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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異的願景:美國要成為怎樣的國家?

作者=重木

來源=2019年2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2018年11月23日,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接受CNN採訪時表示,他和現任總統川普對美國的願景截然不同。在他看來,美國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其“渴望成為一個成功的、多元化的、多民族的國家”。當主持人問:你認為這也是川普的願景嗎?奧巴馬回答:很明顯不是,我們的願景截然不同。並且他還認為自己的願景最終會戰勝川普的,“事實上,大多數美國人根據性格而不是膚色和性別來評判他人。”

這段採訪所表現出的不僅僅是奧巴馬和川普兩個人之間對於美國願景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它展現的是美國這個有著三百多年歷史的國家從誕生之初以及其後的發展中所形成的某種矛盾與張力,而其所表現的一個重要標誌便是對於美國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的願景的差異。在艾倫.布林克利的多卷本《美國史》中,這是一條始終若隱若現的關於美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線索,圍繞著它,歷代美國人中的不同群體展開了複雜且歷久彌新的鬥爭,而許多鬥爭幾乎從其建國初便已經開始,如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問題、黑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和群體的權益問題。

也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布林克利這部大作的出彩之處,以及其有別於之前眾多美國通史作品的特色,即他花了大量筆墨來描述在美國三個多世紀的歷史中,那些非WASP(白人盎格魯-薩克遜新教徒)族裔以及少數群體的狀況和他們所遭受的不公、迫害與對其的鬥爭與抵抗。正如李劍鳴先生在本書中文版導言中所指出的,“雖然族裔和文化的多樣性貫穿了整個美國歷史,但美國主流社會長期不喜歡這種多樣性,先後嘗試過改造、同化、壓製和排斥等多種方式,力圖消除多樣性,以促成某種同質而純一的美國文化”。正因對於這一問題的不同看法而產生了美國政治與歷史中的巨大張力,由此導致他一如既往的複雜性。

隨著1989年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美國出人意料地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由此也正式促成了美國其後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位置。美國著名作家戈爾.維達爾在其六七十年代批評美國政府的文章中,多次稱其為“帝國”,即在很大程度上,隨著“二戰”後歐洲的衰落,美國取而代之成為了新的“霸主”。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的干涉主義使其成為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以及共產主義諸國)眼中的“帝國主義”代表,而其所擁有的政治體制、經濟體系以及社會文化都一同遭到否定,成為資本主義霸權和墮落的象徵。

這一點在中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轉變中可窺一二。因此,在我們的近代歷史記憶中,美國常常以“侵略的帝國主義面目”出現,成為人們爭相攻擊的靶子;但另一方面,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及其後的八十年代,美國一度成為自由民主的榜樣,並且在近代侵略中國的諸多帝國中,相比於他國,美國是最不壞的。而在日本同樣出現過對於美國觀感的改變,從“二戰”中的敵人到戰後於其幫助下迅速新生的扶持者,以及日本五六十年代年輕人對於美式生活、文化的模仿與想象等等……這一處於外界的不同面孔所折射出的正是美國本身的複雜性,而這一複雜即使不是誕生於其建國的那一刻,卻也與其有著根深蒂固的聯繫。

布林克利在描述早期北美殖民地時不斷地指出,前來此處的歐洲人除了謀利的商人,便是在各種程度上屬於其母國的“局外人”,而宗教上的異議者更是組成了移民中的絕大部分。這些移民的清教徒希望在新的土地上建造符合他們觀念和理想的社會,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從一開始美國就是一個宗教意識強烈的國家,即使其後的憲法修正案中強調了不立國教和政教分離,但無論是其早期殖民地的社會結構設計、政府部門中牧師權力的強勢還是其後各種宗教思想在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影響上,都始終佔據著重要的位置。也正是於此,我們或許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什麽在這個看似十分開放和世俗的國家中,宗教始終是其政治和社會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且美國國內的宗教信徒及其觀念有時甚至超過那些典型的歐洲天主教國家,如愛爾蘭與“教會的長女”法國。也正因此,宗教觀念和其組織勢力才會一次次地在美國的各種政治與社會事務中產生左右其方向:從其後右翼宗教保守派所念茲在茲的“傳統美國價值觀”到他們對於其他少數族裔和群體權利訴求中的頑強抵抗,如黑人民權、女權運動以及性少數平權。

