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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傳說，蚩尤“帶領眾神和山精水怪與黃帝作對”之亂後，又殃及地上生民，使得人間強者凌弱，眾者暴寡，酷刑泛濫，殺戮不止。
後來，黃帝的繼承者“顓頊”（zhuān xū）對天地間的秩序進行一次大整頓。他命“重”（顓頊帝的孫子）兩手托天，奮力上舉；令“黎”（顓頊帝的孫子）兩手按地，盡力下壓。
於是，天地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以至於除了昆侖天梯，天地間的通道都被隔斷。
顓頊還命令“重”和“黎”分別掌管天上眾神事務及地上神和人的事務。此後，天地間神人經“重”“黎”許可便不能夠隨便上天下地了！
在中國思想觀念發展的歷史上，曾發生過一次極其重大的事件，天、地隔絕，人、神分離，謂之“絕地天通”。“絕地天通”從來都是被作為正面事件、聖人的豐功偉績來歌頌的。例如《尚書孔氏傳》說：“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這就是說，“絕地天通”的關鍵在於：天地相分，人神不擾。這是一種有序化、制度化。
這就是說，“絕地天通”的關鍵在於：天地相分，人神不擾。這是一種有序化、制度化的文化秩序重建，這為儒家的禮製提供了依據，也為法家提供了根基，為神仙家提供了神仙的體系，為遠古先民的歷史提供了思想治世的基礎。看一看張光直先生怎麽看“絕地天通”。
大概公元前500年的一天，春秋霸主楚國國君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9年）在讀完《尚書·呂刑》篇後陷入了沉思。該篇據稱為公元前11世紀末周穆王誥封呂侯的詔書，其中提及帝顓頊“命重、黎絕地天通”。讀到這裡，楚昭王深感疑惑，轉而問臣子：“如果重、黎沒有隔絕天地，人民就能通天嗎？”於是，臣子就給他講述了“絕地天通”的神話故事。這一事件被記錄在了公元前4世紀的《國語》中。
這個神話故事是關於古代中國巫術最重要的文獻記載，它為解讀巫術在古代中國政治中的核心作用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線索。天是一切人類事務的智慧源泉，正如周代末期的哲學家墨子所說：“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想要掌控政治權力，擁有此類智慧必不可少。在此之前，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巫覡來接觸到這種智慧。可自從“絕地天通”之後，只有掌控通天之路的人才擁有此種智慧，進而掌控權力，從而統治天下。巫覡因此成為每個國家宮廷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古代中國的學者們認為帝王自己就是巫覡之首。
如果重新審視三代開國君王的豐功偉績，我們會發現這些功績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神幻和超自然的色彩。大禹力大無窮可力挽狂瀾，他的步法即所謂“禹步”，是後世巫覡所用的一種特定步法。如我們所知，商湯可祭祀祈雨，後稷具有使莊稼生長得更豐盛更快速的特殊才能。這些傳統信仰得到了商代甲骨文的印證，這也說明帝王確為巫覡之首。“卜辭中常有王卜王貞之辭，乃是王親自卜問，或卜風雨或卜祭祀征伐田遊。又有‘王固曰’的卜辭，固即是卟，其所卟者為雨啟霾輝等天獅之事，邊鄙之事及禍疾之事，卜辭惟有王才固。卜辭說‘今日王祝’，是王親祝。卜辭說‘壬子卜何貞王舞又雨’是王親舞求雨。卜辭說‘丁未王貞多畏夢，亡來’是王親佔所夢。凡此王兼為巫之所事，是王亦巫也。”
帝王當然不是唯一的巫覡，他有很多宗教人物作為輔助，這些人並非嚴格意義上的“shamanistic”（薩滿教徒）。本文中的“shaman”一詞大致與Arthur Waley所言意義相同：“在古代中國祭祀神靈的儀式中，充當人神溝通的媒介之人叫作‘巫’。在古代典籍中，他們是驅魔、預言、算命、求雨和解夢的專家。有一些巫會跳舞，人們認為他們通過跳舞來召喚神靈……他們也是巫醫，至少後來他們有一種治療方法就是去冥界撫慰死神，西伯利亞的薩滿就會這種巫術。中國的‘巫’確實與西伯利亞和通古斯的薩滿行使著極其相似的職能，所以用‘shaman’作為‘巫’的英文翻譯還是很便宜的。”
關於古代中國巫術最廣為人知的證據就在《楚辭》之中。《楚辭》共收錄了17篇詩歌，其中大部分為楚國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年）所作。《楚辭·九歌》篇有如下描述：“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雲中君》篇中有“歌舞娛神”的情境描述：“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洲兮有余，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此情此境更像在傾訴愛情，顯然巫覡（或詩中的巫女）最基本的角色就是以誘人的歌舞吸引神靈下凡（圖20）。
