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挖掘機”還能被餓死？
講述人：才仁巴德
（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曲麻萊縣文化館館長）
我是藏族人，從小生活在牧區。高原上的遊牧生活艱苦單調，小時候最開心的事就是聽老人們講故事，聽他們說起一些古部落、古遺址的來龍去脈，講以前藏民是怎麽生活的……老人們肚子裡裝著說不完的民間故事，口頭總是夾雜著各式各樣年輕人很少聽到的諺語。
牧區教育條件有限，我13歲才讀了一年級，初中畢業已經22歲了。當時，我想著再這麽按部就班地讀書，青春時光就“耽擱”了。於是高一讀完上半學期，我就離開了學校。2012年，23歲的我成為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曲麻萊縣秋智鄉文化站站長——儘管全站就我一個人。
鄉鎮的條件比牧區好一些，但剛到文化站時的蕭條讓我記憶猶新——120平方米左右的土板房，沒有通電，沒有4G網絡，更別提現在的“標配”活動室和農家書屋。硬體設施簡陋，我就準備先從軟體著手——瞄準我的興趣點，為民族文化遺產的整理保護出些力。
可做好這件事並不容易。藏族的歷史都散落在老人的腦袋裡，得有心找、耐心聽、細心記、用心理、恆心做。
從老人的口中，我得知為推動西藏和平解放做出巨大貢獻的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1951年9月就是經由曲麻萊縣和人民解放軍一起返回西藏的。我就想，這裡一定有當時班禪返藏途中留下的遺跡。
幾經輾轉，從村民口中了解到，十世班禪返藏途中曾在秋智鄉講過經，但是誰都說不清楚具體是在哪兒。循著線索，我找到了布琴尼姑寺的尼瑪活佛，這位80多歲的活佛還真知道這段歷史，他的父親當時就在十世班禪講經的現場。在活佛的指引下，在離寺院兩公里的地方，我找到了十世班禪講經的法座台——一個長1.5米、高0.5米的法座台在高原上顯得斑駁蕭索。將“發現”上報後，上級部門派考古專家前來考證，很快肯定了它的價值。法座台被作為文物保護了起來，後來還在它的外部建了房子，為它遮風擋雨。
以同樣的方式，我找到了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讚進藏時西藏工委的勒石紀念和一條扎西哈達，以及其他一些文物，這些都得到了有效保護。此外，我還統計呈報了30件可移動文物，搜集整理補充了國家級非遺牧歌代表性傳承人達哇戰鬥、省級非遺項目手工編織代表性傳承人塞格的相關資料。
文化遺產申報對於少數民族地區來講特別難，語言就是很大的難關。我深知自己文化水準不夠，而要搜集整理、保護傳承我們藏族的文化歷史，沒有文化怎麽行？所以，從到文化站的第二年起，我就報考西北民族大學專科，學習藏語，為的是能更好地理解老人們的講解。那段日子忙得昏天暗地，早上7點起床，看書到9點，上班，走村串戶地搜集資料。其實，在鄉鎮沒有什麽下班的概念，一進村就是兩三天。工作之餘但凡有點時間就按照提綱學習。2015年，我順利畢業了，一拿到大專畢業證，我就趕緊報考了青海師范大學的本科（函授），學習漢語，2019年拿到了畢業證。
對我來說，藏語和漢語都必不可少。文化遺產申報，先得吃透相關政策和要求，把漢語翻譯成藏語，講給藏民們聽，讓大家知道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意義，自覺參與到保護中來；還要根據大家的講述，做好記錄、整理，再翻譯成漢語，才能完成相關的申報和後期的宣傳。
雖然辛苦，我也算是為家鄉貢獻了一點兒力量，每年獲評“文化工作先進個人”就是對我的肯定。也許就是出於這一點，2019年底，我被調到曲麻萊縣文化館任館長。這一下更忙了。原來在秋智鄉，我隻負責3個村的文化工作；到了縣裡，五鄉一鎮19個行政村，事情更多了，責任和工作壓力更大了。
“知識改變命運”是我的微信名，也是我堅信的。到縣裡後，我越發感到自己水準不夠，就得繼續學、努力學。學項目申報經驗和規範，學政策文件精神，學習怎麽做好總結、寫好報告，自己不懂得就去別的地方取經，邊學邊做。
我還是把主要精力放到文化遺產保護上。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意義毋庸置疑，很實際的是，如今文化資源在我們看來也是扎扎實實的“硬實力”。成功申請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和省級非遺傳承人每年都會得到一定的傳承經費，這是國家對保護、傳承非遺技藝和項目的傳承人實在的資助和鼓勵。
