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劉以鬯的香港敘事

劉以鬯（1918年12月7日—2018年6月8日）

導讀：像維多利亞港四月的濃霧，你看不清楚的，劉以鬯用文字幫你梳理，我們像在走一個沒有目的的旅程，若你跟著他走一回，你會恍然知曉，某種屬於香港的、個人的一段心路，似遠還近，似模糊卻清晰。

作者：張家瑜，多家媒體專欄作家，曾是地理雜誌記者、電視台編審，喜歡旅行、喝咖啡、讀書觀影看人。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仿佛隔著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他能衝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

這是電影《花樣年華》最後打出的字幕，那一年，是千禧2000年，我在尖沙咀看這部片的首映，我不知道劉以鬯先生有沒有坐在王導旁邊看這部電影，但是，那非常醒目的對劉以鬯先生的致謝字句，打在如走馬燈的螢幕上，卻是觀眾不會錯過的。

是的，許多人初識劉以鬯先生，都是因為王家衛。王家衛的《花樣年華》的敘事靈感，取材於劉以鬯的中篇小說《對倒》。

2018年6月8日，劉以鬯先生逝世，享年99歲。

王家衛除了在個人微博貼文，以電影《2046》借用《酒徒》內文字的一句：“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悼念劉以鬯先生，後來亦發表感言：

“很婉惜。劉以鬯老師的離去象徵了戰後南來作家在香港異地開花之時代的終結。香港為這一代的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一席之地，容他們在此開花結果。再一次對相繼離世的饒宗頤大師、林燕妮女士以及劉以鬯先生這些前輩致敬。”

王導曾電影專書中提到：“ 我對劉以鬯先生的認識，是從《對倒》這本小說開始的。‘對倒’的書名譯自法文‘tête-bêche’，是郵票學上的專有名詞，指一正一倒的雙連郵票，對我來說，它不僅是郵票學的名詞或是小說的寫法，它也可以是電影的語言，是光線與色彩、聲音與畫面的交錯，甚至可以是時間的交錯，一本一九七二年發表的小說，一部二千年上映的電影，交錯成一個一九六零年的故事。”

而之後的2046，亦被稱深受劉以鬯的另一本小說《酒徒》所影響。

劉以鬯原名劉同譯，1918年12月7日生於上海，1948年來港定居，中間曾在重慶、上海、新加坡等地當報紙副刊編輯，以及雜誌社、出版社的總編。他曾主編《香港文學》月刊十五年，直到2000年才換手。他17歲就發表小說《安娜·芙洛斯基》，30歲定居香港後，寫小說、散文和評論。他的一生，和文字為伍，是那時香港報紙，副刊編輯也是作者，那年代，香港報業發達，副刊受重視，武俠小說、言情的、情色的，百花其放，有名的作家都在各家的副刊有一個連戴專欄，一天交出萬字稿子沒有問題。他一直到出版社經營不下去，才正式以寫稿為生。

像《花樣年華》的周慕雲，俯桌疾書的專注模樣，看來也是拿劉以鬯先生做人辦。最初的原型就來自這個寫稿佬。幸而，劉以鬯先生也寫小說，他的《對倒》就是發表在星島日報上，但書出來了，印數不多，他也擔心可能絕版後再不見天日，他自己說：“香港報紙的負責人多注重經濟效益，刊登的連載小說必需有離奇曲折或纏綿悱惻的情節去吸引讀者追讀，像對倒這樣沒有糾葛的小說，縱有新意，也不能得到報館方面的讚許。”所以寫了一百多天，11萬字，就自動結束了。

《花樣年華》劇照

那是1972年，他採用的新穎手法與敘事氛圍，沒人欣賞鼓掌，但近五十年後的今天，《對倒》和他的《酒徒》這兩個最受注意的小說，已經成為香港甚至華文文學史一個非常重要的條目，而他，不僅是香港書展及文學節第一屆年度文學作家，成為各地文學討會的討論重點，他已然是香港文壇最備受尊崇的前輩。

時間很殘酷亦很公正，它淘汰了那時在香港副刊眼花撩亂的各式書寫，隻留下幾個可以留名的人物，劉以鬯先生在香港純文學的地位崇高，所有知名的作家與評論者皆因他小說的創意與打破傳統敘事，而視為先鋒。他比那時代的香港文學走前了好幾步。也斯、羅貴祥、黃淑嫻、董啓章、許子東甚至導演杜琪峰，他們在劉以鬯先生的專書：《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劉以鬯全卷》皆立文以讚之。他的小說讓我們可以寄居於夢想或回憶之中，而不受鄙視；可以做為一個邊緣者，而更清醒；可以讓香港的主流書寫，終於承認這也是一種香港的面貌、香港的描述，甚至更具審美觀與歷史感。

像《對倒》，以一個老男人淳於白和一個少女亞杏的故事。描寫一對互不相識、毫無關係的男女，男的已經老去，女的則正值青年少艾，他們在一個晚上不約而同地來到旺角，並排同坐看同一場電影，然後又分開了。當天晚上，兩人都做了一個綺夢，男的夢見自己變回年輕時的樣子跟少女做愛，女孩則夢見跟一名英俊的男子做愛。兩人雖然無法滿足現實，卻皆滿足了幻想。一正一負，兩線平行的敘事手法，是現代主義也，是虛無的描寫，而以他們兩人眼中所見的七零年代的香港，如此細致而真實，他們是本雅明所說的遊蕩者，他們擷取著香港的巿井街廓，一個只剩回憶，一個充滿夢想，如此錯倒並無所意旨的小說，看似空幻，卻以空幻填滿了空幻。

劉以鬯的另一本同具名望的小說《酒徒》，被稱為香港，甚至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發表於1962年，它是一人的獨白，裡頭四十二章節，長的一章有近萬字，而短的只有十二個字。劉以鬯先生彷彿走得太快，在那時已完成前衛的新局面，讓後來者嘡舌無語。酒徒的自白，像一首首短詩：“我必須拋棄過奢的欲望，讓過奢的欲望，變成樹上的花瓣，風一吹，樹枝搖曳，飄落在水面，慢慢向前流。我必須忘記痛苦的記憶，痛苦的記憶變成小孩手中的汽球，松了手，慢慢向上升……”

《酒徒》劇照

另外《打錯了》《香港居》《吵架》《我與我的對話》和散文《錯體郵票》《尖吵咀鍾樓》……這些文字與場景，經過了幾十年，與所有的現代香港文學幾乎相應相叩，毫不違和。

他的現代主義、他的文不載道，在1960年代的殖民地香港，結合而成一種異國的特殊情調。我看劉以鬯先生的小說，好像看一部部法國新浪潮電影，楚浮、高達、侯麥、馬盧的影像，都移植到香港這個擁擠而匆忙的城巿，那些可以說的不可說的感覺與情意，都沉浸在深深的海底，像維多利亞港四月的濃霧，你看不清楚的，劉以鬯用文字幫你梳理，我們像在走一個沒有目的的旅程，若你跟著他走一回，你會恍然知曉，某種屬於香港的、個人的一段心路，似遠還近，似模糊卻清晰。

這是九十九歲的劉以鬯先生，予香港文學最好的禮物，予文學最誠摯的敬意。