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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作家班宇:這個時代太過輕而易舉,不做嘗試只會讓它更加乏味

文學總在外邊(對談)

班宇ⅹ羅丹妮

我們的生活怎樣被文學引到了外邊?

羅丹妮:我們這次的主題是“文學總在外邊”,這句話是梁文道老師提出來的,他對這句話的解釋是“文學總是會把我們引向外邊”,或者“值得追求的文學總是在外面,所以文學就應不斷地往外拓展,擴寬邊界”。我們從這個問題開始今天的交流,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會怎麽理解這句話,“文學總在外邊”?

班宇:文學總在外邊,確實是這樣。所以今天我們就是對文學喊話:“你快進屋吧,外面多冷,進屋上炕坐,暖和一下。”

提到這個“文學總在外邊”的話題,我想起的一個例子就是何平老師在《花城》雜誌主持一個欄目,叫“花城關注”。何平老師好像有非常強烈的意識,要去拓展這個邊界,今年這個欄目發了不少好稿,其中印象比較深刻是毛晨雨的《蛇的志向》,一種類似地志或者說民族志的寫作,野外作業,也有田野調查的意味,但同時具備很強的文學性。這個文本非常有趣,與其說在拓展邊界,不如說是在不停地調動文學,作為工具或者一種方法,使之參加到更廣泛的社會協作之中去,隨後又反撲過來,對文學的構成與實質進行發問,影響審美與意識,更漫長的整個過程就是循環往複,他的寫作有強大的哲學根基在裡面。

再去想想小川紳介拍紀錄片時,他帶著整個團隊勞作,度過一年四季,觀看稻穀的生長、村莊的變化,這種記錄裡面都有很強的文學信念。

這些例子也許比較激烈,但我想說的是,文學並不僅僅存在於文學傳統之中,並不是複製或者無限的單細胞繁殖,而是一定會借助外部的營養與環境,要敢於去對抗和呼應,新的文學在這種雜糅之中逐漸顯露。我覺得我們寫小說也是這樣,不能隻去面對文學史或者某種相對固化的評判標準去寫作,也許我們暫時做得還不夠徹底,應該時刻有這種緊迫意識,這樣文學才能有著不間斷的活力。

如果剛才那兩個例子,大家覺得陌生,離文學好像有點距離,那麽還有一位美國小說家,就是大衛·福斯特·華萊士,他本身有很好的數學修養,當過數學老師,然後又一直讀哲學,他的小說非常複雜,有大量的注釋、俚語、專有名詞,整個文本纏繞扭結在一起,能感受到他非常強大的精神能量和控制力,又與時代、社會背景息息相關,這個在之前其他作者的文本裡比較少見,所以他可能也是一個“文學在外面”的例證,呈現出非常不同的面貌。

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1962 - 2008),美國最好的當代作家之一,與喬納森·弗蘭茨並稱為美國當代文學“雙璧”。

羅丹妮:“文學”這個家夥好像真的是生生把你“拉出了”既有的生活軌道,你覺得是不是這樣?能不能就這個問題再多聊幾句,跟讀者分享一下,你的生活怎麽被文學具體影響了?大概什麽時候開始,你覺得寫字這件事好像對自己是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或許可以拿它來當個手藝?

班宇:雖然我讀文本、也寫作,但內心一直在抗拒跟文學之間的關係,不太想讓它極為大地影響我的個人生活,雖然這肯定也是個偽命題,因為我已經身在其中,但這個想法一直存在。抗拒情緒產生的原因,可能跟上面談的“文學在外面”也有關係,我肯定不是那種可以源源不斷地輸出的作者,我必須將自己擺到與文學相對平等的位置,然後再去進行這種搏鬥,或者說較力,這個狀態對我來說比較好施展,所以我的具體生活可能被文學影響得也不太多。

寫作這個事情,要是作為手藝來講的話,可能我在寫樂評的時候,大概就知道自己會有一些完成度,但這跟寫出真正的好小說又是兩回事情。我相信好小說裡有除開情感與技術之外更高級的存在,比如《安娜·卡列尼娜》裡結尾的最後一跳,或者契弗《再見了,我的弟弟》最後從海裡走出的裸女,這是都是高光時刻,讀過後也經常要反覆想一想,仿佛是文學,但又在它之外,有一種更深刻的存在,如神力一般,不具備邏輯,或者這個邏輯非常非常複雜,更沒法去預測,所以這個不僅是手藝的問題。

羅丹妮:我想如果說文學對你的生活有改變,這個改變可能也並不是一下發生的,而且,這樣的改變可能也會影響你跟身邊的人,包括家人、包括朋友,還有你跟你的工作的關係,能不能聊一聊?

班宇:我的工作是圖書編輯,但不是做小說,而是古籍整理,內容相對比較枯燥。所以剛才也說過,寫小說是我個人的逃逸時刻,讓我去實踐一些訴說與想象。我的朋友們,目前都很喜歡我的小說,不喜歡的我都已絕交。

總的來說,小說跟日常生活趨近於平行關係,偶有交集,跟當下、回憶都有,但盡量互不干涉,我對這種關係還比較滿意。

如何讓自己開始寫並一直寫下去?

