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關注經濟增長中的不確定性

　　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王一鳴

　　今年上半年GDP增長率實現6.7%到6.8%問題不大，但是下半年下行壓力會增大。因此，政府在政策上要有底線思維，特別是一些不確定性因素在增多，要有針對性地采取一系列措施。

　　當前應該關注經濟增長中出現的五個新情況：第一，基礎設施投資下行；第二，去杠杆的非對稱性加劇民營企業融資壓力；第三，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尤其是隱性債務問題；第四，房地產市場積累的矛盾增多；第五，居民部門杠杆率有所上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近日在參加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誠信公司共同主辦的“中國巨集觀經濟論壇2018年中期報告發布會”時表示，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平穩健康，經濟增長率實現6.7%到6.8%問題不大，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新情況，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構性去杠杆的基本方向，政策上要有底線思維。

　　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平穩健康

　　5月份巨集觀經濟數據出來後，引起了很多爭論。王一鳴表示，經濟形勢變化的邊際意義在增大。總體來說，供給端或者生產端數據相對穩定，但是需求端，包括投資和消費都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回落。這種變化是周期性變化還是趨勢性變化，是判斷未來經濟走勢的重要依據。

　　第一，2018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延續了去年以來的平穩態勢，而且在一些方面還發生了積極變化。從供給端來看，民間投資和製造業投資增速回升，民間投資增速擺脫了2016年、2017年以來相對低迷的態勢。今年前五個月，民間投資增長8.1%，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出2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回升很重要的是在製造業領域的投資回升，這兩個指標是有對應關係的，因為製造業領域民間投資仍然佔據主導地位，所以民間投資回升在一定程度上也帶動了製造業的投資增長。製造業投資增速明顯加快，表明市場依舊有信心，經濟增長依舊有內生動力。

　　第二，結構調整繼續向前推進，高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目前新舊動能轉換態勢表現良好；服務業保持了強勁增長；工業內部的高技術產業、裝備製造業，無論是增加值還是投資都在快速增長；今年前五個月，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增長85.8%，工業機器人產量增長33.7%，這些反映了產業端、供給端的一些積極變化。

　　第三，企業盈利狀況繼續改善。隨著去產能、去庫存、減稅降費政策的不斷落實，供需關係在繼續改善。產能利用率保持在高位，今年前四個月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較快，同比增長15%，在去年同期增長22.7%的基礎上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同時，服務業的營業收入同比增幅也比較大。

　　第四，金融風險防控取得初步成效。在加強金融監管、規範地方政府負債和企業效益回升的綜合作用下，雖然非金融企業部門的營業收入負債率並沒有下降，但是其資產負債率下降了。巨集觀杠杆率增幅趨緩，2017年4季度末，巨集觀杠杆率環比有輕微的下調，這也是2010年以來巨集觀杠杆率環比首次下調。同時，財政部正在清理PPP項目庫，地方的PPP亂象也得到了治理，未來低品質或者明股實債的PPP項目都會被清退。

　　第五，就業形勢繼續改善。無論是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還是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都在下降。當然這與勞動力的供需變化是有關係的，現在每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都在收縮，這大大減緩了就業壓力。

　　關注經濟增長中的不確定性和新情況

　　王一鳴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應引起高度關注。

　　從目前來看，外部環境的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美國。今年以來，全球經濟復甦態勢強勁，但是也呈現出分化的態勢。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經濟增長強勁，今年第一季度美國經濟增長2.3%，第二季度應該會高於第一季度數據；歐元區和日本經濟的表現並不好，呈現出分化的態勢。最近新興經濟體劇烈波動，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美元指數的上升造成了阿根廷、土耳其貨幣的大幅貶值，出現了經濟動蕩，土耳其也在申請IMF的援助。對中國來說，受多種不利因素影響，今年下半年出口部門的增速或將有所下降。這是外部的不確定性。

　　從國內來看，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內需增速放緩成為影響經濟最重要的因素。最明顯的影響是投資增速下降。2018年1-5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6.1%，較前4月增速回落0.9個百分點，而在十年以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長期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高的時候甚至達到20%以上，現在投資增速已經低於GDP增速。

　　在王一鳴看來，當前應該關注經濟增長中出現的五個新情況。

　　第一，基礎設施投資下行。今年前五個月，民間投資回升帶動了大量製造業投資的回升，房地產開發投資也在高位運行，但是，基礎設施投資回落幅度很大。這與去杠杆、清理規範地方政府債務、規範金融企業對地方政府融資行為有關。這也預示著在下一步政策調整上，既要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債務繼續增長，又要避免投資過快下滑。

　　第二，去杠杆的非對稱性加劇民營企業融資壓力。所謂非對稱性是指去杠杆對國有部門、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產生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民營企業的大部分融資，包括信貸，都是通過非銀行金融機構，或者銀行的表外和同業業務的管道獲得的。隨著各項監管措施逐步到位，大量表外業務將回歸表內，去杠杆加快了同業業務、表外業務等的收縮，這給民營企業融資造成了很大壓力，而且市場利率也在上升，融資成本在提高。

　　第三，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尤其是隱性債務問題。財政部的數據顯示，2017年末地方政府債務餘額接近17兆，這是法定債務，也就是明債。除了法定債務外還有隱性債務，但是隱性債務規模具體多大還沒有一個具體準確的數字。如果把隱性債務也考慮進去，地方政府未來的償債壓力會很大。同時，由於地區發展不平衡，現在有些地方由於償付能力不足，已經出現借新還舊，借新還息來接續債務，在融資環境收緊的背景下，這種隱性債務的壓力也在增大。

