辯論，常說些繞彎、難懂的話，老師、同學聽不懂，自己卻覺得很有道理。在我成長的那個縣城，當時文化資源很少，只有一家新華書店，上高中時買了兩本書，一本是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一本是馬爾庫塞的《愛欲與文明》。其實都沒看完，但它們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從小喜歡寫作，作文常被老師當成范文，那時最大的夢想是將來當編劇，或者當導演。上高二時，讀《作文通訊》雜誌，上面有一篇複旦大學哲學系學生寫的文章，自稱是“曲線救國”，他想今後去寫作，所以學了哲學，因為哲學更有深度，對寫作有幫助。
這篇文章給我很大影響，我也想今後去寫作，為什麽不同樣來個“曲線救國”呢？所以高考時，我也報了哲學系，沒承想，上了“賊船”就下不來了。
高考報志願時，我父親想讓我學國際關係，說將來能當外交官，為此我們大吵一架，好在他沒強迫我改。拿到錄取通知書時，我狂歡了一晚上。
北青藝評：為何上了“賊船”就下不來了？
周濂：剛上大學時，我對文學還挺感興趣，寫了一些小說和詩，在院刊上也發表過。那時雄心勃勃，準備寫一本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最終隻寫了1—2萬字，就放棄了。
那時迷戀先鋒小說，特別喜歡余華、蘇童、格非等。每次假期回家，需轉道上海，路上要走一兩天，只有綠皮火車可乘。在車上，我隨身帶著小說，一個凌晨，我讀完了《麥田的守望者》，當時想：這樣的小說，我也能寫出來。可惜後來再沒這種感覺了。
至於說為何上了“賊船”就下不來了，因為高中時我對哲學了解太少，隻讀過弗洛伊德、馬爾庫塞的東西，可他們二人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家。進哲學系後，開始接受專業訓練，口味改變了。再看小說，便覺得思想密度不夠。小說中也有一些引人深思的話，但這樣的話太少，看小說可以很快，常常是一目十行，因為找不到太多有營養的東西。相比之下，哲學書的思想密度就比較大了。上大學時，我在北大第二教學樓的一間教室裡，讀了尼采的《悲劇的誕生》，那時非常感動，便將書中幾句話抄在課桌上，希望別的同學也能看到，也能產生共鳴。
北青藝評：您當年是出於愛好去學哲學的，這個熱情始終沒消退嗎？
周濂：從事任何專業，初期都是靠熱情，但後來熱情會漸漸消退，走向專業化。不論做什麽學問，樂趣可能隻佔10%，專業的東西要佔90%。成為專業工作者，就意味著為了10%的樂趣，去忍受90%的折磨。所以說，學科化、專業化對人的熱情是一個巨大的消耗。
哲學家在思考什麽
北青藝評：哲學是挺有趣，可讀到康德，普通人恐怕都會放棄吧？
周濂：確實如此。我給學生上課時，一講到康德，大家反應最強烈，因為聽不懂。鄧曉芒先生曾說，西方哲學到了康德，便進入了專業領域。
此前哲學使用的概念多來自日常生活，讀者有親切感，比如笛卡爾，他的哲學書寫得像小說一樣好看。可到了康德那裡，哲學有了門檻，康德使用的概念非常專業，再到黑格爾，哲學離現實越來越遠，大眾對哲學的評價也越來越低。
對於術語，要兩面看。一方面，有些術語是沒必要的，成了“哲學黑話”；另一方面，有些術語是必需的，這樣才能表述嚴謹，但只有哲學家能懂。哲學家能辨析概念間的細微差別，這對於更深入的討論很重要。這就像音樂家，他們能聽出不同曲調的細微差別，普通人卻聽不出來，只能說，他們的耳朵和普通人的耳朵不在同一頻道上。
康德
哲學家的價值，在於將普通人忽略的問題錨定出來。比如六歲的小孩也會問：“這是什麽？”他思考的是，這個東西究竟是什麽，而哲學家巴門尼德卻在思考：這個“是”本身，究竟是什麽。
北青藝評：如此說來，普通讀者此生只能與哲學無緣了？
周濂：任何學問都分專業和普及兩個層面，普通讀者了解了普及性的知識後，再深入一步會比較難，必須有老師教。自己生啃文獻，肯定行不通。如今網上有視頻、慕課等，會提供一些方便，關鍵看你能否保持對知識的好奇心。
北青藝評：您給學生上了10年通識課，今天大學生的思辨能力如何？
