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巨集偉：“寫作本身不就是妄念一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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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寫作本身不就是妄念一執？”

文 | 方岩

李巨集偉，四川江油人，現居北京。著有詩集《有關可能生活的十種想象》、長篇小說《平行蝕》《國王與抒情詩》、中篇小說集《假時間聚會》、對話集《深夜裡交換秘密的人》等，譯有《尤利西斯自述》《致諾拉：喬伊斯情書》《流亡者》等。獲2014青年作家年度表現獎、徐志摩詩歌獎等。《國王與抒情詩》位列《亞洲周刊》2017年度十大華文小說榜首，獲選中國最美書店周2017年最受歡迎圖書，並入選《收獲》《揚子江評論》、鳳凰讀書等年度榜單。

李巨集偉試圖把對當前社會的總體性理解，轉變為帶有寓言意味的故事，以期讓蘊含於當前社會形態中帶有表征性的症候在錯置的時空中顯現、膨脹。鮮明的敘事邏輯、奇異的想象力和飽滿的故事以某種極具未來感卻又有現實說服力的張力結構形成了一個個完整度極高的敘事。

《國王與抒情詩》

在《而閱讀者不知所終》（《人民文學》2016年第9期）中，李巨集偉不僅虛構了一本書，而且虛構了一群讀者對這本書的閱讀及其對作者的猜測和追尋，緊隨其後的還有書中人物與書的作者的對話。無疑，這是一次關於虛構的虛構，或者是虛構與虛構的疊加、指認或拆解。這裡不僅有極具辨識度的李巨集偉式的小說寫作模式，而且對於熟悉李巨集偉作品的人來說，還可以把小說中那些觀念、情境、片段的衝突、辯駁甚至是相互證偽，視為他的小說觀的複雜的呈現方式。

李巨集偉不是那種相信具體經驗可以直接呈現的小說家，他不信任語言與具體經驗之間的對應關係，並曾使用“切割”（《我是作家，不是郵差》）這個看上去笨拙、蠻橫的詞語來嘲諷那種關於“虛構”與“現實”的僵化理解。哪怕是涉及自身較為確信的某些觀念，他也要設定複雜的情境和纏繞的語言，讓其猶猶豫豫地顯形。這種不確定的姿態和形式，大概是與作家智識的複雜、語言的綿密以及想象力的境界相關的。所以，若將《而閱讀者不知所終》視為作者某種程度上的夫子之道，嘗試梳理出清晰的觀念圖景可能是困難的，倒不如先截取某個片段，從小小的缺口開始去逐步探索李巨集偉的虛構世界。

狂妄也好，虛妄也好，寫作本身不就是妄執一念，自以為是嗎？念頭生發的一瞬間當然是重要的，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可是我們是人，不是神，不能憑一個念頭、一句話來創世對嗎？把念頭付諸實現，把構想落實到紙上，這自然是對在那一瞬間所念想的世界的損耗，從起念到完成作品，也必然是對純粹的大腦中的世界的降格，多層次多等級的降格，可這不正是人的宿命，不也正是寫作者的宿命嗎？說到底，哪個寫作者能夠把腦子裡生發的念頭拿出來，可以把大腦裡的世界敞開來，供他人出入、參詳呢？寫作不就是這種敞開嗎？作為人，作為必死的凡人，如果認為只需要念頭的生發，以為起念就能逼近偉大，就是完成，這才是最大的妄念吧。這還不僅僅是妄念，這是僭越，對神的虛假想象，然後再憑虛假想象來代替神，取代神的位置。

這段話來自那本虛構之書的“作者”關於寫作稍顯激動的辯護。寫作的極端困境被揭示出來。除了依憑文字，觀念無法顯形。然而，在它被呈現、認識的那一刻，則意味著真相的降格和意義的虧損。於是，文字成為罪魁禍首，寫作變得面目可疑。問題的另一面在於，只要真相和意義對人類還有誘惑，文字依然是抵抗宿命、實現僭越的惟一方式。只是文字本身，或詞與物之間的關係需要重新得到檢討。