這一強勢的宗教性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主流白人群體意識形態中頗為核心的組成部分,並且也是其後各種宣傳“美國性/式”的基石。在這一基礎上,那些從歐洲移民北美的白人開始建構他們的伊甸園,而為了實現這一夢想,他們“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因此,就如布林克利在書中所展現的,美國早期的建國以及其後百年的歷史中都充滿了對於其他族裔的侵略與屠殺,這其中最大的受害者便是北美原住民印第安人。布林克利指出,“在(美國的)社會主流文化中,幾乎沒有任何其他少數族裔比美國印第安人遭受過更多的苦難和不公”。隨著清教徒從原本聚集的東海岸新英格蘭地區到開始往西南擴展,印第安人不僅遭受由白人帶來的傳染病,而且還遭遇他們更先進的武器和軍隊。在李敖先生的《審判美國》中,李先生扮演成“上帝李”審判美國歷任總統,而早期多數總統的“黑歷史”中都逃不了對印第安人的迫害。而當我們把印第安人的遭遇放在18世紀這一更大的西方背景中便會發現,伴隨著西方崛起的眾多被掩蓋的悲劇之一就是各大洲原住民以及非歐洲國家和人種的災難降臨。

美國印第安人運動

但就如布林克利所指出的,美國的這些行為與其殖民地居民於18世紀所接受的兩種競爭的智性思想都不相符。“一種是16世紀和17世紀的傳統觀點,強調上帝對人的眷顧,相信上帝與世界有著密切的聯繫,上帝時刻關注著每一個人;另一種便是啟蒙的新思想……強調科學和理性的重要性……認為人類控制著自己的生活和社會的進程”。前者“愛你的鄰居”,並未讓這些於英國或法國飽受國內主流宗教和政府迫害的清教徒學會愛美洲的原住民和黑人奴隸;而啟蒙思想強調的個人自主和權利,也未讓他們想到這些權益同樣適用於非白人群體。這便是美國獨立革命所存在的先天性缺點。布林克利指出,“如同美國歷史上很多其他時期一樣,革命暴露了這個國家在爭取自由與維持奴隸製這兩種思想之間的長期矛盾”。協商建國過程中,北方對於南方各州奴隸製的退讓成為之後美國整個歷史中最嚴重的問題,直到如今。而也正是這一“雙重標準”——美國“白人一方面在捍衛自己的自由,同時在保持對他人的奴役”——成為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一個顯著的特點。

《美國史》

(美)艾倫·布林克利/著

陳志傑 等/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9年2月

因此,就像我們之後稱讚雅典城邦的民主一樣,我們在那些正典的史書中看到的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為自己所寫的故事,而那些“非我族類”則始終是國內的局外人。在雅典,擁有公民權的只有成年男性,而女性、奴隸以及外邦人等群體則完全不在其中。這不同樣也是美國的狀況嗎?伴隨著新國家建立的是某種隱形(在南方各州則是十分明確)的公民等級界限,由此形成一系列國內的“他者”。而白人後裔則依舊繼承著父輩們的憧憬,希望把美國建成一個具有某種共同的核心精神、價值觀、生活方式和組織形式的國家,這一渴望貫穿古今。伴隨著川普的上台,這一既古老又連綿不斷的呼聲再次大興,那些生活在國內的“敵人”和國外“敵人”一道,成為保障傳統美國性的最佳界線。

面對“國內敵人”,主流社會以傳統、宗教觀念、法律甚至槍炮來使其臣服;對於“國外敵人”的態度所反映的也正是美國在這一相同意識形態指導下所產生的不同方向,一是“門羅主義”,即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事物;另一條則是干涉主義。而無論前者後者,采取這一行動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保護美國自身的利益。美國的對外政策於此兩者間擺動,且由於缺少某種形式的公正理想,便往往導致因其行為而引起產生眾多惡劣的後果與影響。當1994年盧旺達發生種族大屠殺事件,英美始終持觀望態度而使得駐扎於此的聯合國維和部隊無法行動,最終一百萬圖西族人被殺。主使這場屠殺的胡圖族軍官揭露了美國為什麽不願干涉的原因。在回答美國官員時,他說:“你們不會插手的,你們怎麽會來呢?我們沒有石油,沒有鑽石,沒有任何你們需要的東西”。正是因為美國發現無法從盧旺達獲得對於自身有利的資源,它便舉起“門羅主義”作為自己的擋箭牌。而當美國進行積極的干涉和行動時,往往同樣因隻考慮自身的利益而導致災難,從越南戰爭到其後巴爾乾地區衝突皆是如此。