現在，我的工資從最初的每月650元提升到了1850元，日子是緊巴了點，但還是能過得去，我對於物質生活沒有多大的要求。妻子也是，她當臨時工的工資是每月1600元，平時挖挖蟲草補貼家用。雖然清貧，但她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不僅因為這是我的摯愛，也因為這對於我們藏民族來說是一件好事、大事。我們都覺得，這麽好的時代，這麽好的政策，還能餓死不成？！安下這份心，我就全心全意地乾著。
夏天，來玉樹旅遊的人很多，但是來曲麻萊縣的遊客算不上多。我們的風景、文化都不差，我們有格薩爾王登基台、藏傳佛教寺院、昆侖民族文化旅遊度假村，還有昆侖山玉珠峰、玉溪峰、扎陵湖、嘎朵覺悟以及廣袤的草原。我們要用藏族的文化歷史吸引遊客，吸引大家把我們的傳統手工藝品帶回家，這樣我們的日子就能越過越好啦！
基層不再是一個個方塊字
講述人：昂青卓瑪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文化館辦公室主任）
現在走在大街上，我有一種“桃李滿天下”的感覺。總有人跟我打招呼說“老師好”。我才30歲， 但我有一種預感：退休以後我一定會去跳廣場舞，還會帶出一支舞蹈隊。
昂青卓瑪對館辦團隊、社會民間團體，以及民間舞蹈愛好者進行培訓和輔導。
以前提到參加省裡的大型舞蹈比賽，縣裡的人們想都不敢想。但是在前年和去年，我為海晏縣民間舞蹈團隊編排的舞蹈連續兩年在省級比賽中獲獎。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我編排的原創廣場舞《天耀中華》還獲得全國排舞廣場舞推廣中心評選的全國原創排舞廣場舞“最具推廣價值獎”。現在，每到有比賽，大家都躍躍欲試。我也暗自鼓著勁，多給大家排一些好節目，讓大家再驕傲一把。
其實，一開始我是在文職崗位。我2014年到海晏縣文化館工作，在辦公室的文職崗位上幹了6年。2017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同事休產假，部門安排我接手。當時我有些忐忑，畢竟沒有管理經驗，跟基層的接觸也少，心想邊學邊乾吧。不過，從小愛跳舞又是聲樂專業的我，對藝術培訓輔導是很感興趣的。同時，我性格大大咧咧的，喜歡和人接觸。於是，我就推了自己一把，走出舒適圈，試試看！
這一試，我的人生打開了新世界。
每天下午6點下班，吃過晚飯6點半開始為晚上的舞蹈課程做準備。晚上7點，舞蹈課準時開始，一個半小時的課程總要拖個十幾分鐘才能結束，收拾場地、洗個澡、換身衣服，到家基本上就9點多了。
我跟朋友開玩笑說：我是這個小縣城最忙碌的人。大家都很認同。在我們這裡，大多數人朝九晚五，上完班，下班吃個飯，然後溜達一圈，回家打打遊戲、刷刷抖音、追追劇，一天就愜意收官了。這也是我之前的生活。但是現在，9點多回到家裡，我還得忙著備課。一天排得滿滿當當，再也沒有打遊戲、追劇的時間了，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實。
從2018年舞蹈培訓開始，我每天晚上7點到8點半和粉絲在文化館的公益培訓教室見面，到了周末，還應牧民之邀給藏民培訓鍋莊舞。就這樣雷打不動地堅持了快3年了，只是疫情期間轉移到了線上，這是我最值得驕傲的事情了。
要做好基層文化工作一點也不容易。光有藝術特長是不夠的，自身的業務學習一點都不能松懈。自打“上崗”以來，我的外出培訓就沒斷過，一邊是文化館本身的業務培訓，幫助我提升創排舞蹈的藝術素養和幫扶指導的培訓技能；另一邊是全省“三區計劃”文化工作者專項的交流學習，讓我更加能夠做好志願工作、帶好志願者隊伍。
海晏在青海農牧區的分界線上，因此，文化活動的開展也要因“區”製宜。在地廣人稀的牧區，夏天四散遊牧，很難聚到一起，只有春節前大家才趕回來，因此培訓旺季在冬天；農村則夏天比較忙碌，同時6月到9月也是青海的旅遊旺季，民間特色文化、藏族傳統習俗和非遺展示都是吸引遊客的招牌。我們要適應這個節奏，做出花兒來。從6月開始，我們在海晏縣廣場上，每個星期二都有上百人的鍋莊舞大聯歡，既豐富了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讓遊客感受到了濃鬱的地方風情。
我還負責海晏縣“三區計劃”文化工作者專項的專職專乾工作。這是我第一次走上管理崗位。我一直覺得自己不適合做管理，不太會領導，也不太會說話，但是憑著一顆真摯的心，跟人打交道總是不會錯的。雖然在工作處理上還有許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最大的進步就是有了責任感和擔當意識，不再像以前一樣一門心思想著玩。
