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魯迅：形象更多元化，最明顯的是通俗化

2016年的一份大數據報告顯示，24歲至30歲年齡段的讀者對魯迅的關注度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逝世83年後的今天，魯迅仍擁有數量龐大的青年讀者。圖為李以泰版畫作品。（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5月16日《南方周末》）

名人效應體現在網絡流行的各種真真假假的魯迅語錄。文化工作者、魯迅之孫周令飛回應南方周末記者：人們不過是借此“刷存在、訴心聲、耍個性、玩幽默”，大可不必求全責備。

北京魯迅博物館（下稱魯博）突然上了“熱搜”。2019年5月5日起，為驗證各種“魯迅名言”是否真實，眾多網友湧入博物館網頁上的魯迅著作全編在線檢索系統，系統隨即一度崩潰。新媒體編輯黃泓心生好奇，試了很多次，只有兩次可以成功檢索。

黃泓平素用Kindle讀電子版《魯迅全集》，檢索便利，魯博的系統倒是頭一次聽說。有媒體稱，僅5月7日上半天的訪問量就高達870萬次。

檢索系統一朝出名，其實歷史相當悠久。一位不願具名的博物館工作人員說，其研發始於1980年代，1989年通過驗收。“那時候還是dos系統，286（電腦）的時候開發的。”該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電腦和互聯網尚未普及，檢索系統是單機版。

2007年，魯博將這套系統改造升級，架設在剛剛建立的官方網站上，位於“學術研究”子菜單內，並不起眼。魯迅著作全編、譯作全編和《魯迅研究月刊》三個子系統，囊括了當時已知的魯迅譯文和最新研究成果。

魯博正組織專家討論升級改造，希望原本為研究人員開發的系統能服務更廣泛的群體，徹底改造還需時日。它的意外走紅則始於微博。

一位微博網友為查證一句話是否出自魯迅，從而發現了魯博的檢索系統，又將這個發現“投稿”給另一位博主。一位粉絲超過400萬的科普博主以“魯迅說過的話大搜索”為由轉發這條微博，迅速引發關注，相關的微博話題閱讀量達到1.3億。

那位接到“投稿”的博主轉天才意識到，自己發出的消息居然這麽受關注。2017年就有教育博主發微博介紹這套檢索系統，但並未引發波瀾。實際上，2016年，今日頭條發布的魯迅文學大數據報告顯示，單今日頭條與魯迅相關的文章閱讀量就高達4.4億。

“在中國大陸，你只要受過小學中學教育，課本跟你的教師教材、課外讀物裡邊，一定有魯迅的作品跟魯迅的影響。”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吳俊說。他認為魯迅的作品如同《紅樓夢》，作為經典和權威已經進入當代知識領域和日常文化生活，大眾即便沒看過原著，也通過電視、廣播等渠道了解大概情節。

大概2005年時，有人送給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汪衛東一套光碟，可以在電腦上用關鍵詞檢索魯迅全集。他不清楚光碟由誰製作，也很少用到。他曾讀到高爾基的一篇小說，感覺魯迅似乎也有過類似表述，動手翻《魯迅全集》也沒有找到，找不到關鍵詞檢索，只好作罷。

兩位魯迅研究者都沒有用過魯博那套系統。而這位似乎遙遠、冷峻的大作家，在網絡時代突然顯現了龐大的讀者群。

他的文字每每在這種地方非常痛快跟閃光

買《魯迅全集》時，黃泓已經大學畢業了。雖然就讀於中文系，但他真正與魯迅相遇時已經是上班族，在工作之餘陸續讀完了魯迅的小說、散文和雜文。

那時黃泓跳過槽，依舊不習慣職場當中的逢迎拍馬和吹噓。“之前接受的很多東西，一夜之間都崩塌了”，他深感自己與周圍格格不入，“有困惑，有不解，但我不想拋棄中文系教給我們的那些東西”。

在最困難的時候，黃泓先重讀《四書》、程朱和王陽明。“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等語句給了他“一種精神向上的指引的力量”。

其後黃泓又轉向魯迅，發現這位現代作家延續了儒家士大夫的傳統。“在千方百計的辯駁之後，他其實是堅守住了一個道德的底線，並不是歸於虛空。”他認為，自己進入社會前欠缺魯迅傳達的透徹，“中文系隻教給我們那些真善美，但是它沒有教給我（認識）那些假大空”。

“只有認識了這些假的東西，你才會重新堅定自己的信仰，重新梳理自己的看法。”黃泓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自己閱讀魯迅那種“破而後立”的感覺。

主動閱讀魯迅，從中尋找精神力量，似乎是從學校轉向工作的人們的普遍選擇。前述報告顯示，24歲至30歲年齡段的讀者對魯迅的關注度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佔統計總量的44.95%。