如今的川普再次拉起舊旗,宣稱“美國第一”而不願再干涉他國事物(更準確的說法其實是丟棄美國在世界上所應該承擔的責任),而其所使用的話語和邏輯在美國歷史上卻從來都不新鮮。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一開始奉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只是隨著他們意識到這些發生在歐洲的戰爭會影響到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和權益時,才采取相應的行動。美國似乎始終保持著某種18世紀的觀念,即只要自己關上大門發展,外面的世界如何都與己無關。但事實卻是,它的發展並非僅僅依靠其國內一方的努力,並且無論是19世紀的西方殖民時期還是20世紀後期的全球化過程,美國的發展都無法與其他國家完全割裂,但伴隨著利益獲得和實力提升所帶來的並不是相應的責任,而是更大的索取且常常以建立在損害他國利益的基礎上。在“二戰”期間美國國內誕生的諸多超級英雄中的蜘蛛人強調“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但伴隨著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的近代歷史,我們看到的卻並非承擔了更多的責任,而是更大自我中心主義和貪婪。

在布林克利這部《美國史》中,我們發現,每當美國國內出現經濟危機,時常便意味著“戰爭”的開始。這一“戰爭”可能是面對國內非主流族裔與群體的,如進一步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立法禁止已被解放的黑人的參政權和工作、或以“傳統家庭”的觀念把女性驅趕出工作崗位。這些狀況不僅發生在20世紀中期的大蕭條時期,也同樣發生在當下的川普政府中。為了增加其國內的工作崗位,川普公然宣稱是外國以及移民搶走了美國中部鐵鏽區白人的工作,而由此轉移了對原本應該依靠政府改革和其政策調控來解決就業發展問題的注意和壓力。這便是美國歷史中典型的民粹主義以及諸多右翼保守主義的手段——尋找“替罪羊”。並且在這裡被忽視的另一個問題,則是美國國內貧富差距的增大。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曾指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這一思想在美國清教徒那裡似乎得到了很好的展現。這些清教徒通過強佔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土地開始進行資本積累,並最終成為新英格蘭地區的精英階層。個人通過工作來改變自己的人生和生活這一“美國夢”並非只是20世紀的產物,遠在清教徒那裡便早已出現了這一思想的前奏,而且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中頗具影響的部分,並且由此導致了對於底層群體的錯誤認知,即他們的貧窮和不幸是其自身懶惰和不努力所造成的。但情況卻遠遠並非如此。1831年,托克維爾訪問美國,認為美國社會的“基本”特徵是:“人民地位的普遍平等。”這句判斷一方面是正確的,即在美國《權利法案》和其憲法中,所有人生而平等;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由於財富和地位的不同而造成了經濟不平等以及社會等級的產生。在19時期早期的總統安德魯.傑克森看來,這是必要的。

布林克利在此直白地指出,傑克森統治時期被後來人所讚賞的“民主化”,雖然帶有一定崇高的平等色彩,且激發了勞動人民的極大熱情,但“對於推動民主化的國家領導人而言,其目的並非幫助農民和勞動者,更不是幫助那些事實上沒有選舉權的人——非洲裔美國人(不論是奴隸還是自由人)、婦女和土著美國人。民主化是為了南方和西部逐漸崛起的企業家的利益而向東部上層精英權力發起的挑戰”。因此,說到底,這依舊是上層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而完全忽視了真正的無權者。

安德魯·傑克森 第七任美國總統

也正是圍繞著對於這些富人集團、公司企業和金融界的不同看法,導致當代美國政黨政治再一次進入白熱化(尤其表現在2008年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和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對於富人稅收的看法上)。而這一狀況背後更直接原因便是:上層白人統治者和富人希望這個國家按照他們的想法被塑造。而作為既得利益者,其觀念和意識形態便往往處於保守位置,因為一旦改變必然會影響自身的利益。

正是在這一強烈的權威和僵化的氣氛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年輕人開始反抗,各類民權與群體運動蓬勃,而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次對於傳統主流的反對和抵抗。美劇《廣告狂人》中所展現的便是對於主流美國人而言的“黃金歲月”——50年代,而那同時也是一個存在著諸多等級和區隔的社會,因而各種改變也正漸漸地發生,直到於60年代掀起風暴。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奠定了其後奧巴馬對於美國願景的想象,即由曾經充滿強製和暴力的“熔爐”走向“沙拉”:提倡社會文化的多元化,提倡各個種族和民族保留他們自己的傳統觀念、社會和文化規範,而由此挑戰美國教育和文化中強勢的“歐洲中心論”。