《哈瓦那超級市場》（《西部》2013年第4期）是個有趣的嘗試。“哈瓦那”也好，“超級市場”也罷，都攜帶著約定俗成的意義和較為固定的對應事物，但是慣例並不意味著真相，也可能意味著對於真相的偏離和掩蓋。所以，尋找“哈瓦那市場”的過程變得曲折艱辛。謎底揭曉的那一刻，我們驚訝地發現“哈瓦那超級市場”其實只是一個普通社區的小超市的名字。這種摻雜著震驚和荒誕的感覺，並非是作者故弄玄虛的“虛構”策略所激發的，而是詞與物僵硬的對應關係被松動的結果，關係斷裂之處填滿的，是我們自身狹隘的自信和懶惰的認知。所以，關於真相和意義的盲識和洞見，取決於對具體的詞與物關係的理解。正如小說裡的其他故事和語境所提醒的那樣，哈瓦那超級市場為什麽就不可以還是提供各種欲望和滿足方式的超現實主義時空呢？在這部小說中，李巨集偉圍繞著一個名詞編織不同的故事，並不是要展示他充沛的想象力以及他在不同的故事中自由穿梭的敘述掌控技巧，他是在試探同一個詞語在不同的語境中所可能喚起的不同的真相和意義，或者說真相的不同側面和意義的不同層次。在我看來，他用“虛構”完成一次關於世界、現實和觀念的“升格”。詞與物之間的關係是偽裝成立法的慣例，當這層偽裝被撕破，詞與物之間豐富的張力關係被重新建立起來，是尋找真相和意義的開端。

《哈瓦那超級市場》

對於李巨集偉來講，重建詞與物關係並不指向哲學層面真理的探尋，而是有著真誠的現實關懷。如果說，這樣的企圖在《哈瓦那超級市場》中呈現的還較為抽象，那麽《並蒂愛情》（《人民文學》2014年第2期）則提供了更為形象的演繹。當我們談論詞與物關係會把慣例偽裝為立法時，其實已經在談論被幻覺掩蓋的現實危機，即我們日常的現實感可能是那些習焉不察的觀念所製造的幻覺。比如，關於美好愛情的向往。當“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真的以卡夫卡的方式實現的時候，即一夜醒來，兩個相愛的人的肉身真的連為一體，美夢成真帶來的卻是無盡的困境和焦慮。這樣的“虛構”不是為了刻意解構某些觀念，而是為了讓我們重新翻檢那些構成我們日常生活的詞匯及其背後觀念的可靠性。《假時間聚會》（《人民文學》2015年第9期）同樣如此。畢業20年後的同學重新聚會卻以假面舞會的形式舉行，這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細節。形式上的獵奇依然難以掩蓋“虛構”上的刻意設計，當真實的面孔被虛假的面具遮掩時，其實是詞與物的關係被強行地切斷。這個充滿遊戲精神的行為帶來的卻是幻覺破滅之後的真實感，因為從遊戲啟動的那一刻開始，構成我們身份和存在的那些證據，如“記憶”、“時間”、“照片”、“影像”都變得虛幻起來，我們基於這些詞匯及其意義所建立起來的現實感瞬間崩坍，一場聚會竟成為發現真相的舞台和驚悚時刻。

《假時間聚會》

事實上，李巨集偉的現實關切及其憂慮在兩個維度上展開。一是對當下日常中包圍我們生活的幻覺進行祛魅，以喚醒自我對周遭世界的重新認知。這些問題我們已經討論過。另一維度則是，把當前的社會狀況在整體上挪移至未來的時空中進行推演。他試圖把對當前社會的總體性理解，轉變為帶有寓言意味的故事，以期讓蘊含於當前社會形態中帶有表征性的症候在錯置的時空中顯現、膨脹。鮮明的敘事邏輯、奇異的想象力和飽滿的故事以某種極具未來感卻又有現實說服力的張力結構形成了一個個完整度極高的敘事。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使得李巨集偉在思想景觀、美學趣味、文體形式感上遠遠地超過了同時代的許多作家。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必須排除科幻文學相關概念和觀念對李巨集偉小說的干擾和降格。因為，科幻對於李巨集偉來說，更像是突破話語太空的敘述策略，正是依靠這樣的策略，他才能在《來自月球的黏稠雨液》中，從容地戲仿調研報告、申請、批複等公文文體，讓我們在平靜的敘述中看到馬爾薩斯理論成為社會運行規則時的恐懼場景。借助類型故事的某些優勢，來消弭敘述上存在的牽製和障礙，這樣的策略在長篇小說《國王與抒情詩》中得到更為靈活和直觀的運用，以科幻為外衣，以懸疑故事作為敘述框架，一個“監督”和“控制”無處不在的惡托邦故事慢慢飽滿起來。同樣，在《現實顧問》（《十月》2018年第3期）中，科技並未構成敘事動力，與其說這是一個科技控制、壟斷人類感知的故事，倒不如說人控制、奴役同類的野心，以及人沉溺於幻覺和自我逃避、自我奴役的本性從未消失過，很多時候只是換了一種形式。但是，李巨集偉洞察了這一切，並讓其重新成為問題。同時必須看到，有些時候，形式、文體、內容、時空被有意識地錯置、拚貼，由此刻意地製造出不協調的效果，其實是強化審美效果和思想衝擊力的美學手段和敘述技巧，躲在這一切背後的是作者強悍的意志和強大的掌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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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談

