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滿意的作品是《少女小漁》”

　　嚴歌苓在對談會上發言。

　　“原型與虛構：嚴歌苓的小說創作”對談活動，日前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舉辦。作家嚴歌苓與《讀庫》主編、人大校友張立憲就小說創作中的“原型與虛構”問題展開對話。當回答現場讀者“大眾傳媒對文學作品最大的損耗”提問時，嚴歌苓指出“可能在於對漢語表達本身精準性的損耗”，並坦言“我覺得未來的小說不應該被完全影視化。”揚子晚報記者 蔡震

　　《芳華》也叫《穗子續集》

　　嚴歌苓的小說中有一些角色跟她個人的生活經歷有一定的重合度，比如說只要寫女兵，大家一定覺得是寫她自己，嚴歌苓解釋說：“像《芳華》中，蕭穗子的角色非常狡猾，你認為在她身上可以看到十七八歲嚴歌苓真實的情況，但實際卻不是，我還是虛構了很多東西。我覺得一旦把‘我’變成小說裡的第一人稱，‘自我審查機構’開始工作：什麽行為可以加在‘我’的後面？什麽行為不可以加在‘我’的後面？但是如果我不用‘我’這個第一人稱，我會覺得這是一個跟我沒什麽關係的人，所以我還是喜歡在小說中用‘我’這個第一人稱。”

　　十年前，嚴歌苓寫了《穗子物語》，她也把《芳華》叫做《穗子續集》，“《芳華》裡面的穗子是一個敘事者，亦真亦假。寫其自己的故事，但是已經抽離開，已經不是那個東西，有很多抽象出來的東西。”嚴歌苓說。

　　嚴歌苓認為小說家最大的趣味就在於，將自己夢想成為或者恥於成為的自我放在不同人物身上，比如幻想成為妓女或者囚犯，這些人物實際上都是你心裡一個很黑暗的、著迷的東西，只是把它放在不同人的身上。

　　《小姨多鶴》非常難寫

　　嚴歌苓進而又用自己書寫《小姨多鶴》時的創作歷程來詳細解釋了在擁有真實故事原型的情況下，怎樣從中抽出特定意象以構成文學作品。她總結說，《小姨多鶴》非常難寫。“這個故事真實的原型我都有，日本撤退時留下很多年輕姑娘嫁給中國單身漢。但是你怎樣能夠把它變成文學，你需要一個從文學中抽象出來的東西，為什麽它不叫《母親小環》，為什麽不叫《秘密家庭的秘密》，而是叫《小姨多鶴》，就是因為我找到日本人這樣一個意象——小姨多鶴是日本人留下的、敵人的女兒，講她怎麽被接受並共存下來的故事。”

　　而在寫作《小姨多鶴》時，嚴歌苓談到最大的挑戰則是如何寫出東方人和東方人的區別。“西方人和東方人的差別容易寫出來，因為他們的差別比較鮮明，亞洲人和亞洲人的差別非常難寫——都是黑頭髮的、非常多禮且非常含蓄。這就是我二三十年來不敢寫《小姨多鶴》這個作品的原因。”

　　為什麽要寫這個故事？她認為，一個故事的主題一定要是豐富的，而不能僅被單一闡釋，小說的道德審美和藝術審美具有朦朧性，這樣才具有了書寫的意義。

　　最不滿意的是《少女小漁》

　　談及小說的“抗拍性”，嚴歌苓表示自己過去以為《陸犯焉識》有很強的抗拍性。“首先它的體量極大，是一個人的一生，還有它比較敏感，但是我必須要寫這本書，不管有沒有人出版或者在哪裡出版，這本書我一定要寫，這是一個作家一輩子需要完成的一件作品。”因為，這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嚴歌苓表示自己最不滿意的是《少女小漁》，“作為一個作品來講它是成立的，我的小說裡有特別邊緣的一幫人，無論是老頭還是少女小漁。小漁雖然非常底層，但是善良且勤勞本分，她在老頭身邊生活，她有安貧樂道的那種充實。你可以是非常底層的，但是你不可以不高貴。通過和小漁短暫的假婚姻，老頭認識到無論多窮，人都可以活得很有尊嚴。但是改編的影視劇把他變成一個作家，而作家是不缺乏這樣的自我意識的，他不缺乏跟一個小姑娘一起生活、一段假婚姻使他從A變成B。一個作品出發的時候是A，到了結束還是A，我覺得不成功，他一定要有所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