羅丹妮:你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比較喜歡用文字來表達自己,或者說記錄自己的想法?這種比較隨意的寫,跟後來的寫,再到今天在這裡分享你們的作品,心態有什麽樣的變化?什麽時候開始有了比較明確、或者說強烈的作者意識,會更嚴肅地對待寫作這回事兒?

班宇:我今天剛有這種比較強烈的作者意識。不做活動,不在這個位置上,我就不太會去想這個事情。我覺得不只是嚴肅對待寫作,對待什麽都應該嚴肅起來,這個時代好像太輕而易舉了、太方便了,所以不做一點困難的事情,那就更加乏味。

雖然在我個人的寫作裡也有許多松懈的時候,可能跟個人習慣有關,但我也會盡量會去修正。我以前覺得人的能量非常大,能乾很多事情,但其實並不能,也許會慢慢發現,所有的經驗最終都指向同一條路徑,隻屬於你的那條,不嚴肅一點的話,也說不過去。

羅丹妮:今年你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處女作《冬泳》。其實很想跟你聊聊你出書後的狀態,我先分享一下作為編輯的一些感受。一般來說推薦新人新作是個非常需要心理能量的事,因為你遭遇到的大多是拒絕(特別是當這個新人沒有什麽同行前輩、專業獎項給他加持的時候),並且當你非常認真和充滿誠意地寫了評論、推薦語發在豆瓣時,有人還會因為這樣的評價可能過高惡意打一星。你在剛剛出書的階段,是怎麽看待這些外面的聲音?會不會放在心上?你是靠什麽來鼓勵自己寫下去?

班宇:儘管之前有許多波折,但在這本書面世的時候,我心裡還是很忐忑。我並不擔憂讀者是否喜歡,或者市場的反應,我一直在不停地追問自己,是否在這些小說裡盡了力,是否展示出那些事物真正的尊嚴。直到現在,我也回答不好。

我以前在豆瓣發表《打你總在下雨天》,也有不太好的評價,當時在頒獎典禮上,有句話我想說,但是沒好意思說,我就覺得就是大家的觀點,基於個人經驗,也許都是成立的,也都合理,有一些甚至也非常中肯,但是我不聽你的。這就比如我做飯時,特別不喜歡廚房有別人,一會兒告訴我該先做什麽再做什麽,一會兒跟我說哪裡做的不對,搞得心情很差,炒菜都沒情緒了,這樣不好。

所以我覺得所有作者都應該更自信一些,怎麽想就怎麽去做,失敗也無所謂。再說,所謂的失敗,不就是得不到認可麽,但我們做飯的初衷是為了吃飽肚子,享受整個製作的樂趣,不是為了發個朋友圈讓別人點讚,本末倒置就不太好。我對於不好的評價,看了也肯定不高興,但也不至於有太多挫敗感,所以不會去刻意自我鼓勵。

羅丹妮:你怎麽看各種獎項?包括之前的匿名作家計劃,鄭執拿到了首獎,我自己也特別高興,有好幾位我的作者都入圍了這個名單。但同時我也會時刻提醒自己,任何一個獎都會有它的局限和盲點,沒有入圍獎項的很多作品、作家可能是被我們忽略掉的。作為編輯必須用更開放的眼光關注內容本身,所以也想聽聽你的想法。

班宇:鄭執得獎我特別高興,我特別坦然地喝了他一頓大酒。

文學獎是特別好的事情,是對作者一種極大的肯定,各個獎項有不同的審美和評判標準,這個也很複雜,標準也始終在變化。

對於編輯來說,有時候跟作者是一樣的,要相信自己的審美,沒必要露怯,你能感知到作品的好,那麽它對你就是有效的,這個說起來很簡單,但實際情況比較麻煩,編輯可能總要考慮市場性,要去權衡和摸索,所以文學書不好做,大家多多珍惜,沒做一本純文學的書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氣。

還好我不涉及這個,古籍文獻裡,新的東西相對還是比較少,賣得好的就那麽幾種。

為什麽是小說?

羅丹妮:你在寫小說前,其實都有寫其他體裁文章的經驗,比如你以前寫樂評、書評,那你是怎麽開始寫小說的?或者說你覺得在這些不同的文體之間,有什麽不一樣?唐諾老師提到,他非常注意作家是否做到“只有小說能做到的事”,你怎麽看這個問題?

班宇:我寫小說的契機就是覺得寫樂評或者其他題材的時候,總覺得表述不太充分,不太夠,總想要在文本裡負載更多層次和意義,或者說,總想著把自己的真正的困惑拋出去,小說恰好能完美實現這一點,它是一個包容性非常強的問題,也在不斷進化,到現在仍舊沒辦法很好定義,這點讓我覺得有趣,並且放鬆。

唐諾老師這個說得非常好,因為現在很多影視作品做得也很出色,好像可以取代小說的功能。我前幾天看科恩兄弟的《巴斯特·斯克魯格斯的歌謠》,總共六個故事,做得幾乎就是很多短篇小說要完成的事情,故事講得也很好,片子本身不錯,但我看過之後,也仍不滿足,我在想它跟那些好的短篇小說,到底有何不同?

可能有一個回答,我覺得也許是小說不僅僅是在講故事,這個裝置始終是更為精密、複雜的,也更輕巧、自由,所傳遞出來的情緒也更微妙,影像是在創立、複製語言,小說卻可以抵達語言和一切事物的最深處,或者說,至少小說要勇於去做出這樣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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