以寫作確認時代的圖景

文 | 李巨集偉

為什麽要寫作？尤其是讀了那些經典作品，知道前人能夠達到的高度，每一次走進圖書館、書店，都會懷疑一生的時間僅僅用來閱讀都不夠。2003年，確定以寫作為志業之前，我問了自己這個幾乎每一個寫作者都會自問，也會被他人不斷問及的問題。想來想去，認定需要“以寫作來確認自己的存在”，才算自我說服。

人都是要死的。如果在死之前，能夠找到一件事情，讓自己全身心投入其中，忘記死亡的存在，這是一種幸福。如果這件事還能讓自己對死亡深入了解，當其來臨時不至於恐懼畏縮，這是雙重的幸福。假定死亡將取消一切，則“以寫作來確認自己的存在”有兩層意思。一是需要寫作這一行為及其結果來賦予自己有限的時間以實質。我並沒有以寫作打敗時間這樣不可能實現的執念，但寫作可以讓我感到，時間經過了我並且沒有白白流走。另一層意思則可以視作執念，我希望自己的寫作不愧對那些滋養我的作家，如果他們的作品構成一座殿堂，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夠在這殿堂裡有一席之地，哪怕是敬陪末座，儘管那時我的身體早已隕滅，對此無知無覺，這仍然是對自己存在的確認。

時至今日，這一自我說服已有所轉化，如果再以相同的句式表述，就是“以寫作確認時代的圖景”。其中的變化，是寫作實踐帶來的，也是離開學校之後的工作、生活帶來的。變化的首要，是對存在的體認。抽象的精神性的個體存在，總是坐標於具體的時空，而這個具體的時空又必然是一個時代的構成部分。不管作家是否意識到，也不管他是否願意追尋、承擔，其寫作必然映照他身處時代的精神狀況。身在此時此地，無論實際情況將來被證明如何，我都認自己的時代為特殊，認它是一個轉折、交匯的節點，認它兼備範式、價值、情感的毀壞與生成。個人的確認系於時代，惟有時代圖景得以確認，個人存在的坐標才能清晰。

要確認時代的圖景，作家必須首先是觀察者、感受者。時代並不是有形的可以描摹、傳遞的對象，作為個人，作家只能看到時代圖景可數的幾塊拚圖，他的生活也只能在少數幾種現場之間來回，但這可數的拚圖與現場，就是他的真憑實據，作家據此觀察生活、感受現實，他以充分的共情能力，由此及彼、推己及人，想象、理解個人在時代浪潮衝擊下的生活情態，推演個人與群體的命運波瀾，參詳時代的精神狀況。要確認時代圖景，作家更必須成為發明者、定義者。時代並不是個定數，現實也並不是靜待作家出入的景觀，試圖以緊貼的方式佔有現實，以為所見即所得是惰怠的妄念，甚或是封閉性的偏執。沒有得到準確書寫與明確定義的時代，無論事實上多麽豐富，都將湮滅，喪失作用於歷史的能量。因此，作家必須以文字為火光，照亮時代隱匿的絕不會主動示人的幽暗，並將幽暗的結構如同顯影一樣，帶到他同時代人的面前。甚至有時候，這個結構是殘缺、破損的，作家還要以創造的本意將它補全。這未必是時代本來的樣子，但作家的工作是如此出色，一旦他補全，它就成了那樣，而且只能是那樣，留待後來者辨認、追想，進而調適、修正。

觀察、感受、發明、定義，這並不足以保證作家寫下的就是時代圖景的本來面貌。本來面貌本身，也不是作為個人的作家可以證實的。這時候，可能還需要作家成為一個想象者、信任者。想象和信任都不指向具體時代的圖景，而指向囊括了所有時空於一體的圖景，關乎所有事實、所有秘密的圖景。這圖景也許由更高的存在繪製、掌握，也許自行生成、自足存在，無論是哪一種，作家都無法得見，但他必須想象並信任它的存在，並據此來寫作，來繪製局部的屬於他的時代的圖景。

毫無疑問，當作家相信他的寫作，相信他對其時代圖景的確認，符合那整全的終極的惟一的圖景的預定時，他將獲得與更多個體、更高存在共在的充分的幸福。這是我目前對自己寫作的期待，並願意為此持續寫下去。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7月2日2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