那麽，在屈原時代（公元前4世紀）之前，巫術就是自楚國流傳開來的習俗嗎？這是毋庸置疑的。關於巫術的其他地域或者更早年代的記載皆不及《楚辭》明晰，仍需進一步研究。首先，本章所引《國語》（可能略早於屈原時代）中與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9年在位）有關的篇幅中即有相關內容。《山海經》也多次（準確來說是23次）提到了“巫”，並涉及了與巫術起源相關的山脈（圖21）。周策縱也提出過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觀點，那就是“巫者最早使用藥物”，並把醫術傳授給了古代的君主和聖賢。
《楚辭》之前關於古代中國巫術最有力的證據存在於商代工藝品中，也就是甲骨文和商代藝術中的動物形象。藝術是第四章的主題，下面我們簡單地討論一下甲骨。
公元前3000年，居住在中國北方的人們最早開始使用動物肩胛骨進行占卜（通過灼燒獸骨並釋讀其裂痕）。到了商代，這種占卜方式達到了巔峰，並發展出了三個新的特點：龜殼與動物肩胛骨並行使用；卜骨的準備工作更加繁複（為便於灼燒而提前鑿出一些圓形或細長的凹槽）；在卜骨上刻字（圖22、圖23）。商滅亡之後，周人延續了用獸骨占卜和刻字的活動，但是規模日益縮小，繼而消失殆盡。然而灼燒動物肩胛骨進行占卜的習俗仍然在北半球的新舊大陸上廣泛流傳，直至近代才完全消失。
商代的占卜活動專為其宗教儀式與政治目的而進行，大多由商王直接監督在宮廷中完成，包括巫覡等宗教人物在內的大量臣子皆參與其中。首先，占卜用的獸骨主要為外來品，半數為家牛或水牛（Bubalus mephistopheles）的肩胛骨，半數為龜的腹甲。龜甲多為來自中國南方的龜類（中華花龜Ocadia sinensis，黃喉擬水龜 Mauremys mutica，閉殼龜屬 Cuora species）。獸骨的缺乏，或許恰恰促進了作為天人交通工具的卜骨的品質提升。這些獸骨都經過了精心的處理——刮擦、拋光，可能還要經過浸泡和曬乾，最後被雕鑿出整齊排列的凹槽。儀式期間，占卜者在凹槽的底部進行加熱，便可在甲骨的另一面製造出細如發絲的裂紋，通過解讀這些裂紋，他們可以得到向祖先問詢問題的答案。帝王有時會直接向占卜者詢問，但大多數時候是通過作為媒介的“貞人”（inquirer）來提問。裂紋通常由“卜人”（prognosticator）來解讀，“卜人”可由占卜者兼任，但通常由帝王親自擔任。
如何解讀卜骨上的裂紋，尚不得而知。何種裂紋可以稱之為“吉”，我們有時可以從其相鄰的卜辭來判斷，但其解釋方法似乎與裂紋的形狀和角度並無系統關聯。或許占卜者每次灼燒卜骨時都要使用不同的語言或精神系統來與祖先溝通，若是如此，這些系統的細節應該已遺失。占卜者有時會在占卜完成後在裂紋旁刻字以記錄其提出的問題，偶爾還會記錄下裂紋顯示的答案。從這些卜辭中，我們可以看出，帝王在築城、征戰、狩獵、巡遊或舉行特別祭儀之前，都傾向於通過占卜來取得其祖先的讚成或認可。他有時還會請祖先告知當晚或本周的命運、為其解夢、求問其子嗣的降生或者詢問關於其病痛甚至牙疼等問題。學者們根據卜辭來探討帝王的宗教和禮儀生活以及商代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的情況。
商代的占卜活動就是商代巫術的體現嗎？卜辭表明，商代的占卜是直接詢問久別人世的祖先，占卜者充當媒介的角色。卜辭中經常會遇到“賓”這個字，這個字在後世的文獻中通常被解釋為“待客”或“做客”的意思。在甲骨文中，“賓”字常置於“王”字與代表上帝的“帝”字或某個特定祖先的名字之間。含有以上文字的這類短句有時被解釋為“帝王招待某位先祖”或“帝王招待上帝”，其解釋實則更接近於“帝王召喚已逝祖先或上帝”。《山海經》中“啟上三嬪於天”的說法表明，“賓”代指上達神界的人類首領而非其他。無論如何，商代確實存在一種儀式，可通過某些中間人使帝王與神靈相聚。占卜同樣是努力使作為中間人的占卜者與神靈會面的活動。
我們還無法全面了解神靈下凡與巫覡或帝王飛升的途徑。但樂舞顯然是儀式的環節之一。酒或許也是其中一種：商人以嗜酒而聞名，他們設計了大量的青銅禮器用來盛酒。在巫覡沉浸在神奇的飛升過程之時，酒類等物質是否發揮了令人神思恍惚、虛幻迷離的作用呢？事實可能就是如此，但並沒有確鑿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動物在商代祭祀藝術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可為我們提供重要的研究線索。
正文/張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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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神話與祭祀》
作者：張光直[美]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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