周濂：在教學中，很多學生張口就是術語，而且都是中學課本上的那些術語，這給他們學習哲學帶來很大困難。他們頭腦中有一套固定的認識框架，是為應付高考而被灌輸進去的，可真正的哲學需要更開放的視野，不再有唯一的、標準的答案，而且要打破對標準答案的迷思，這樣才能呈現出世界本來的高度複雜性和內在矛盾性。
情感教育也應從娃娃抓起
北青藝評：教育真能提升理性能力嗎？從網絡言論看，許多網友缺乏邏輯，動輒罵人，可他們也受過教育啊？
周濂：英國哲學家休謨曾說：理性是激情的仆人。很多人養成了固定的情感反應模式，一看到某個詞、某句話，便立刻產生強烈的情感反應，在這時，他的理性能力會大大下降。所以休謨有個騎象人的比喻，即：人的情緒猶如大象，理性猶如騎象人，與豐富的情感相比，理性相對弱小，想調轉情感的方向，猶如操控大象一樣，慢慢來才行。這說明：說理之外，還需情感教育。
英國哲學家休謨
情感教育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靠不斷讀書、反思來實現。人人都會有許多刻板印象，要靠理性一點點消除，但在很多時候，我們明知是錯的，可在情感上依然很依戀，情感與理性未能同步。比如我們父輩中的一些人，在經歷了苦難後，明知錯了，卻堅持“青春無悔”。對此，只有予以理解之同情，通過有效溝通，慢慢改變。
我覺得，情感教育也應從娃娃抓起，不過，隨著時代發展，人的情感也在轉變。比如今天許多城市人談起性倒錯，不再像30年前那樣，會出現生理上的厭惡感覺，能更客觀地去看，這就是理性對情感的糾偏。
北青藝評：競爭越來越激烈，年輕人駕馭情感的大象似乎更難，該怎麽辦？
周濂：個體的力量太微弱了，無法對抗環境的壓力。今天孩子們的學業壓力更大，而這樣塑造出來的人難免帶有殘缺性、不完整性。但每個人的情況是不同的，沒有共同的解決方案。只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希望他們在壓力之下，盡可能找到平衡。
如今也有不少中學老師意識到問題，也盡其所能在彌補，包括鼓勵學生多讀課外書。來聽我課的新生中，有一些人在高中時就讀過我的書。我覺得，所有努力都不會白費。反過來說，壓力可能也是饋贈，經過之後，也可能讓人變得更深刻，更好地理解社會。
北青藝評：在教學中，面對學生們的種種問題，會不會有時感到失望？
周濂：那倒沒有。畢竟通過高考篩選，能進入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還是相對優秀的。改變猶如漣漪，初期只有中心有震動，慢慢就會擴散到邊緣。我很早就已放棄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了，誰也不知道影響會在何時、何地發生，那麽只要在做，總會有結果。
警惕虛幻的思想果實
北青藝評：會不會有學生問，哲學已有幾千年，基本問題至今未能解決，為什麽還要學它？
周濂：哲學沒有進步性，它不斷回到最初的問題上。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有景觀性，後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斷進步。所以，哲學不是科學，沒有經驗可證實的假說。所以幾千年來，人類的觀念系統並未與時俱進，傳統哲學的體系已失敗了，但其中的思考和表達仍在閃光。
比如黑格爾，他提出的“為承認而鬥爭”“主奴道德”等，今天還在說，包括“歷史終結論”，也來自黑格爾哲學。哲學的宏大體系猶如一座神廟，今天已沒人進去燒香了，但它還保留在風景線中，人們依然會去瞻仰一下。學習哲學，可以加強我們對人類整體歷史的理解，那其中有歷史上最偉大的心靈、最智慧的頭腦留下的成果，對我們仍有啟迪意義。
北青藝評：能否舉例說明這個啟迪意義呢？
周濂：比如維特根斯坦，他是一位特殊的哲學家，被稱為“哲學家中的哲學家”。他的書都是寫給哲學家看的，專門幫他們診斷“哲學病”。普通讀者看後，會覺得不知所雲，因為普通人沒患上“哲學病”，只有先把你的“哲學病”誘發出來，才能給予治療。