黃泓欣賞魯迅複雜的性格，感到魯迅熱血，有時偏激但自省意識強烈。他在《記“楊樹達君”的襲來》講到，曾有一位精神失常的大學生闖入自己家，自稱是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楊樹達，索要錢財，言行冒犯。他沒看出闖入者的精神症狀，以為對方裝瘋搞破壞，是與自己作對的人派來侮辱恐嚇的，於是就此撰寫文章。

真相大白後，魯迅又撰文反省自己“太易於猜疑，太易於憤怒”，稱：“由我造出來的酸酒，當然應該由我自己來喝乾。”

在黃泓眼中，魯迅是一位感性和理性兼具的作家。他理性分析時不像說風涼話，可能自己全身心都投入進去了；他發表觀點時，又令人感覺非常冷靜和理性。“比如說《紀念劉和珍君》，他可能前一句話你覺得已經要出離憤怒了，但是他下一句話馬上又能夠壓回來。我覺得，真正最優秀的文學家應該是像這樣。”黃泓說。

最近半年，黃泓沒有讀魯迅，理由簡單——工作忙。他從一份清閑的工作換到了出版社，成天與書打交道。他需要讀其他書，打算有空了回頭再讀魯迅。

黃泓喜愛的一位大學老師用“沉潛”形容青年加繆，他把這個詞拿來形容重讀魯迅後的自己。自己因此更加冷靜、深刻，像魯迅提倡讀史尤其是野史那樣，嘗試從歷史角度思考問題，認識到當下發生的一切有其必然性，但也有改善的可能。

“你還是會有困惑。”黃泓清楚魯迅不是萬能藥，“他可能只是讓你自己心理建設上會有所幫助。”

黃泓偏愛魯迅的雜文，也愛《野草》，尤其是《題辭》。這些文字仿佛在告訴他：你覺得情況已經很糟糕了，其實只是你預先對這個情況抱著好的幻想，現在才會悲觀失望。“魯迅在這種絕望的地方看到希望，他的文字每每在這種地方會讓你覺得非常地痛快跟閃光。”

問我文學上的偶像脫口而出的就是他

方卓青遭遇到一些變故，向朋友們傾訴。“那你不是變成祥林嫂了？”母親提醒她。她覺得在理，但轉念一想，人在創傷後也許就是需要傾訴去獲得潛在的友誼，或者社會支持。

像很多同好一樣，方卓青在中學時期就集中閱讀魯迅。大概小學六年級時，她就以極優惠的價格從書店買到一套打折的《魯迅全集》。“如果你現在不看，以後肯定也用得上。”母親看來很高興。

書在家裡放了一段時間，方卓青上中學後開始隨意翻閱。一開始她隻對魯迅的小說感興趣，錢理群教授的演講錄《與魯迅相遇》讓她對魯迅的雜文有了更深了解。

讀魯迅的同時，方卓青也閱讀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一邊讀一邊用鋼筆認真地把喜歡的句子、段落摘抄下來。魯迅有些句子她反覆抄寫、誦讀很多遍，比如“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那時候我可能還不太理解這些話的含義，但是，我就覺得太朗朗上口了。”方卓青說。

開始背誦魯迅的課文，方卓青感覺遣詞造句有些奇怪，但非常簡潔有力，她很少見過。“他的那種風格，你隔好遠就能看出來。”

方卓青對魯迅的大部分閱讀都在課外發生，語文課對她來說只是應付考試，寫試卷時按標準作答，從不把課文當文學作品欣賞。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若是課文，她壓根不知道作者想表達什麽；當她不再應試，重新閱讀時，才真切感受到文中那種“這幾天心裡頗不寧靜”。

中學之後，方卓青沒有再集中閱讀魯迅。有時她會想到魯迅描寫的那些人和事，許多年裡似乎沒怎麽變過。

唯一讓方卓青不時有重讀衝動的是《呐喊》的自序，人生不同階段，常讀常新。她越來越能體會魯迅那憂思：“到底是什麽迫使他必須棄醫從文，讓他覺得不寫文章不行。我覺得可能每成長一點點，遇到的事多一點，我會更加理解他到底在說什麽。”

方卓青一直希望寫作，特別欣賞魯迅的一些寫作建議。有人曾問他怎麽寫好東西，他就寫了一個字：刪。“如果別人問我寫作上的偶像是誰，我可能就是脫口而出是他，或者是托爾斯泰。”

而真正落筆，方卓青不自覺地會向魯迅的創作觀念靠攏。“寫作只是他的一個工具，他棄醫從文，要去改變社會，要去改變心靈。如果當時有另外的方式可以改變人的心靈的話，他可能會選擇另外一種方式。”方卓青說，關鍵是真正地改變社會，真正地做事，方式並沒有那麽重要。