　　第四，房地產市場積累的矛盾增多。過去，房地產市場調控主要是從需求側發力，通過抑製購房需求調控房價，但是供給側用力不足，因此，在很多地方出現了供需背離的現象。政府通過限購、限售、限價等行政性舉措調控房地產市場造成市場的扭曲越來越嚴重，最典型的是一二手房價的倒掛。房價倒掛以後，很多原本不需要房子的人，為了追逐利益，也去申請購買房子。當前的房地產市場調控處於兩難的境地。

　　第五，居民部門杠杆率有所上升。有數據顯示，我國居民部門的杠杆率已經達到了49%，這就說明居民部門負債率已經很高了，而居民部門負債中70%的債務來自房貸。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房貸或者居民部門的債務對消費有擠出效應。

　　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結構性去杠杆

　　展望全年經濟走勢，王一鳴預測，今年上半年GDP增長率實現6.7%到6.8%問題不大，但是下半年下行壓力會增大。因此，政府在政策上要有底線思維，特別是一些不確定性因素在增多，要有針對性地采取一系列措施。

　　一是要妥善應對各種可能的貿易摩擦。應對貿易摩擦最主要的是要穩定預期，這是巨集觀政策的基本取向，不要輕易改變。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結構性去杠杆的基本方向不變；同時也要有底線思維，要做好各種預案，有針對性的采取一些措施。

　　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下半年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很多事情很難預測，所以要提前準備好預案。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再繼續擴大投資規模，而是應該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同時可以研究建立企業補償機制，強化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建立職工培訓和再就業機制。

　　三是堅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取向不變。過去這兩年去杠杆取得的成果來之不易，不能因為市場有些反映就輕易調整政策取向。但是，政策的鬆緊搭配是可以做相應調整的。現在貨幣政策有些偏緊，而“穩健中性”並不意味著偏緊的貨幣政策。偏緊的貨幣政策對去杠杆並不會產生積極效應，因為市場利率提高以後，會進一步提高企業的債務規模和負債壓力，所以在穩健中性的基調下，要把握好貨幣政策的節奏和力度。

　　四是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破除無效供給，加快處置僵屍企業方面，要加大力度。現在僵屍企業處置儘管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還沒有達到理想狀態。“債轉股”落地的進程也不是很明顯。當前應該明確國有低效資產的價值評估和銀行不良債務的處置原則。國有資產債轉股過程中資產如何估值？如果按照原有的框架進行評估會擔心國有資產流失，怎麽讓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有積極性去債轉股？上世紀90年代後期的“債轉股”主要采取政策性手段，由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來承接企業債務並且轉化為股權，現在主要采取市場化的手段來進行，如何使銀行有積極性承接這些股權？這些問題在政策上還需要進一步研究，關鍵是建立相應的補償機制。

　　五是在培育新動能方面要繼續加大力度。我國仍然存在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所以要強化創新。強化創新主要依靠產權激勵，產權激勵是最好的激勵方式。怎麽實現產權激勵？上海、浙江、重慶、成都等地已經開始實踐，將科研人員的腦力勞動投入和資金設備的投入作為共同投入，科研人員分享形成的成果的產權。知識產權法規定，職務研究成果歸部門所有，部門歸國家所有。現在有些地方已經在嘗試確權，在研發活動開始前首先分割確權，成果出來後，科研人員佔多少產權，實現產業化後分享多少收益，這是個重大突破。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提到，“探索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這種新提法是一個重大的突破。以前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主要的作法是對科研人員進行獎勵，但是產權和獎勵的激勵作用完全不一樣，這個突破可能會帶來科技生產力的重大轉化，是一次解放生產力。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從主要依靠傳統生產要素投入的階段進入到越來越需要人力資本和技術科技投入的階段，我們需要解放新的生產力。

　　六是保持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穩”是當前的主基調，在穩的基礎上推進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包括多主體供給，土地是不是需要由地方政府壟斷，現在正在探索；多管道保障，是不是只有房地產商才是房子的供應主體；租購並舉，改變租購失衡的狀況。政府應該持續推進房地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土地制度問題。例如，宅基地能不能擴大流轉範圍，置換為城市建設用地？增加城市建設用地，農村集體經營建設用地能不能同權同價入市？這些都是未來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

　　七是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過去在經濟追趕階段，政府為了集中有限的資源來達到產業追趕的目標，所以長期實施產業政策，對特定產業給予相應的扶持。這種產業政策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曾經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副作用。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們自身已進入到國際的前沿地帶，這個階段，創新需要不斷試錯，試錯主要依靠企業和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創新、沒有競爭就沒有效率，沒有競爭也沒有高品質發展。所以，打破壟斷、放寬準入、鼓勵競爭，這是未來產業發展的一個主基調。在制度上，要建立公平競爭的審查制度，政府頒布的檔案、法規都要經過公平審查，為市場競爭營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生態環境。在這種環境下，中國的創造力，每年800萬高校畢業生的創造力，一定會釋放出來，進而把中國發展推向更高的水準，確保中國經濟進入高品質發展階段。

　　本文來源：《經濟參考報》

　　(本文作者介紹：研究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巨集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