大家收入不高，但遇到下鄉慰問演出和藝術輔導的時候，沒有一句推辭。即使冬天也是如此，高原的冬天冷得出奇，大家手腳凍得發麻、臉凍得通紅，也還是在大小文化活動中忙前忙後，活動結束後一絲不苟完成所有善後工作，完工就已經夜裡十一二點了，沒有一句怨言。每每這樣的時刻，我就覺得心裡好像燃著一團火，充滿感動、溫暖和力量。
基層文化工作對我來說再也不是一個個的方塊字，而是老百姓最真實的思想、情感、訴求、心願。能為他們做點事，我是真的高興。如果條件允許，我一定會繼續做下去。
基層缺的是“操心人”
講述人：賁世錄
（青海省海東市互助土族自治縣文化館工作人員）
我今年27歲，在青海省海東市互助土族自治縣文化館已經工作了5個年頭。當年，我大學畢業想回到家鄉發展，正好文化館招募“三區計劃”文化工作者，我就報了名。
在學校時，我的專業是信息與計算科學，基本上就是跟電腦打交道，於是成了縣文化館宣傳策劃部的一員，承擔起了新媒體工作，包括拍攝及音視頻剪輯等內容。後來，我又學習了大屏、燈光、音響操控等多媒體技術，成了妥妥的技術流。
剛畢業沒有什麽工作經驗，第一個任務就是跟著安納歌舞團下鄉演出，我負責拍攝、錄像。因為基層文化服務能力有限，安納歌舞團的下鄉演出就成了基層群眾為數不多的文化活動，隻記得大家特別喜歡，很開心，在高原的大太陽底下曬著也不肯挪步。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這份工作的意義，我趕緊用鏡頭記錄下老百姓的笑臉。
後來，這樣的下鄉演出經歷多了，每年都要有100多場，感動的時候也更多了。有一場基層演出時，台上是演員們跳著舞，台下一個小男孩保持一個姿勢，不動不說話，目不轉睛地看了半個多小時。我用攝影機記錄下了這個片段，他讓我意識到人們對藝術的渴求是真摯而自然的。
經常下鄉，跟農民們接觸久了，就知道大家需要什麽了。在基層開展文化工作，缺的就是“操心人”。鄉鎮文化站缺乏專職人員，大家承擔多項工作忙不過來；村民們想搞文藝，全憑自己的一腔熱血，沒有老師教，也沒有登台的機會。而我們這些文化工作者，就是來操心這些問題的。
互助土族自治縣是我國土族重要的聚居地。作為土生土長的土族人，我是在土族文化的浸染中長大的。以前，逢年過節女孩子穿著七彩花袖衫，男孩子戴著鷹嘴帽，轉著吉祥的安昭舞；六月的土鄉，田間地頭回蕩著土族“花兒”。如今，這樣的景象很少再見了，但是我能感受到這些傳統文化藝術還是在大家的心裡。
今年6月20日有一次全縣的安昭舞比賽。隨著疫情好轉，復工複產有序推進，村民們都早出晚歸，我每天下午五六點進村輔導，只有剛放學的小孩子來學。但是比賽日期正好趕上孩子上課，參加不了比賽，於是大家一咬牙一跺腳，生生地請了假，全天候地排練，就為參加這場比賽。村民這樣熱情，我們更不能松懈，整天泡在村子裡。
得益於互助縣得天獨厚的民族文化資源，再借助文旅融合的東風，我們的活動越來越多，鄉親們也越來越見世面。一到夏天，我們就特別忙，加班、排練，周末也很少休息，但是大家都沒有喊苦喊累。
我說的“大家”，指的是我縣30多位“三區計劃”文化工作者，大多數人跟我一樣，畢業後就來到了這樣的崗位上。安納歌舞團特意為我們創作了一部作品《三區的一天》，展現的就是“三區計劃”文化工作者從早上排練到演出，直至收拾服裝回家的一天。
我感觸最深的是，基層文化工作是一項長期、艱苦、意義深遠的工作，年輕人也難免感覺待遇跟不上，但是，這份工作也有它的魅力，一群年輕人湊在一起，能碰撞出許多好點子。最近，我們正在製作短視頻“說互助”系列，希望通過媒體平台把土族優秀的文化介紹給大家。
【記者手記】
基層文化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看上去是平淡的，但在平淡的敘述背後，藏著他們不願多說的辛苦：才仁巴德，不是在下鄉就是在去下鄉的路上，往往是晚上10點鍾以後才能打通電話；賁世錄是設計、宣傳全能的好手，到了夏天縣裡的大型活動特別多，記者總是夜裡11點多收到他回復採訪的信息“老師，你等等，我還沒回家”；昂青卓瑪只能在晚上9點以後才能找到她，因為一般這個時候她才能回到家。
這就是奮鬥在基層的年輕文化工作者的日常。在基層，還有許許多多和他們一樣的年輕人，把青春年華和熱情、才乾奉獻給基層文化服務，同時也收獲了更好的自己。
服務基層，成就自我，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幸福。奮鬥是青春最亮麗的底色！
記者：秦丹華
責編：李揚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