1960年代對於權威的反抗和衝擊,以及各個族裔與群體權利的鬥爭所展現的其實是美國本身所具有的修正潛力,而這一力量從其建國時就已經埋下。也可以說是對於主流所希望的絕對性的阻止與抵抗,這或許就是美國建國國父們智慧和遠見所在,他們所建立的體制和法律為兩個世紀後的少數群體的權利訴求奠定了基礎和留了扇門,更使得廣大群眾——尤其是底層民眾——權益的保護成為美國願景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就如我們於上文反覆提及的,白人主流社會不會就此罷休,因此伴隨著抗議的六七十年代同時誕生的是宗教複興:“70年代的美國正在經歷一次重要的宗教複興,也許稱得上是19世紀第二次大覺醒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宗教複興,各種形式的運動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以及新右派和保守派的聯盟,而其結果便是1981年裡根的上台。“裡根聯盟中包括一個人數不多但卻影響力巨大的富人集團,他們與公司企業和金融界聯繫緊密”,而其中的另一股力量則是“人數更少,但影響力相當大,即那些所謂的‘新保守主義’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富人、上層精英和保守主義(新右派和宗教;原本彼此對立的天主教、新教福音派和摩門教獲得共同的敵人——非傳統價值觀讚成者——而形成聯合)的政府,因此他們一方面為富人大開綠燈(減稅),一方面重塑傳統價值和美國式社會,諸如在家庭、性與性別中於60年代取得的成果都遭其挑戰……這與川普的諸多政策,當下美國國內強勢的宗教和民粹主義的高漲情況都十分相似。

所以,在克林頓和奧巴馬的民主黨之後,美國的鍾擺似乎再次回擺:對移民的汙名、對多元社會的批判、指責政府過多關注底層與少數族群、對於“政治正確”的否定以及白人至上的思想再次浮出水面。

在布林克利這部書後附錄了《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兩者都頗為短小,但其中的思想卻是人類文明中最寶貴的精髓,如宣言第二段第一句:“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人,並賦予他們若乾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但在美國的歷史中,對於那些曾一度不被界定為“人”的族裔和群體而言,要得到這些權利就意味著漫長的努力與鬥爭。在17世紀的西方看來,土著/當地人不能算作人,“因此沒有權利得到文明人所受的禮遇”,並且這些人還被嚴格的分離,由此才能保證“純”的人種和文化。因此,紙面上的權利給予了合法性,但自身的權利卻是每個群體和個人自己所爭取來的。

來自歐洲的清教徒以及商人並沒有真正地脫離那些曾經迫害他們的思想和觀念,反而把它帶到了新大陸,成為他們奴役其他族裔的理論依據。這其中,“純潔”伊甸園的想法最終導致種族主義和本土主義,以及對於他人責任感的匱乏;而來自啟蒙思想的熏陶,又讓他們堅信個人的自由與權益。布林克利指出,這一雙重性在獨立戰爭中的革命者身上就已經有所體現,他們“一面慶祝‘普通人的權利’,一面在鞏固對非洲裔美國人的奴役,剝奪效忠派(在革命期間支持英國的人)的權利和財產,組織婦女參與公共事務,甚至剝奪了英國人曾給予印第安部落的有限權利”。這樣的事情我們在美國之後的歷史中反覆見證,而伴隨其後的便是對這些不公的反抗。

美國的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和思想觀念擁有修複和防止他們的反對者走太遠的能力,而使得它始終在二者間擺動卻不必擔心用力過猛以至破壞了整個機器。但這一尺度卻常常因難以把握而走向極端,如上世紀麥卡錫主義的肆虐。許多評論家指出,當下美國政治以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對立已經走向白熱化,但如果我們回顧美國歷史便會發現,這或許只不過是美國政治和社會鍾擺的又一次擺動,而伴隨著川普各種狹隘政策以及民粹主義喧囂的是更多民間抗議的產生和發展,以及新的政治聯盟形成的可能。所以,這是一場看著新實則在其歷史上曾反覆出現過的角力。

幾個世紀的歷史並未如馬爾克斯在其《百年孤獨》最後說的那樣:“永遠不會再重複”、“不會有第二次機會在大地上出現”,對美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來說,相似的事情會反覆地出現,因此也就意味著每一代人都要為了維護自身的權利而不斷地努力與奮鬥,這不也正是民主與自由真正得以實現的方式嗎?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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