魯迅的觀念也影響到方卓青的審美。追求藝術革新的法國新浪潮電影、中國先鋒派小說都無法打動她，“不會成為個人閱讀史上比較重要的一筆”。

“在我非常年輕的時候，就能夠閱讀或者了解到這樣一個比較偉大的人，我覺得還是很幸運的。”方卓青認為，自己對魯迅不是“認同”，而是被“塑造”。“認同像是你碰到一個陌生人，你們有很多相似之處，你就覺得我好認同他。在我過了中學階段之後，我所成長出來的各種世界觀，我覺得是部分受到他塑造的，所以這並不是認同，這應該是有被影響的東西。”

“如果你還在思考，對社會還有觀察。那麽我想，自然而然，你都會接近魯迅的。你有一定的閱歷之後。閱歷不夠是不行的，閱歷不夠只能接受魯迅的某一個方面。”學者汪衛東相信，走近魯迅的決定性因素在於讀者本身而非互聯網，有效的因素包括閱歷、思考，關心社會，精神性比較強……具有這些特質的讀者，自然而然會接近魯迅。

“人們都喜歡名人跟自己親近”

從中文系本科一路念到現代文學博士，笛兒（網名）現在時常為閱讀類公眾號撰寫與現代文學有關的文章。她曾將魯迅與林紓、梅光迪等人的論戰改寫成微信對話。

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母親節，笛兒在一篇微信文章裡寫魯迅與母親間的溫情。魯迅母親喜歡張恨水的小說，他在報紙上“把張恨水一派罵得昏天黑地”，私底下還是掏錢給母親買張恨水的小說。

雖然笛兒讀魯迅時算踏踏實實，並未多琢磨，但意外積累了不少有趣的故事。用新媒體的措辭來說，她覺得魯迅“太有料了”，他“愛吃、愛玩、賺得多，朋友圈複雜，嫉惡如仇，打過口水仗的人特別多”。

大學老師講魯迅的日常生活，引起笛兒的興趣，她開始讀魯迅的日記和書信。兩件事讓她頗感意外：一是魯迅很愛吃，常下館子，在廣州時間不長，卻幾乎吃遍各大餐館；二是魯迅很溫柔，在北京時給鄰居家的小孩子買桂花元宵，對於這種昂貴的零食，孩子們本來都沒有念想。

在魯迅與許廣平的書信集《兩地書》中，笛兒發現了深情浪漫、很會說情話的魯迅。魯迅曾稱許廣平為“小刺蝟”，但類似親昵的表達並沒有出現在《兩地書》中。學者吳俊解釋，《兩地書》是魯迅在信件原稿基礎上親自抄錄、刪改過的，原稿更能體現出他生動豐富的心理活動。

從愛情角度切入魯迅，相當能引發大眾興趣。前述報告顯示，當時最受關注的五本寫魯迅的書中，趙瑜的《小閑事：戀愛中的魯迅》關注度最高。

“其實他就是個普通人。”笛兒總結道。這也是目前學術界看待魯迅的主流方式。吳俊表示，自1980年代錢理群、王富仁等青年學者開始，近40年中魯迅研究越發多元。

新媒體文章對魯迅做出比較通俗、活潑的闡釋更加方便，魯迅的某些特徵被翻譯成符合當下大眾文化審美的詞匯。比如他經常下館子可以說是“吃貨”，對別人都很好就是“很暖”；他擅長寫辯論和諷刺的文章，可以說是“懟人”和“吐槽帝”。這種闡釋當然存在誇張和誤讀的成分，笛兒清楚，需要“把握好度”。

社交媒體與網絡使大眾接收的魯迅形象更多元化，最明顯的是通俗化。笛兒認為，吸引大眾的正是這種新鮮又熟悉的感覺。“人們都喜歡名人跟自己親近，其實這跟現在明星接地氣一個道理。”

名人效應體現在網絡流行的各種真真假假的魯迅語錄。文化工作者、魯迅之孫周令飛回應南方周末記者：人們不過是借此“刷存在、訴心聲、耍個性、玩幽默”，大可不必求全責備。

學者吳俊認為，社交媒體對大眾趣味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教育系統。對包括魯迅在內的經典作家作品來說，網絡既存在碎片化閱讀和“淺閱讀”的危險，也大大降低了傳播和閱讀作品的門檻，其中利弊很難一概而論。

汪衛東則感到，從某種角度說，魯迅的語言很接近網絡語言。在言論活躍的網絡世界中，一些跟帖和回復的諷刺水準和語言能力相當不錯，他們也許會重新發現和欣賞魯迅雜文“罵人的魅力”。

“網絡這個時代已經是成為大勢了，你要改也不行，寧願看到它的好處，”吳俊向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們當代必須在網絡時代重建我們的生活，這個是肯定的，沒有別的路好走。”

南方周末記者 程涵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陳亞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