維特根斯坦
二戰時，維特根斯坦一次曾跟他的學生馬爾庫姆聊天，討論英國會不會暗殺希特勒。馬爾庫姆認為，英國的民族性格決定了，他們不會這麽乾。維特根斯坦聽後大怒，斥責道：你跟我學了這麽多年，居然還用民族性格這麽大而無當的概念來討論問題，你怎麽可能理解世界？維特根斯坦的意思是，人要看到事物間的精微差異，千萬別停留在宏大敘事層面，可很多人也會不自覺地犯這個錯誤。
北青藝評：這個話題至今熱門，少有人意識到它是個偽問題。思想家太多，哲學家太少，這是為什麽？
周濂：因為當思想家比較容易，只要對世界有一些獨到的、宏大的判斷，就可以了。思想家就像閃電，他們劃破暗夜。普通人更欣賞思想家，因為思想家能簡單地解釋這個世界，甚至將其概括成一句話，使普通人能不費力地獲得深刻性。
當然，對於真正的思想家，社會還是需要的，我們有漫長的頓悟傳統，隻說能說清的，對於說不清的，便選擇沉默。所以我們沒有自己的邏輯哲學導論，只見登樓，不見扶梯，不能通過一步步嚴謹的論證導出結果，而沒有這一過程，給人帶來的，往往是虛幻的思想果實。
北青藝評：頓悟是方便法門，豈不是很有效率？
周濂：快不等於好，這種效率都有代價，只是現在還沒付，所以很多人便以為沒有代價，這是錯誤的想法。
我們看西方近代史，沒有宗教戰爭，就不會有寬容精神；沒有宗教革命，就不會有啟蒙思想；沒有懷疑精神，就不會有科學精神……忽略了前者，後者也難成功，很多人以為可以跨越，直接拿成果，少走“彎路”，可結果呢？以請賽先生為例，如今全社會崇拜科學，可依然缺乏科學精神。精神結構的改變是漫長的，真正習得寬容、尊重等，沒有捷徑可走。
讀書人要接受被邊緣化的現實
北青藝評：在今天，公眾眼中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似乎是兜售雞湯的大富翁們。
周濂：出現這一現象不奇怪，我們有“君師合一”的傳統，既是封建帝王，也是導師。封建時代已過去了，類似的思維方式仍在，所以不同部門湧現出大大小小的人生導師。我去山東一家私企，老闆辦公室裡掛滿了畫像和標語，他不僅抓生產、抓管理，還要抓員工的生活和思想。
至於大學生，大一、大二的新生還沒有生存意義上的焦慮，他們比較關注哲學。而大三、大四的學生面對畢業問題，焦慮主要來自擇業、戶口、房子、工資等，這些年競爭又比較激烈，他們中可能也有人看哲學書，但程度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在課堂上，我會建議學生們，在大學四年中，應每天讀一小時經典著作，真踏入職場，就沒時間讀書了，到那時，只剩看娛樂節目的腦力了。上過我課的學生，有的會寫信與我討論哲學問題，他們中不少人的思考非常深入。
不過，與上世紀80年代比，思想界的影響力確實在下降。我在班上做過調查，來聽我課的100多名學生中，他們對思想還是有興趣的，可聽說過秦暉的從沒超過10人。在商業化時代，英雄不再是思想家，而是商業精英和娛樂明星，如果問馬雲、迪麗熱巴，恐怕沒人不知道。雖然有心理準備，我還是吃了一驚。我想，今天讀書人應接受被邊緣化的現實。
北青藝評：這本書是您過去10年教學的總結，您希望讀者能有怎樣的收獲？
周濂：概括來說是兩點，即：批判思維和人文素養。我認為，批判思維應是大學大學生的必修課，因為他們從小缺乏相應的訓練。在中文語境中，常有人誤解批判思維，批判思維不是否定，也不是鬥爭思維，它是通過一定的標準評價思維，進而改善思維，是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維。掌握批判思維，是進入公共空間的基本功。至於人文素養，我也一直在給大學生講古希臘悲劇，希望他們能看到，許多時代問題其實來自歷史，遠比我們想象的古老。
本文原載於5月31日《北青藝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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